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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1 20:52:25瀏覽2562｜回應0｜推薦1 | |
| 具體詩（Poésie Concrète），1950
在今天詩的功能已具有批判性；暗示性的語彙強調它所激起欲結合之概念的角色，但是如果詩總是兼具實現與傳遞，像是在50年代初，「具體詩」的降臨，那麼一些事物將被改變。在伯恩（Berne）, Eugen Gomringer 援用馬拉美（S. Mallarmé）1953年的術語「光彩奪目」（Konstellationen），即探討在須庾間出現一堆絢爛的詞所產生的特殊創造性動力。同一時期，在聖保羅（São Paulo）Noigandres團體（Augusto Haroldo De Campos Decio Pignatari）在第20期的 “Canto” 雜誌揭示他們的團體名稱，並且發表他們對於詞語在語義學所受到內容上的局限以及不足之處。 Augusto de Campos 的 “Poetamenos”（1953）的概念，則是直接吸收自Anton Webern 的 “Klangfarbenmelodie”，還有Pound 的 “Cantos” 之表意文字的技法 ─ 這個團體之具體的結果，可謂同時將S. Mallarmé, J. Joyce 和E. E. Cummings去蕪存菁的整合在一起。 在斯德哥爾摩，終於Oyvind Fahlström 發表了他的宣言 “Hätila Ragulpr På Fåtskliaben ─ Manifest för Konkret poesi”（1953），探討創作一首詩當作結構性的物體，當說一種語言，做具體的材質，就像Pierre Schaeffer為「具體音樂」（Musique Concrète）所製造的噪音。 解構的出現，對詩而言變得十分重要，這呈現另一種強有力的語彙法則，以及在對話中的傳播。中文提供了有關詞語類型唯一的關係句法的純粹例子；具體詩拘束於標點法，或者相反的只是以標點法呈現，就像諾貝爾獎（1960）得主Carl Freidrick Reuterswärd一樣的手法；語言可以分成兩部分，而且變成對自己本身的闡述；裝飾性的質感，研究印刷字體，留下了一個被沿用的語言材料的位置，就像透過它的佈局安排的創作，猶如透過它敏銳語言空間的意義（書寫類型）。 標幟與文章的「發聲」提供了無數的例子告訴我們，可以僅僅是字母的單獨呈現的語彙性；物體和機械類型的語彙在60年代，像動力藝術（Art cinétique）亦復如此，這一再說明一部作品或一篇文章，是具有無盡的潛在可能性。結構詩，組合詩，圖樣詩（Pattern Poetry）：有關以語言學（音素、意群）為素材的作品，以及有關插圖素材（印刷物類，像字母印刷體）也因此能夠提供實現視覺性和聲音性的樣貌。 代表的藝術家有： Dieter Roth, Ernst Jandl, Jiri Kolar, Pierre Garnier, Julien Blaine, Emmett Williams, J. F. Bory, Ian Hamilton Fin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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