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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14 05:31:37瀏覽15｜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讓．格勒尼耶（Jean Grenier）的《阿爾貝．加繆：反抗永恆》-1 格阮涅爾說：人總是過份低估了自己。當你在貧窮、生病或是孤獨的時候，並能即刻意識到自己的永恆。「人必須將自己逼進最後的稜堡」 Grenier:nous nous mésestimons toujours. Mais pauvreté, mala-die, solitude:nous prenons conscience de notre éternité.«Il faut quon nous pousse dans nos derniers retranchements.» ——《卡繆札記》(中譯：張伯權／範文 楓城出版社, 1976.5 初版) 最初是在《卡繆札記》中認識Grenier這個名字，之後才慢慢知道這一位是他的老師，同時也是終身的摯友，以及如何影響了卡繆。 然而，白髮人送黑髮人，卡繆在1960年車禍意外死亡，格勒尼耶則是在1968年完成了Albert Camus. Souvenirs這本回憶錄。 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阿爾貝．加繆：反抗永恆（Albert Camus. Souvenirs） 作者：讓．格勒尼耶（Jean Grenier） 譯者：謝詩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11 17歲時，阿爾貝·加繆就讀於阿爾及爾中學哲學班，讓·格勒尼耶是他的老師。他們就此結下一段永恆的友誼。加繆常常把格勒尼耶對自己思想和寫作風格的影響掛在嘴邊。 讓·格勒尼耶眼下所寫的這本書，既不是加繆的傳記，也不是對他作品的評論，而是一連串純然私人的回憶、一份有意謹慎卻又不失細緻的證言。格勒尼耶談及困擾加繆的問題，政治、宗教、阿爾及利亞、文學創作等。 【Excerpt】 I 我永遠也忘不了與阿爾貝．加繆的那次面談，當時他還不到17歲。1930年，他就讀於哲學班，是返校大軍中的一員，而我也在那一年來到阿爾及爾中學執教。是因為他天生一副不守規矩的樣子嗎？我叫他坐到第一排，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好方便盯著他。這樣過了大概一個月後，他很長時間都沒再來上課。我問起他的近況，有學生跟我說他病了。我打聽到他的住址，得知他住在學校所在街區的另一頭，而我對那片並不熟悉。我最終打定主意，跟一個學生（他是加繆的朋友）一塊搭出租去了他家，我們不一會兒就到了。房子外觀很破舊。我們上到二樓。我看見加繆坐在房間裡，用幾不可聞的聲音同我問好，我問他身體如何，他回以寥寥幾個字。他的朋友和我，我們好像兩個礙事的人。話間總是沈默。我們決定離開。遠看去，我覺得自己有如檢察官，負責向死刑犯宣告他的上訴已被駁回。他的言行是不是帶有抵觸與散視的意味？他不是致視我這個人，而是以我（之於學生的老師）為代表的社會。阿爾貝．加繆畢竟才認識我不久，對我沒什麼可不滿的。另外，還要考慮到青少年的自導心，他人在病中、家境貧寒、幼年失怙，在他生活的環境裡，沒有人理解並支持他的追求，這樣一來，自尊心會讓人變得敏感多疑。這裡還須談到克制，正因為克制，高貴的靈魂不願吐露內心的紛擾。我當時並沒有這最後一點體會，到後來才發現，這正是關鍵所在。 儘管這個年輕人言行中流露出抗拒的意願，但不同於旁人那種全然被動的抗拒，他的抗拒是主動為之。這是個預備做革命家的反抗者，而不是一個悲觀的、準備成為懷疑論者的人。那時候，他身上有一股勁頭，只能通過內心的拉鋸和對世事的回避表現出來。 那次面談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於：出於當時我並不知道的原因，我所打交道的這個男人？拒絕了伸向他的援手；我想象他將手放到身後的樣子，那幅畫面我久久難以忘懷。 …… 他從我這裡學到了什麼？曾伴他左右的這個人，是諸多負責教導他的人之一，但所做的不過是在無意中傳授了自己的夢想。 