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得民進黨的管大媽提議我們必須要看"台灣一八九五"這個歷史故事.難得的她還會去看看歷史真正的內容.誰到底才是台灣人.

故事詳細內容是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敗,西方列強紛至沓來,它們貪婪地椋奪這個東方古國的資源與財富.與此同時,隔海相望的日本不再甘心于西方列強之後,也讓我們明瞭當時貧弱的大清國,台灣成為了它們"開疆拓土"的第一目標.

就在日本觀覦我台灣寶島的同時,西方列強之一的法國已經付諸行動了.1884年(光緒十年),法國欲吞越南,進而奪我西南.清廷畏于壓力,準備放棄安南,徹回鎮南關外軍隊.而出身天地會的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為保桑梓,拒不聽旨撤兵,率領子弟兵大破法軍.

閑曹小官唐景崧久用武無地報國無門,自告奮勇,要求去安南冒險傳旨.然而當他目睹黑旗軍戰績後,熱血沸騰,拋棄了撤軍使命,與劉永福並肩戰鬥.並說服兩廣總督張之洞.爭取了軍餉軍戒.一文一武同心協力,捷報頻頻.大捷涼山,力斬法軍司令.

此時李鴻章懷有私心,匿捷不報,一意與法國講和.清朝上下不知安南真實情況,舉棋難定.

法國敗于安南,組成無胃舰隊進攻福建馬江,馬江水師盡喪.法軍進而封鎖台灣海峽,奪取了澎湖列島嶼.並欲攻占基隆,欲以作為籌碼,逼清廷就範.

退歸林下的淮軍老將劉銘傳臨危受命,毅然渡海.協調了在台灣湘淮各軍,解除宿怨,同心對敵.使法軍進退維谷.直至擊斃法軍總司令,海軍中將孤立,大獲全勝.陸戰海戰,兩線皆捷.

然而,當時大臣李鴻章卻匿捷不報,反而有意誇大法國實力,宣染失敗論調.促使朝廷倉皇簽下不平等條約.使這場中法戰爭"不敗而敗".引起朝野扼腕,壯士長眠.

我花了一段時間觀賞這個歷史故事格外讓我想到目前的台灣.台灣人,外省人,是誰撕裂族群?再看這個歷史故事那一個人不是來自大清朝.我們從小唸過歷史-我們也都知道清朝是如何腐敗,所有的割讓,賠償都是在那段時間發生.談判的主要人物-李鴻章,他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維護腐朽的清朝統治一生簽下三十多個條約,在我們眼中看去全部都是不平等條約.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也逐漸被人多種不同的評價.有人說他是[賣國賊],也有人說他和曾國籓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清朝的事跡,譬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拳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藉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不管正面還是負面的解說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觀點,我從網路上查獲一些資料供有興趣的朋友觀看.不過追蹤結果清廷的腐敗是因為沒有一個好的領導人,再加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使得一個大清國上下貪得無厭.

同時歷史影片還很清楚的描述當時除了日本對台灣有野心想佔據同時還有法國和其他國家我們還有荷蘭留下的痕跡,它也告訴我們劉銘傳是如何的打退法國海軍,如何和居住在當地的民眾合力建造中國第一座鐵路.他對台灣的那份心態就是父母官員該具有的.這是我們目前所須要的政治人員不分藍綠以愛民愛國為主.我也希望借此拿歷史來給予目前執政黨,在野黨一個借鏡.您們希望自己扮演的是慈禧太后還是劉銘傳.

正史寫得不清楚，這是寫故事的人寫的後記，請看看

李鴻章與翁同龢

李鴻章是晚清政壇最有影響也是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縱觀其一生，事件浩繁，波瀾起伏，歷來眾說紛紜。在本書中，李鴻章僅在晚年出場，因此不可能對他的一生進行充分展現和評價。小說中所涉及的與李鴻章有關的重大事件：一為香港拓界，一為甲午之戰，而在這兩大事件中，他都負有出賣國土的歷史罪責，無論如何是逃不脫的。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應邀訪華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指出：「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1997年中國要收回整個香港，這是談判的前提。從1842年英國占領香港至今，已經整整14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們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鴻章，如果到時還不收回，就無法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這番話劃清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晚清政府、與李鴻章的根本界限，香港被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出賣、被英國強佔一個半世紀的慘痛歷史，終於在1997年畫上了句號，而當年親手簽訂三個不平等條約、將神聖國土拱手讓人的耆英、伊裡布、奕訢、李鴻章、許應騤以及他們背後的主子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慈禧太后的歷史罪責則永遠也不能解脫。

