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是偽科學嗎？
——無政府主義認識論視野中的另類醫學

                    蔣勁松

       白血病孩子能否讓“巫師”治療？   

著名科學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作為無政府主義認識論的宣導者，一向堅持多元文化觀，反對科學沙文主義。為此，T.蒂貝茲教授向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果他有一個孩子被診斷有白血病，他會指望他的巫術醫生朋友呢？還是指望斯隆?凱特琳研究所呢？” （[1]，235）人命關天，無法狡辯，他會如何應對這一質疑呢？ 
　　費耶阿本德沒有回避這一棘手難題，並做出了大多數人意想不到的選擇。他針鋒相對地回答說：“用他不太準確的話來說，我可以指望我的‘巫術醫生朋友’，而且許多其他加利福尼亞人也會這樣做，他們對科學醫學的體驗絕不是令人鼓舞的。……許多婦女拒絕醫生要她們切除乳房的建議，而去求醫於針灸、信仰療法醫生、草藥醫生，並治癒了疾病。許多患有所謂不治之症、其中包括白血病的小孩的父母們沒有放棄希望，他們請教‘巫術醫生’，使他們的孩子疾病痊癒。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是我向他們中的一些人提出建議的，我還追蹤了其他人的命運。”（[2]，205-206）
　　近代以來，西方科學技術一統天下，各種地方性知識紛紛式微，少數倖存的傳統苟延殘喘，有的只能作為非物質世界文化遺產接受保護。在此背景下，中醫仍然頑強生存著，並能傳播到西方國家，逐漸獲得認可，堪稱奇跡，值得探究。然而，在這方面國內科學哲學界的系統研究並不多見，在少數否定中醫者的無知叫囂面前，中醫界的辯護由於缺乏科學哲學的話語，難以說服主流學界。而國內某些科普人士甚至是把中醫當作偽科學來批判的。費耶阿本德對另類醫學的看法，對於我們如何看待中醫，今天如何從事科學傳播頗具啟發意義，值得關注。

親身的體驗與反思

　費耶阿本德在普遍歧視另類醫學的西方語境中，別具隻眼，對基於近代西方科學的主流醫學模式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並旗幟鮮明地肯定包括中醫在內的另類醫學傳統的價值，這跟其獨特的親身經歷大有關聯。費耶阿本德曾在“二戰”中受傷，子彈留在腰間沒有取出。這不僅造成他終身跛足，而且還給他帶來了各種疾病和難以忍受的痛苦，雖經多方就醫，效果卻不佳。後來，費耶阿本德在美國加州伯克利任教時，有緣接觸到另類醫學。另類醫學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他的痛苦，同時還幫助從“他者”的角度重新審視近代西方科學醫學傳統，成為他提倡科學與非科學傳統平權的多元文化觀的重要思想資源。
1975年，費耶阿本德感到身體不適，體重減少，並患有雙重視覺、胃痙攣，還曾暈倒在倫敦的大街上。從全科大夫那裏得不到什麼幫助，他便求助於專科大夫，接受了三個星期的各種檢查：X－射線、催吐劑、灌腸劑，可這一系列檢查下來卻讓他感到情況更糟。因為，西方科學所謂“客觀”的檢查結果，與他主觀的感覺完全相反。“結果：陰性（這是一個美妙的悖論：你病了，去看醫生，他使你感到更糟，但他說你很好。）”這讓人不禁懷疑所謂“客觀”、“科學”的檢查結果究竟有何意義？（[2]，137）
　　幸好，費耶阿本德不是一個科學主義者，“不受至死效忠於科學的限制”。他開始尋找科學之外另類醫學的幫助，其中包括草藥醫生、信仰療法醫生、針灸醫生、按摩師、催眠術士等等。按照既有的科學醫學見解，這些人都是江湖騙子。然而，費耶阿本德卻有不同的看法。
　　他說：“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們的診斷方法。沒有給身體帶來疼痛的干預。其中許多人根據脈搏、眼睛和舌頭的顏色、步態等等提出了有效的診斷方法。（後來，讀到為針灸提供哲學基礎的《內經》時，我發現在中國這是有意識的：必須要尊重人的身體。這意味著必須要發現一些不損害它的尊嚴的診斷方法。）”（[2]，137）顯然這與西方醫學複雜、費時、昂貴而且常常給病人帶來痛苦的科學檢驗的診斷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另類傳統的醫生告訴費耶阿本德說，他很久之前就已罹患重病了，這與他的主觀感受相同。這位醫生計畫先治療一下試試，觀察有無反應，如有反應，再繼續治療。結果，“第一次治療以後，我感覺很久以來沒有這麼好的感覺了，還有身體上的改善，慢性痢疾停止了，小便變清了。我的‘科學’醫生們從來沒有做到這一點。他是怎麼做的？就是簡單的按摩，我後來發現，這種按摩剌激肝和胃的針灸穴位。”（[2]，137）接下來的治療包括進一步的按摩、脈搏和血壓控制、飲食調整以及足部護理等。[3] 在伯克利，他有一位信仰療法醫生和一位針灸醫生，通過這樣的治療，他慢慢恢復了。 
　　費耶阿本德在與人論戰時曾誇張地說，在親身比較了另類醫學療法和西方“科學”醫學的實效後，他一直像躲避瘟疫一樣地躲避“科學的”醫生。（[1]，222）