寫作，即整理自己的執念。 我是這麼想的，這是我可能給予他的最潛移默化的影響。心門緊閉的人對旁人的興趣不大，不足以有指引旁人的企圖。但他可能會被某些靈魂的綻放所觸動，並伸出援手。 在與我交心的年輕人身上，有一點我難以忘懷，那就是我可以教導他們認識自己，而不僅僅在自己職責範圍內授業。我認為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完成我的使命。 我曾因學生的拘束而碰壁，拘束是人的天性，會隨著青年人步入成年，不再（或不那麼）羞於表達所想、所感、所願而消失。坦白說，青年人大概連自己所想、所感、所願是什麼都尚且弄不明白。在一個極度早熟、言語直白的國家，肉體的不知羞恥與精神羞恥對比鮮明。我試著與每一個學生私下交流，瞭解他們的志向——當時沒有任何科技手段可依賴，再說我也不會是這方面的行家——我們只是就一些看似尋常的話題漫談。還是有許多學生言辭躲避。當然，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但它也必須可行。 我叫他們來我在鄰近阿爾及爾的家裡見面，這時就好很多。有不單單出於好奇而來的學生，我可以和他們交談，借或贈予他們書，以新書為主，我們還會談到當下的思潮和作家。 有學生畢業後被“文學預科班”錄取，願意提筆寫作，這時我會盡一份力，提議一個主題，讓他們把寫成的文章發表在本地刊物上；自己私下寫就的文字能夠一見天光，我想這會鼓舞他們。於我而言，作品的發表是一劑興奮劑。同時它也當是一劑顯影劑，因為人如果不表達，便也無法認識自己。 這些文章內裡的價值自然參差不齊，對此我不能抱有什麼幻想。然而我不能不注意到，在這些作者當中，阿爾貝．加繆寫到了柏格森（Bergson），又寫到了廣泛意義上的哲學。 在結識了我、見到我寫作後，他才有了人可以“寫作”的念頭。在那之前，他結交的人大多有知識、有學間，卻把想法藏在心裡，這些人發表作品時，也只論及那些有公共和歷史價值的事。談論自己的確需要展露很大的勇氣；我一開始便知道，可卻情不自禁。看來我成了一個先例。 我是他的榜樣嗎？我是說，文學上的榜樣？這並不取決於我。一開始或許是的。但早在《局外人》（IEtranger）之前，差異就已顯現，風格就已變得極度私人。 我是啓迪他的人嗎？是的，以十分迂迴的方式。比如，我在用反差稱頌地中海時，借助了一種凱爾特式的想象力，它鍾愛海洋般流動的夢境。阿爾貝．加繆認正是這些篇章啓發了他。事物是趨近真實的，在辨認事物的同時，也暴露出辨認這一舉動本身的局限。懸吊心頭的幼芽，有多少在等候一次合適的境遇綻放！這不過是看時機。 要問阿爾貝．加繆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獲益於我，同樣很難作答。一個時代有其特有的主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湧現的浪漫主義思潮再度喚醒有關孤獨、死亡和絕望的永恆主題。《群島》（Les Îles）（也即離群［Isolement］）便是孤島這一意象的續寫，人處在孤島之中，如帕斯卡爾（Pascal）所寫：“目睹人的盲目與痛苦……我開始不安，我像沈眠者被帶到一座駭人的孤島上，醒後既不知道身在何方，又無法從中脫逃。” …… 或許不該在談論別人時提起自己，但這是誰之過呢？我過了很久才知道，阿爾貝．加繆一再說他受我許多扶助。在人們向我打聽他、求我舉薦的時候，我才意識到大家太相信他的話了。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施加給一位青少年的影響，根本是變幻莫測的事，為此我竭盡所有力氣，試圖準確還原事實真相。他比我小15歲，在當年我認識他的時候（他17歲），這是相當大的年齡差。 漸漸地，我注意到他對我的崇敬發生了變化。從衷心的感激，變成紀念物一般的東西，像是永恆印刻在石頭上的銘文。路過的人不過讀上一讀，那上面我以他“老師”的身份，名字和他寫在一起，哪怕我們之間有那麼多不言而喻的分歧和空隙。 故事或許就是這麼寫成的，即便吻合事實，劫也拋開了本質的，也就是被書本視作淺顯、瑣碎和日常的東西：那些我們曾經說過的，特別是未能說出口的一切，我們每時每刻都在親身經歷著，為了我們所愛的人。 IV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大悖論。阿爾貝．