李鴻章在香港拓界中的責任，本書中展現得比較充分，而關於他和甲午戰爭的關係，則有必要再說幾句。李鴻章是甲午戰爭中方總指揮，失敗後又是簽訂《馬關條約》的中方代表，所以，只要一提起甲午戰爭，就必然要涉及李鴻章。百余年來，已有無數專著、史論、筆記從不同的角度談論、評價那場戰爭以及失敗的原因，其中有些觀點，是為李鴻章開脫責任的，試舉例並分析如下：

一，有論者認為，光緒皇帝受翁同龢、文廷式等一些文人鼓動，貿然對日宣戰，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甲午之戰由翁同龢一人主之。……通州張謇、瑞安黃紹箕、萍鄉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緣出其門下，日夜磨礪以須，思以功名自見，及東事發，鹹言起兵。是時，鴻章為北洋大臣，陸海兵權盡在其手，自以海軍弱，器械單，不敢開邊。孝欽以勳舊倚之，謇等權恃同龢之力，不能敵。於是延式等結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言於上。妃日夜慫恿，上為所動，兵禍遂開。」劉聲木在《萇齋四筆》中說：「日本本無侵占朝鮮與中國尋釁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此類論調，把甲午戰爭說成是幾個文人為了「功名自見」，「密通宮闈」，光緒皇帝受珍妃「日夜慫恿」而造成的，不僅把一場反侵略戰爭庸俗化了，而且為日本帝國主義開脫罪責，實在不值一駁。事實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迅速成為東方的經濟和軍事強國，急於向外擴張，對中國的侵略蓄謀已久，早在1874年就曾以武力侵占我台灣南部的琅橋島，1879年又吞併琉球為「沖繩縣」，至九十年代已作好了吞併朝鮮並以此為跳板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外相就曾對以保護使館和商民為由赴朝返任的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訓令：「不惜一切代價，挑起中日沖突。」足以說明日本政府的戰爭野心。此時，由於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美國對日本的擴張積極扶植，英國為牽制俄國對中國的擴張，保護自己的在華利益，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也采取鼓勵態度，俄國則因為在歐洲與德國、奧匈帝國的爭奪牽制了力量，無暇東顧，也希望中日之間早日形成和局，以免得日本在華攫取太多的利益。國際環境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有利，而那場戰爭又不可避免，以光緒皇帝為首的「主戰派」堅持捍衛國家主權，奮起抵禦外來侵略，這一行動是正義的，無可指責的。而實際上，當朝鮮政府最初向中國求援時，倒是李鴻章首先聽信了袁世凱的鼓動和日本駐朝鮮使館一名譯員不負責任的許諾「我政府必無他意」，未經請示光緒皇帝便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於1894年6月3日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派葉志超、聶士成率淮練旅一千五百名進駐朝鮮，如果說「冒險主義」，那麼這頂帽子扣在李鴻章頭上倒是更合適些。但當戰爭打響之後，李鴻章卻又寄希望於英俄「調處」，消極抵抗，畏敵如虎，貽誤戰機。光緒皇帝在8月1日正式對日宣戰，仗已是非打不可了，一位剛剛「親政」不久的年輕皇帝在面對外國入侵時，不畏強暴，力排「主和派」的悲觀投降論點，堅決抗戰，尤其是敢於「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實屬難能可貴。直到《馬關條約》草簽之後，光緒皇帝仍然主張廢約再戰，他雖然最後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主和派」的威逼之下不得已批准了和約，但內心極其痛苦，哀歎「割台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簽署朱批時「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淚，奮筆書之」。試想，如果當時沒有像磐石般壓在他頭頂的慈禧太后，甲午戰爭會是這個結局嗎？

二，有論者認為，中國海軍武器裝備遠遜於日方，而當時擔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又因與李鴻章有隙，挾私報復，在經費上卡李鴻章的脖子，使戰爭失利。李鴻章在1894年8月29日的奏章中說：「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