對科學醫學的批判

　與對另類醫學的欣賞形成對照，費耶阿本德對西方占主導地位的科學醫學批評甚多。他說：“醫學科學現在變成了商業，它的目的不是恢復病體的自然狀態，而是製造一種人工狀態，不需要的成分在這種人工狀態中不再出現。它在外科手術領域中獲得了成功，但碰到機體平衡失調如某種形式的癌症時，它幾乎完全沒有用處。”（[1]，198）
　　然而，由於科學醫學對自然固有的不信任，對科學優越性的自負，以及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人和自然的決心，它總是熱衷於外科手術。成千上萬的婦女原本可以依靠簡單的按摩、特種飲食、針灸和草藥治癒疾病，現在卻被迫割掉乳房。費耶阿本德認為，現代科學醫學在許多方面如此無能，但卻能瞞騙公眾，主要是由於下列4 種原因：
1，現代科學醫學規定了自己的標準。如果接受了它的觀點，人們會認為，接受了現代科學醫療，不管最終命運如何，即使勉強拖著腳步行走，只能由藥丸、注射劑、腎透析機器來維持生命、身體因手術而殘缺不全等等，都是能夠得到的最好結果，他們因此而對現代醫學感激涕零、無怨無悔。
2，科學醫學面對許多難以治癒的疾病，總是可以將自身的缺陷歸罪於社會投入不足，通過不斷描繪美好前景，向社會索取更多的研究資源。我個人認為美國當年耗費鉅資的“向癌症宣戰”計畫，就是這一現象的典型代表。
3，民眾信賴科學醫學，與科學時代民眾對於新發明的愛好密切相關。實際上，科學醫學所使用的許多機器都是不必要的。但是，複雜儀器和“客觀”資料，給民眾一種“科學”、可靠的感覺，帶來心理上的安慰。 
4，“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現代科學醫學缺乏必要的外部檢查。我們擁有可以揭露它的所謂成果的傳統，卻不允許它們起作用：以科學的方法殺人是合法的，而以非科學的方法治療則是非法的。”（[1]，199）在西方國家，現代醫學在法律上的壟斷地位，使得它缺乏競爭對手，患者無法在不同傳統之間進行公平比較，難以認識科學醫學的不足；即使認識到了，也仍然只能接受它的服務，因為法律上另類醫學的空間過於狹窄。
　　費耶阿本德指出，許多人信任醫生就像信任早先的牧師一樣。“但醫生可能做出錯誤的診斷、開出有害的藥、施行有害的手術和X-射線治療、因為最輕微的病因截肢，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無能，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細心並且至今可以不背謀殺的罪名，另一方面是因為科學革命之後所形成的醫學職業的基本意識形態只能對付人體的某些有限方面，但它還是企圖用同樣的方法來解決一切方面。而實際上，誤診的醜聞如此之多，以致醫生自身現在建議自己的病人不要滿足于一次診斷，而要多方求醫並監督他們的治療。”（[2]，97）
　　費耶阿本德認為，多方求醫的適用範圍應該擴展到另類醫學，因為“問題也許不是一個醫生的無能或一群醫生的無能，問題也許是整個科學的醫學的無能。因此，每一個病人都必須監督自己的治療，正如必須允許每一組人或每一個傳統去判定政府想在他們中間實行的計畫一樣，如果認為這些計畫不恰當，就必須能予以拒斥。”（[1]，104）
科學醫學向以複雜難懂著稱，但費耶阿本德認為，其中不乏醫學共同體自我神化以自高身份的原因。“戰時，美軍急需醫生，醫學教育可以銳減到半年（然而，這種腳本早就佚失了。科學在戰時可以簡化。在和平時期，科學的威望需要高度的複雜性。）”（[4]，267）

