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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12 05:21:57瀏覽51｜回應0｜推薦3 | |
| Excerpt：《她們在移動的世界中寫作：臺灣女性文學的跨域島航》之胡晴舫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77158 書名：她們在移動的世界中寫作：臺灣女性文學的跨域島航 作者：王鈺婷等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3/12/28 跨域島航，由島內走踏出發，沿著地理座標面向世界，先由女作家在臺灣島內的旅行啟始，繼而開展女作家／女明星以北方錨定的跨域旅程，並呈現出女作家在東亞移動、南方連結與向西漂流的經歷，擴及女子西行至歐美、非洲、西藏、南美、法國到邊地的流轉經驗，這不僅回應到臺灣特殊歷史脈絡與對外關係，也和女作家跨界經驗相互聯繫。──王鈺婷｜本書主編 【Excerpt】 〈走覽世界的起點：胡晴舫與香港〉/ 石曉楓 「世界人」經歷：永遠的旅者 要談胡晴舫（1969-）的香港，首先必須先談胡晴舫的世界。胡晴舫自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便前往美國攻讀戲劇學碩士。從臺北出發，先後在香港、上海、北京、東京、紐約、巴黎、倫敦等處落腳，她在〈無名的人〉（收於《無名者》）一文中曾提到自己「既輕且重」的人生： 比起同齡人，我算活得輕了點。因為我的人生分散在不同城市，每回遷徙，便捨掉了一部分。倒不是為了上路輕便，而是人生帶不走的部分總是多過帶得走的。……然而，比起大部分常人，我又算活得重了點。因為我的行旅背囊裡畢竟裝了好幾段城市人生，令我走起路來腳步不免沉了些。 這種多年來遊歷四方的生活型態，杜念中謂其為「類」新游牧族。事實上，胡晴舫游標不斷移動的生命經歷，表徵了廿一世紀以來不同於前代的旅遊及生活方式，此種高速、自由的流動狀態，讓她能在不同城市的穿梭與行走中，以「身在其中又不在其中」的姿態，感受、思索世界性情境，並由此與臺灣社會產生參差的對照。也因為總是「在路上」，便不免有了家鄉、他鄉的思辨視野，甚至由此進行「故鄉」意義的再創造。 胡晴舫愛世界，樂意向世界開放自己，在訪談中她曾明確表態：「全球化本身問題很多，但在大原則上，我擁抱全球化，相信流動與自由，所以我拆解它，理解制度的利弊與權力的來源。」換言之，在移動的過程裡，看世界的視角也應是流動、自由而警醒的，詹宏志便曾說她早期的《旅人》是一部「永無止境移動觀點的旅人之書」。旅行作為現代人移動的方式，確實可以是觀察，也可以是一種「發現」，其中最重要的意義更在於發現自我的偏見，因此胡晴舫特別提示「第三人」觀點，所謂第三人正是置身於道德之外的那個人，是獨立於僵化價值系統外的思索者，旨在保有不拘泥於固定角度的世情觀照。比起絕大多數人，胡晴舫顯然更能享受世界主義的情感樂趣和知識高度，其散文中的知性氣質，或許也源自於此種自由廣闊的視野。 …… 「那片我稱之為家的燈火」 這樣迷人又這樣冷淡的一顆孤星，就是香港展現出的特殊氣質。生活於斯地，胡晴舫一方面寫香港嘈雜、快速的生活節奏，粗暴、不留餘地的生活方式，她說「我夢不見香港這樣的城市。上帝創造不出香港這座城市，只有人類自己才有能力」。另一方面，她又寫繁華背後的虛惘，遠眺中環、金鐘、灣仔一帶的輝煌燈火，天星小輪上頓生悲傷；老屋人避疫、樓淨空的的安靜淒美，又讓人覺得「好像時間是一片大海，而這棟樓正不知要漂往哪裡去」，從驚詫、適應到同理同感，在人那片我稱之為家的燈火〉（收於《無名者》）裡，當胡晴舫二度指陳「我夢不見香港這樣的城市。上帝創造不出香港這座城市，只有人類自己才有能力」時，其中的情感含量與意義已截然相異。 由此或許也可以理解，作家為何會脫口而出「香港是我的家」。《第三人》中有篇〈再看一眼，一眼就要不見了〉，胡晴舫藉由王家衛電影看一座城市的身世，她認為王氏電影並不破碎，其中一以貫之的邏輯是香港記憶。城市在如夢的幻境裡追尋真實，在真實中恍惚驚夢；鬧鐘設了、時間在走，卻永遠不想走到盡頭，因此破碎、凌亂而日常的鏡頭，正是王家衛（也是一代港人）記憶城市的方式。節奏快速、過眼即逝的香港表面上適合遺忘，其實更適合記憶，胡晴舫說：「每個住在香港的人都想忘記，每個離開了香港的人卻只記得。」即使最終出走了，「香港就像長了腳的舊情人，會遠度重洋跟過來」，這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了，因為如夢、因為有時間性，所以香港更需要被記憶。 