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漢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使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裡，愈舊愈緩。海上交戰，能否趨避，應以船行之迅速為準，速率快者，勝則易於追逐，敗則易於引避，若遲速懸殊，則利鈍立判。西洋各大國講求船政，以鐵甲為主，必以極快船隻為輔，蛋是道也。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裡，次亦二十海裡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裡，已為極速，今則至二十余海裡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購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稟清，臣當躬任其咎。倭人心計譎深，乘我力難添購之際，逐年增置。臣前於預算戰備摺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即因快船不敵而言。倘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同龢見鴻章，即詢北洋兵艦。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話，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同龢曰：『計臣以搏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曉曉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同龢語塞，歸乃不敢言戰。後卒派鴻章東渡，以二百兆議和。自是黨禍漸興，康、梁乘之，而戊戌之難作矣。」王炳耀在《中日甲午戰輯》中則明確地說翁同龢「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

李鴻章是北洋水師的創始人，他對於兵艦是內行的，所說的中國兵艦與日本兵艦在新舊、航速、吃水深度等方面的差異應該是可信的。但是，同一個李鴻章，在此前不久對於北洋水師的實力卻另有一番描述。據朱德裳《三十年聞見錄》中《李鴻章一貫主和》一文載：「光緒十七年，鴻章奉命偕張曜校閱海軍。復奏詳述經營海軍之成績，謂：

『綜核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臣等吞膺疆寄，共佐海軍。臣鴻章職任北洋，尤責無旁貸。經此次校閱之後，惟當益加申敬，以期日進精強。』」這是公元1891年即甲午戰爭前三年，李鴻章自己所描述的北洋水師，「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尚能日異月新」這些話，是吹牛、浮誇，還是事實？為什麼隻字不提「號稱一點鐘十八海裡，愈舊愈緩」？到了1894年春，「復由鴻章偕安定為第二次校閱，復奏又盛稱技藝純熟，行陣整齊，及台塢等工，一律堅固。兩次校閱，威儀甚盛。奏入均獲褒獎。在鴻章之意，以戰雖尚無把握，以守固深為可恃。」同樣，在這次臨戰之前的校問中，李鴻章仍然隻字未提「號稱一點鐘十八海裡，愈舊愈緩」之類，只講成績，搞得「威儀甚勝」，並且和前次一樣，「均獲褒獎」。

所以，「光緒帝則以海軍成績既太有可觀，當日人之釁，何至不能一戰，而徒留為陳設品？乃允翁同龢之請而宣戰，實信賴鴻章所經營而日進精強之軍備耳。」如果說北洋水師的船隻、設備果真陳舊、落後到了不堪一擊的地步，以致成了戰敗的主要原因，那麼，李鴻章為了「獲獎」而大搞「浮誇風」當難辭其咎。

造成戰爭勝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武器、裝備是重要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因素。李鴻章在主觀上畏敵主和，在作戰部署上貽誤戰機、指揮失誤，加之用人不當，長期以來軍紀廢弛等等因素都不可排斥在外。就當時的實力而論，北洋水師儘管在船隻的裝備和技術水平上可能不如日本，但如果指揮這場戰爭的主帥堅決抗戰，則未必不能取勝。就在李鴻章赴日簽訂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的第二年即公元1896年，日本人大久平治郎在東京出版了《光緒帝》一書，其中分析中日甲午戰爭的形勢說：「日清開釁之初，帝一意主戰，觀其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意亦可見矣。誠使支那君臣一心，上下協力，目的專注於戰，則我國之能勝與否，誠未可知也。」中國的「主和派」甚至連這位日本人都不如了。

關於「近年部議停購船械」，池仲佑撰《海軍大事記》載：光緒十七年「四月，戶部奏酌擬籌響辦法一招，議以南北購置外洋槍炮船隻機器暫停兩年，即將所省價銀解部充餉。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屢向提督丁汝昌力陳，我國海軍戰鬥力遠遜日本，添船換炮不容稍緩，丁汝昌據以上陳。秋間，李鴻章奏稱：『北洋畿輔，環帶大洋，近年創海軍，防務尤重。北洋現有新舊大小船隻共二十五艘，奏定海軍章程聲明，俟庫款稍充，仍當積購多只，方能成隊，而限於餉力，大願未償。本年五月奉上諭，方蒙激勵之恩，忽有汰除之令，懼非所以慎重海防，作興士氣之至意也。』等語。然以餉力極絀，仍遵旨照議暫停。」