另類醫學的價值與中醫的啟示

　費耶阿本德認為，科學醫學在現代西方社會中占主導地位，並不是科學醫學在方法論上比另類醫學優越的結果，毋寧說是因為在與另類醫學競爭中，社會環境比較有利，科學醫學受到了規則的偏袒。新中國建立以後中醫藥的復興，打破了近代西方醫學對於中國醫學教育和研究的壟斷。出乎許多西方批評者意料之外，“這種由政治強加的二元論在中國和西方都已導致了一些極其令人感興趣而又困惑的發現，使人認識到存在一些診斷效果和手段，它們是現代醫學所無法重複的，也是現代醫學尚未加以解釋的。這就暴露了西方醫學中有相當的空缺。沒有人能指望，慣常的科學方法終將找到一種回答。”（[4]，28）
“慣常的科學方法”首先將草藥合劑分析為化學成分，然後確定每個成分的特異功效，再根據各個特定的功效來解釋對一個特定器官的總功效。費耶阿本德指出，這一還原論的進路系統地遮蔽了系統整體湧現新特徵的可能性，即草藥以其整體改變整個機體的狀態，正是整個機體的這一新狀態而不是草藥合劑的某一特殊組分治癒了疾病。他認為，中醫復興的案例昭示了：“只要給非科學的意識形態、實踐、理論和傳統以公平的競爭機會，它們就可以成為有力的競爭對手，就可以揭露科學的重大缺點。”（[1]，110）
　　這裏知識是因觀點的增生而獲得，即引入與主流理論不一致的觀點或“狂想”，會促進知識的進步。費耶阿本德認為，理論具有事實發現功能。“不僅每個單一事實的描述取決於某個理論（它當然可能迥異於被檢驗的理論），而且也還存在一些事實，如不是借助於被檢驗理論的可取的替代理論，就不可能揭露它們，並且一旦排除這些替代，它們就成為不可得到的了。”（[4]，25）所以，“同充分確證的理論相矛盾的假說供給我們的證據，是任何別的方法都得不到的。”（[4]，12）費耶阿本德提倡要永遠保持心靈的開放，不應該固守任何現成的意識形態或者方法論準則。 
　　更值得注意的是，而且這種增生並非是科學醫學界內部自發產生的，而主要是科學共同體之外的力量強行引入的。這說明科學共同體的自主性並不絕對，外部勢力介入到科學研究的具體內容和研究路線並非一定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因為，“沒有理由認為科學這個研究綱領不能歸併到自由社會這個研究綱領之中，並發生適用範圍的變化，因而重新予以定義。”（[1]，107）這就意味著，在科學建制的層次上，科學也應該保持開放。
　　在費耶阿本德看來，中醫復興的另一個啟示在於外行可以對科學做出重要貢獻。“……中國共產黨人強迫大學重新接受傳統醫學，因而開創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線，但是他們對複雜的科學醫學只有極少的知識。”（[1]，94）因此，永遠都不要以知識水準來排斥外行的探索和貢獻。
　　他認為，另類醫學傳統對於西方近代科學醫學具有不可抹殺的歷史貢獻。他說：“醫學受益於草藥學、心理學、形而上學、女巫的生理學、接生婆、詭計多端的人和江湖藥商。眾所周知，16世紀和17世紀的西方醫學科學雖然理論上很充分，但在疾病面前卻毫無用處。像巴拉賽爾蘇斯這樣的革新者轉而求助於早先的思想並改進了醫學。科學到處被非科學的方法和非科學的成果所豐富，而經常被視為科學本質部分的程式卻被暗暗地放棄或取代了”（[1]，113-114）
