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台北市教育局於去年十二月舉行零體罰宣示大會之後，教育部日前也於全國教育局長會議上重申嚴禁教師體罰學生，若有違反，將予以記大過處分。多數基層教師看到這樣的宣示，心中難免會有這樣的疑問，教育行政部門難道只會宣示嗎？落實零體罰豈可光說不練？

    必須承認，現階段人人喊打的體罰問題，在過去卻曾經是家長管教孩子或教師管教學生的方式之一，然而，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多元，體罰作為一種管教方式也漸不見容於社會，時至今日，仍以體罰管教學生的教師也絕對是是少數中的少數，部分媒體實不應將零星的體罰個案片面擴大解釋，甚至把絕大多數認真且未曾體罰學生的老師連帶都污名化了。

    究竟誰應為體罰問題負起責任？少數嚴重體罰學生的老師固不待言，手握資源的教育行政部門又何嘗沒有責任？事實上，體罰問題有其複雜之結構性因素，諸如不打不成器的傳統文化作祟，或由於行政支援系統嚴重不足等原因，更別提現階段連管教與體罰之界線都還有討論空間，在這些因素未能進一步釐清或相對獲得解決之之前，將所有壓力與責任歸諸教師並不公平，也無助於落實零體罰。

    不過，筆者也完全同意，要達到零體罰的理想，教師首應提升專業輔導知能，以更為專業有效的方法管教學生，而這也是教師組織長期努力的方向。相較於此，主管機關與其一再地宣示不得體罰，甚至把所有責任歸於教師，莫如正視體罰存在的原因，加強向家長與教師宣導，並協助釐清管教與體罰之爭議。

    其實，現階段的體罰問題，有一部份原因應為教師管教權曖昧不明所致，準此，有關「管教權」與「管教程序」法制化方面應是修法重點。筆者建議，有關「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訂定，宜應回到教師法修法前之規定，即由教育部統一訂定，如果連教育部都定不出有效可行的「教師輔導與學生管教辦法」，要求各中小學自訂辦法豈非緣木求魚？另教育部在訂定辦法時，則應注意「管教權法制化」與「訂定法定管教程序」兩大重點，若能如此，相當程度上必能協助學校與教師減少管教與體罰之爭議。

    此外，由於主客觀環境與支援系統相對優勢，高中職鮮少出現體罰相關問題。教育部應擬具修法版本，齊一「國民教育法」與「高級中學法」、「職業學校法」對於學校設置輔導室與輔導教師之相關規定，具體改善國民中小學的資源，進而落實校園零體罰政策。

    總而言之，要達成零體罰的理想尚有許多努力空間，而「宣示」顯然是最沒有實效的方法，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如有誠意推動零體罰政策，可別光說不練才好。（20050323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