這件事，連同「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購一船」，都是構成戶部尚書翁同龢「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之罪名的重要材料。讓我們再看一看「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購一船」是怎麼一回事。

光緒十三年（公元1887年），黃河在鄭州決口，翁同龢奉旨籌款堵口，與潘祖蔭聯名陳奏《請速堵鄭工缺口及設法補救疏》，其中所提六條建議的第二條說：「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等項及炮台各工擬令暫行停止也。查各省購買外洋槍炮、各項船隻，以及修築洋式炮台各工，每次用款需數十萬兩，均須由部籌撥，竟有不候部撥已將本省別項挪用，遂致應解京協各餉，每多虛懸，迨經飭催，輒以入不敷出，轉請部中改撥他省。竊計十余年來，購買軍械存積甚多，鐵甲快船，新式炮台，業經次第興辦，且外省設有機器制造局，福建設有船廠，歲需經費以百萬計，盡可取資各處，不必購自外洋。邇來籌辦海防固屬緊要，而河工矩款，待用尤殷，自應移緩就急，以資周轉。擬請飭下外省督、撫；所有購買外洋槍炮船隻及未經奏准修築之炮台等工，均請暫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辦理。」

從以上奏疏中可以得知，戶部請求暫停購買外洋槍炮船隻，及未經准奏修築之炮台等工，事出有因，那便是急於籌款堵鄭州黃河缺口，「移緩就急，以資周轉」，並不是只對北洋水師而言，而是包括各省，上述各項都是「暫停」，並說明「俟河工事竣，再行辦理」。這時距甲午戰爭爆發還有七年，如果說翁同龢為搶救水患災害而采取的這項臨時措施是為了給七年後的甲午戰爭「掣肘」，恐有失公允吧？再聯繫到以下事實：中日朝鮮問題交涉發生後，清廷向英、德訂購快船數艘，向阿根廷訂購快艇十三艘，費銀四百余萬兩，加以軍費三百九十多萬兩，兩項共八百萬兩，實際上都是由戶部負擔的；此外，為支付軍費和其他各項開支，戶部通過總稅務司赫德向英國銀行貸銀一千萬兩，由當時的浙閩總督譚鐘麟出面向德華銀行借款五十萬鎊，由輪船招商局出面向上海臘飛銀行包借一百萬鎊。1894年7月，李鴻章為添購快船電奏請款，戶部立即撥款二百萬兩，連同募勇備案共二百五十萬兩，嗣後又提四百萬兩。當時國庫空虛，海防吃緊，還有皇太后萬壽慶典那個無底洞在逼著要錢，翁同龢斗膽以戶部名義上摺請求停止頤和園萬壽慶典活動以充軍費，這些，難道都是翁「以軍費掣肘北洋，以致對日作戰失敗」嗎？

甲午戰爭時期，中方的艦隻陳舊、軍火不足都是事實，據當時擔任北洋海軍顧問的英國人泰樂爾的自傳記述，戰時北洋水師最大的鐵甲艦定遠、鎮遠二船，定遠艦的十寸炮彈只有一枚，鎮遠艦隻有二枚，以致巨炮在戰爭中不能發揮作用。作為總理國家財政的戶部尚書翁同龢，當然負有責任，但「仰體時艱款細，未敢奏咨稟請」的李鴻章，惟恐「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的李鴻章難道沒有責任嗎？而最應當承擔責任的則是置國家危亡於不顧，耗費巨資建造頤和園及舉辦萬壽大典的慈禧太后，這一浩大工程到底花了大清國多少錢，到現在也沒有一個確切的數字。不過，倒是另有兩個數字值得一提：一是在甲午激戰之中，李鴻章向太后壽典送禮銀十萬兩，並長蘆鹽商十萬兩；二是在甲午戰爭結束之後，李鴻章赴日議和之前，向代理其職務的王文韶列冊交代，尚有「淮軍銀錢所存銀八百余萬兩」！這筆錢是哪裡來的？王文韶說：「此系文忠帶兵數十年截曠扣建而積存者」。攢著剋扣軍餉而得的八百萬兩白銀，還要在軍費不足的問題上大作文章，以開脫戰敗之責，這便是李鴻章之所作所為。