　　近代科學昌明以來，人們往往認為西方近代科學才是對世界的正確認識，其他另類醫學傳統雖然也可能治癒某種疾病，但那不過是經驗總結而已，其理論是完全錯誤的。中國近代以來有人提出要“廢醫存藥”或者“廢醫驗藥”，就是這一偏見的具體表現。費耶阿本德反對這類偏見，他認為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並無截然區別，科學也可以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對付一種特定的真實客體，通常有不止一種實踐，而是有許多種實踐。在醫學中，我們有西方的科學方法（它產生於17 世紀的科學向人體領域的可疑擴展），還有《內經》的醫學和部落醫學。這些實踐要麼產生機體的狀況，要麼能夠說出這些狀況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科學的。”（[1]，190-191）
　　他承認另類醫學和西方科學醫學相比在許多方面有所不足。但是，這並不能作為否定另類醫學價值的理由。因為，“每一種實踐都有缺陷和漏洞，但這些是以不同的方式分佈在不同的傳統之中的。”（[1]，191）西方科學醫學實踐同樣在許多方面也有許多不足。因此，基於平權的思想，他強烈抨擊“應該由西方的內科醫生而不是由內經的學生來決定針灸的命運”這種西方流行的偏見。（[1]，149）
　　另類醫學與西方科學醫學一樣都可以把握實在。“把一種強有力的實踐換成一種軟弱的實踐並不必然減少與客觀實在的聯繫（雖然這當然會導致與社會實在或‘ 科學’實在的衝突）。”（[1]，191）西方醫學用蛋白質、核酸、細胞等概念框架固然可以把握實在，而中醫用陰陽、五行、經絡、臟腑等理論同樣也能把握實在。從這個角度看，包括中醫在內的各種另類醫學當然與西方醫學一樣也是科學。科學是多元化的，並不為西方近代科學傳統所壟斷獨佔。
　　從無政府主義認識論的角度看，中醫以及其他另類醫學，是人類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風格的科學傳統，與基於近代西方科學基礎上的西方主流醫學並無本質區別和絕對的優劣。為了人類的幸福和知識的發展，在醫療問題上，應該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堅持多元方法論和多元科學觀。
　　歷史表明，有些科普人士往往會在科學的口號下宣揚新的迷信和教條，傳播“偽科學精神”[5]，我把這一現象稱之為“科普悖論”。筆者認為，要避免這類現象的發生，科學傳播人士必須要超越作為缺省配置的“科學主義”，化“樸素的”科學傳播為“反思的”科學傳播，吸收主要包括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在內的科學元勘（Science Studies）各學科的相關成果。[6]通過本文分析，我認為在中醫問題上，這一結論仍然是成立的。


參考文獻
[1]保羅·法伊爾阿本德著，蘭征譯，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
[2]Paul Feyerabend,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Verso Editions/NLB, London ,1978
[3] Paul Feyerabend, Killing Tim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1995，135
[4]保羅·法伊爾阿本德著，周昌忠譯，反對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5]蔣勁松，“科學精神”須辨偽，民主與科學，2007（6），35-36
[6]蔣勁松，科學傳播與科學文化研究，科普研究，2007（1），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