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透過媒體報導，校園體罰事件廣為各界關注。為消弭不當體罰，台北市教育局於十二月十七日舉行零體罰宣示大會，要求北市二百八十餘所各級學校校長出席，並簽署「台北市教育人員零體罰共同約定」，會後還要各校長把立約書帶回讓全校教師簽署，同時接受教育局核備。教育局表示，有些學校僅以記申誡、警告來處分不當體罰學生的教師，有姑息嫌疑，未來將規定若體罰屬實，教師一律記大過處分。

    筆者完全理解北市教育局落實校園零體罰的用心，但我們也必須指出，這樣的宣示大會與強制要求校長教師簽署所謂零體罰立約書，實無助於解決體罰問題。至於「體罰屬實教師一律記大過」的說法，在本質上更是以行政權侵犯各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的法定職權，恰恰是違反民主法治教育的作法。

    筆者之所以如此甘冒不諱，實在是看到多數媒體在報導所謂體罰事件時，並未能深入討論體罰形成的結構性原因並提供解決之道，進而將所有的壓力加諸於老師，甚至藉此把大多數沒有體罰的教師連帶一起污名化了。

    必須承認，或由於不打不成器的傳統文化作祟，或由於行政支援系統嚴重不足，甚至於法治精神尚未能於校園生根，體罰確實是過往不少台灣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時常用的方式之一，然而，近年來隨著威權體制的崩解與民主化，體罰作為一種管教方式也漸不見容於台灣社會，基本上，仍然以體罰方式管教學生的老師也絕對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部分的老師也都願意以更為合法有效的方式輔導與管教學生，當然各界願意共同關注校園體罰問題絕對是一種人權上的進步，但是把全部的責任與壓力歸諸於教師，不僅不公平也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體罰問題。

    形成體罰的主要原因除了傳統文化與校園民主法治遲遲無法落實外，筆者以為，教師輔導管教學生之權限與體罰之界線模糊亦是主因。「教師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雖然明訂，「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規章則享有專業自主」；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亦指明，教師有「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惟查相關教育法規，並未對於教師輔導管教的權限與體罰之定義作進一步明確之規範，特別是在原教育部訂定之「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隨教師法修法於民國92年10月16日廢止，並改由授權各校校務會議自訂後，有關輔導管教與體罰的爭議更是莫衷一是層出不窮。

    進一步看，不論是各校自訂的辦法，或原教育部的「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表面上確實賦予了教師依專業判斷管教學生的空間，但缺乏具體可操作之輔導管教策略與作法亦是事實，也由於教師管教學生之權限不明，兼以各界對於體罰之定義恐亦不一致，親師之間也因此衍生出許多糾紛。事實上，儘速釐清相關爭議，不僅有助於老師的教學與管教，亦符合許多望子成龍成鳳的家長之期待，筆者曾多次與家長討論有關體罰問題的看法，一如預期，多數家長表達了反對教師體罰學生之立場，但也有相當比例的家長更擔心，動輒得咎的老師是否從此選擇明哲保身而不再認真管教他們的子弟？

    主管機關與其一再地宣示不得體罰，甚至把所有責任歸於教師，莫如正視體罰存在的原因，加強向家長與教師宣導，並協助釐清管教與體罰之爭議，好讓親師生有所依循，此外應以更積極的作為尋求根本解決，例如，落實「國民教育法」第十條，「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輔導室得另置具有專業知能之專任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之規定，依法設置增加各校專任輔導老師，以真正減輕勞動條件瀕臨極限的教師在面臨管教問題時的壓力。

    最後，必須藉貴報再予澄清的是，有關教師組織對於體罰的立場，包括全國教師會與各地方教師會不止支持校園零體罰的訴求，更透過組織教育訓練不斷向會員呼籲：要以更專業的方式管教學生。另外有關因體罰衍生的所謂不適任教師處理問題，教師會向來之主張就是毋枉毋縱及依法定程序議處，只要事證明確，各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即應依情節輕重懲處，嚴重者甚至應送「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審議，完全沒有所謂「師師相護」的問題，這也是我們認為應尊重各相關委員會法定職權而反對「體罰一律記大過」的根本原因。

    減少結構性體罰，教師、家長與教育行政都有其責任，惟從「台北市教育人員零體罰共同約定」一案觀察，教育局走得顯然是一條看似面對實則迴避的路。（20050105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