翁同龢「以軍費掣肘北洋」，向李鴻章「挾私報復」之說，很重要的一個支柱是關於翁、李私仇的一個傳說。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隨筆》中說：「曾見某筆記中的記載，李鴻章居曾幕時，嘗為曾國藩草一奏疏劾安徽巡撫翁同書，最得曾國藩之激賞。其時，曾國藩因翁同書對練首苗沛霖的處置失當，以致激成大變，他本人又在定遠失守之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責，極為憤慨，竟欲具疏奏劾而難於措辭。蓋翁同書乃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聖眷』甚隆，門生弟子佈滿朝列，究竟如何措辭，方能使皇帝破除情面，依法嚴懲，而朝中大臣又無法利用皇帝與翁心存之間的關系，來為翁同書說項，實在很費躊躇。他最初使某一幕僚擬稿，覺得很不愜意，不願采用，而自己動手起草，怎麼說也不能妥當周匝。乃由李鴻章代擬一稿，不但文意極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為警策的文字，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不但使皇帝無法徇情曲比，也促使朝臣之視翁者為之鉗口奪氣。所以，曾國藩看了之後，大為激賞。待其稿入奏，而翁同書亦旋即奉旨革職拿問，充軍新疆矣。」

這段故事余下的話就是：因為李鴻章代曾國藩擬疏彈劾翁同龢之兄，翁、李兩家便結下了不解之仇，因此，翁同龢「以軍費掣肘北洋」，向李鴻章「挾私報復」。 曾國藩上疏彈劾翁同書，確有其事，發生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後期，1862年（同治元年）初，但那份彈章是不是李鴻章起草的？上述「故事」的真實性關係到翁、李矛盾，也關係到翁同龢的人品，應該弄清楚才是。

《翁同龢傳》（中華書局1994年出版）的作者謝俊美曾就此作過專門的考證，該書中說：「參招究竟是否出自李鴻章之手，《曾文正公全集》中並未提及，《李文忠公全集》中也未談起。不過，《翁文恭公日記》中倒是提及過有關此折的作者，但不是李鴻章而是出自一個姓徐的幕僚之手。1870年」8月19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得徐毅甫詩集，讀之，必傳之作。毅甫名子苓，乙未舉人，合肥人，能古文。集中有指斥壽春（謝俊美按：當為壽州之誤）舊事，……彈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貽湘鄉之作也。』翁同龢關心自己兄長被參一事完全出於情理，其日記所載當然不謬。徐一士先生文中述及翁同書的結局也與事實不符。翁同書後來改留甘肅軍營效力，並未充軍新疆。因此，說翁同龢因乃昆同書被參一事對李鴻章公報私仇，純屬子虛，根本不存在。」

在上述翁同龢日記中，翁並沒有肯定徐毅甫就是曾國藩彈章的起草者，僅「疑出其手」，但至少排除了李鴻章代擬彈章並翁、李由此結仇的可能性。我們還可以看出，翁同龢即使在懷疑徐毅甫曾是彈章起草者的情況下，對於徐的詩集仍然作出了「必傳之作」的高度評價，而且是寫在私人日記之中，由此，翁的人品可見一斑，他是一個心胸狹窄、挾私報復的小人嗎？ 此事真相大白，翁、李之間的矛盾若再純粹以個人恩怨來解釋，恐怕就難以支撐了。翁、李長期不和是事實，翁同龢本人也難免封建官僚習氣，但就大的方面而論，翁同龢堅決主張抵抗外來侵略，積極支持戊戌變法，光緒皇帝對日宣戰詔書和宣佈變法的《明定國是詔》都是由他起草的，這些都應該予以肯定；而李鴻章則在甲午戰爭中喪師辱國，並且親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戊戌變法期間又親手簽訂了租讓「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豈止這兩份，他的一生簽訂了大量的賣國條約，是一位割地賠款的專家），兩人的是非功過，應該有一個基本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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