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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04 05:47:56瀏覽29｜回應0｜推薦0 | |
| Excerpt：《魯迅V：魯迅雜文全集》 書名：魯迅雜文全集V 作者：魯迅 出版社：好優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 本書收錄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偽自由書》、一九三四年《准風月談》、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花邊文學》。 【Excerpt】 〈人話〉 記得荷蘭的作家望藹覃（F. Van Eeden）——可惜他去年死掉了——所做的童話《小約翰》裡，記著小約翰聽兩種菌類相爭論，從旁批評了一句「你們倆都是有毒的」，菌們便驚喊道：「你是人麼？這是人話呵！」 從菌類的立場看起來，的確應該驚喊的。人類因為要吃它們，才首先注意于有毒或無毒，但在菌們自己，這卻完全沒有關系，完全不成問題。 雖是意在給人科學知識的書籍或文章，為要講得有趣，也往往太說些「人話」。這毛病，是連法布耳（J. H. Fabre）做的大名鼎鼎的《昆蟲記》（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也是在所不免的。隨手抄撮的東西不必說了。近來在雜誌上偶然看見一篇教青年以生物學上的知識的文章，內有這樣的敘述—— 「鳥糞蜘蛛……形體既似鳥糞，又能伏著不動，自己假做鳥糞的樣子。」 「動物界中，要殘食自己親丈夫的很多，但最有名的，要算前面所說的蜘蛛和現今要說的螳螂了。……」 這也未免太說了「人話」。鳥糞蜘蛛只是形體原像鳥糞，性又不大走動罷了，並非它故意裝作鳥糞模樣，意在欺騙小蟲豸。螳螂界中也尚無五倫之說，它在交尾中吃掉雄的，只是肚子餓了，在吃東西，何嘗知道這東西就是自己的家主公。但經用「人話」一寫，一個就成了陰謀害命的兇犯，一個是謀死親夫的毒婦了。實則都是冤枉的。 「人話」之中，又有各種的「人話」：有英人話，有華人話。華人話中又有各種：有「高等華人話」，有「下等華人話」。浙西有一個譏笑鄉下女人之無知的笑話—— 「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婦做事做得正苦，忽而嘆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麼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拿個柿餅來！』」 然而這並不是「下等華人話」，倒是高等華人意中的「下等華人話」，所以其實是「高等華人話」。在下等華人自己，那時也許未必這麽說，即使這麽說，也並不以為笑話的。再說下去，就要引起階級文學的麻煩來了，「帶住」。 現在很有些人做書，格式是寫給青年或少年的信。自然，說的一定是「人話」了。但不知道是那一種「人話」？為什麼不寫給年齡更大的人們？年齡大了就不屑教誨麼？還是青年和少年比較的純厚，容易誆騙呢？ 三月二十一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一十八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家幹。 〈詩和豫言〉 豫言總是詩，而詩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過詩而已，詩卻往往比豫言還靈。 例如辛亥革命的時候，忽然發現了：「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方罷手。」 這幾句《推背圖》裡的豫言，就不過是「詩」罷了。那時候，何嘗只有九十九把鋼刀？還是洋槍大炮來得厲害：該著洋槍大炮的後來畢竟佔了上風，而只有鋼刀的卻吃了大虧。況且當時的「胡兒」，不但並未「殺盡」，而且還受了優待，以至於現在還有「偽」溥儀出風頭的日子。所以當做豫言看，這幾句歌訣其實並沒有應驗。——死板的照著這類豫言去幹，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時候，有人特別打了九十九把鋼刀，去送給前線的戰士，結果，只不過在古北口等處流流血，給人證明國難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這種豫言歌訣當做「詩」看，還可以「以意逆志，自謂得之」。 至於詩裡面，卻的確有著極深刻的豫言。我們要找豫言，與其讀《推背圖》，不如讀詩人的詩集。也許這個年頭又是應當發現什麼的時候了罷，居然找著了這麼幾句： 「此輩封狼從蠏狗，生平獵人如獵獸， 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 汪精衛著《雙照樓詩詞稿》：譯囂俄之《共和二年之戰士》 這怎麼叫人不「拍案叫絕」呢？這裡「封狼從蠏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卻偏偏把人當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獵，而人反而被獵！「萬人」的憤怒的確是不可挽回的了。囂俄這詩，是說的一七九三年（法國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黨，他沒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後還會有這樣的應驗。 汪先生譯這幾首詩的時候，不見得會想到二三十年之後中國已經是白話的世界。現在，懂得這種文言詩的人越發少了，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處，正在似懂非懂之間，叫人在事情完全應驗之後，方才「恍然大悟」。這所謂「天機不可洩漏也」。 七月二十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報．自由談》。署名虞明。 〈為翻譯辯護〉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舉一個例在這裡：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裡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報．自由談》。署名洛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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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