〈再看一眼，一眼就要不見了〉及〈那片我稱之為家的燈火〉二文，是胡晴舫少見的動情文字，〈再〉文尚置身事外，以王家衛印證自身「記住此刻，永不遺忘」的召喚；〈那〉文則更深情細訴了與一座城市的相識、相知與相惜。香港為什麼值得被記憶、被想念？我想「城市」與「人」之間，應當存有某種氣質相應相和的頻率，多年在不同的城市中遊走，胡晴舫當已養成散淡隨緣的人際交誼之道；而香港，做為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其交通的便捷通暢、群己的疏離關係，正符合旅人大隱於市的條件，「在人群中遺世獨立，這是我在香港品嚐而且習慣了的奢華」，於是胡晴舫要說： 香港之所以是家，只因在這座浮城，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忽然沒有了時空的羈絆。我的近鄰是我的遠方，我的他方是我的故鄉，我沒有了歷史，卻身不由主在時代載浮載沉，這種奇異的生命漂泊感，卻給了我一種心靈上完全的獨立與自由。 …… 從香港到世界 走覽世界，胡晴舫自有其關於城市的思考，在全球化時代裡遊走於眾多城市，旅行的意義其實在認識世界之外，更重要的是認識到自我的渺小。愈至晚近的著作，胡晴舫的體認與感慨愈發深切，《無名者》裡有多數篇章可以為證，例如在〈無名的人〉裡，她說「城市遷徙幫助我提早經歷死亡，領悟死亡的發生不一定與呼吸吐納有關。你只要像水蒸氣一樣蒸發掉就行了」；「當我離開一座城市，那段人生就結束了，對原來的城市來說，我已經死了」。在〈沒有歷史的人〉裡，回顧生命中遭逢的幾次世紀性災難，她說「每場戰爭爆發，每次洪水淹沒，每回火山爆發，無名的人全以相同的面目集體走進歷史，即一名舉無輕重的亡者」。而在〈終於日本的村上先生〉裡，胡晴舫所反覆闡述的，也無非是旅行本身正提示了人在世界上的過渡性質。 這些行過中年、走過風景的體悟，扣合到作家居之停之、念念不忘的香港，更有其根源意義。在〈我慾望一座城市〉（收於《城市的憂鬱》）裡，胡晴舫曾說：「我如何慾望我的城市，我就得到如何的城市。」同理，我們或也可以說，作家如何慾望自己，就得到如何的城市。香港作為一座六親不認的城市，正與作家對自我的理解相合，因此在此城，她可以「把自己放到最小」，可以做無人知曉的平凡人，在路上觀察、體驗，在城市裡慢慢腐朽老去。正是香港的浮島特質，強化了這種漂泊感與微渺的生命本相。 香港對胡晴舫的第二層意義還在於，它內在的國際化性格，形塑了作家日後走覽世界的基本配備。在訪談中胡晴舫曾自述：「我這一輩人很多都很早在外工作、在世界各地奔波、與不同背景身分的人相處，在這種移動的過程中，要如何定義『我是誰」？對上一代人來說，出國是很難得很遙遠的大事，但對我來說，移動和身分重組，卻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確實，廿世紀末以來由於資訊傳播的快速與資本的高度流動，時空隔閡已迅速縮短甚至瀕於瓦解，現代人於是有了大量移動的自由與便利。一九九九年起，胡晴舫在香港居住十一年，因工作需要經常往返北京、上海，自二〇一〇年起，在日本東京居住三需年，其後遷居紐約，乃至於二〇一六年以來，她先後任職於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臺灣，文化內容策進院、巴黎駐法臺灣文化中心，從這些移動及工作經歷可見，作家所旅居走動的城市，往往是各國經濟動脈之所在。而香港作為亞洲最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在基源處擴展了胡晴舫的視野與內在國際性格的養成，使其得以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充斥的工作環境裡，游刃有餘地持續豐富的跨國移動體驗。胡晴舫以愛情言其對這座城市的感情： 也許，對大多數人來說，最愛往往是我們時常想起的那個人，我們在人生的某個時刻遇見了，認識了這個人，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想像，往後人生無論遇見多少人，我們都不斷回想此人的身影，並默默將新人與之比較。 這是胡晴舫對城市的想像，也是她對香港的深情致意。學習、探索是旅人的基本精神，從香港到世界，胡晴舫將繼續做一名孤寂但自在的旅人，繼續其關於「我仰望，只為反抗虛無。沒有幻想，只是提醒」的書寫立場與身體實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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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