加繆在文學品位形成的青少年時期，曾有幾年在姨父家借住，那裡收集的阿納托爾．法郎士（Anatole France）全套作品成了他的精神食糧。連阿爾貝．加繆自己也覺得驚奇：年輕時竟讀了這樣一位故紙堆裡的作家！這讓“薰陶”“師承”方面的專家沒了用武之地。 …… ＊ 18歲的阿爾貝．加繆喜愛紀德，更勝當年的所有名家，他認為《紀德日記》（Journal）“富有人性”（這是其他很多作品中少有的品質）。 那時候，他沒想到自己未來會和紀德在瓦努路的套房裡同住上一段時日。在青年作家中，紀德鍾愛薩特和加繆，他的評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為公眾輿論所印證。1951年，紀德離世，加繆不可謂不傷懷。 ＊ 18歲的加繆，還視普魯斯特為創造者（對他來說沒有比這更高的讚美了），普魯斯特的作品筆力剛勁、細節入微，二者的反差令他印象大為深刻。他景仰普魯斯特至極，說自己釋卷時內心酸澀。他說，我們在普魯斯特那兒獲得了這麼多，以至於我們覺得、我們最終會想：“一切都說盡了。再沒有能回去說的了。”我在偶然間，在尚不清楚普魯斯特的世界是否適合他的時候，給了他《追憶似水年華》這本書，他的這份景仰於是令我更添欣慰。 …… 離世前幾個月，他在讀尼采的書信集。 他說，尼采談論自己時，彷彿在談論慈悲上帝，但他可悲不已。他不是慈悲上帝。 …… 他最欽慕尼采的一點，是他持續與身體上的病痛鬥爭。加繆一言蔽之：“高尚不總是義務。但通常是義務促成了高尚。”這樣說起他人，又何嘗不是說起另一個自己呢？ 文學上——文學和人性是分不開的——他最欣賞融寫作與生命為一體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居首（盧馬蘭的臥室裡掛著他的相片），加繆寬宥了他的說教。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他著迷。所有的俄國作家他都感興趣，就連謝德林（Chtchedrine）的《戈洛夫廖夫一家》（Les Golovlev），也叫他揪心和讚許。 …… 他曾因《局外人》鵠起的聲名，僅在文學界和年輕人中傳揚，而這一次，熠熠生輝的諾貝爾奬讓他的名字為天下人所知。阿爾貝．加繆曾獲得“批評家大獎”（Prix des Critiques）。爾後，他作品的譯作越來越多。名望之下，他在海外的講座愈加引得人們去瞭解他的作品。諾貝爾獎完成了這種祝聖。更何況作家在獲得這樣一份人人憧憬的大獎時，還正值壯年。 一次旅行中，我得知斯德哥爾摩的人都在談論他，尤其是評審團裡的新生代作家。由於巴黎報刊的總編們有責任預測重大事件、以免準備不周，於是幾年間，他們一直邀請他參與會談（所謂“採訪”），主題是：“您剛剛獲得諾貝爾獎。您對此作何反應？” 有的作家樂於提前作答，他們的答案或將永遠不為人所知。阿爾貝．加繆拒絕了。他預想剛去斯德哥爾摩開過講座的安德烈．馬爾羅會獲獎，也這樣期望，加繆從在阿爾及爾改編《輕蔑時代》起，就一直非常崇敬馬爾羅。 人們幾乎是交口稱讚。我說幾乎，因為我沒想到會出現猛烈的批評聲。最惡毒的批評是將他比作蘇利．普呂多姆（Sully Prudhomme），作為法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普呂多姆的作品已經失去聲望。有週刊邀我寫一篇關於加繆的文章，阿爾貝．加繆勸我接受邀文，不過他也告訴我，敵視他的人將會比從前更多。 我意不在講述瑣事，也不想寫文學逸聞，不想描繪文壇，或誰畫像。我只提一件事，那是阿爾貝．加繆去往斯德哥爾摩的前夕，他的數十位朋友響應菲利普．埃里亞（Philippe Hériat）的提議，為他舉辦了一場友愛而簡樸的晚宴。我同樣還留存著我們共進午餐的記憶，那是在諾貝爾獎公佈後，他動身去阿爾及利亞之前。從他的言行來看，最近的遭遇似乎令他驚愕不已。他倒不是像其他人那樣，裝腔作勢地抱怨；我想，當時的他再次見到母親和老師，那就像項鍊的首尾兩顆珠子在他手下再次串聯一體——這幅我剛剛聯想到的畫面，是現實再好不過的象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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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