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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29 05:33:14瀏覽336｜回應0｜推薦13 | |
| Excerpt：約翰‧古德拜的〈“他的族群之清脆合唱 ”：狄蘭‧托馬斯的影響力〉 在此春天，續讀狄蘭‧托馬斯。 〈在此春天〉 在此春天，星星飄浮在天際； 在此喬裝的冬季， 驟降赤裸的天氣； 這個夏天掩埋一隻春鳥。 象徵選自歲月的符號 緩緩地環繞四季的海岸， 秋天講授三季的篝火 和四隻鳥的音符。 我該從樹木辨識夏季，蠕蟲 畢竟能辨別冬的風暴 或太陽的葬禮； 布穀聲聲，我該感知春意， 而蛞蝓教會我毀滅的意義。 蠕蟲比時鐘更能預報夏季， 蛞蝓是時光的活日曆； 如果永恆的昆蟲說世界消逝， 那它又向我預示著什麼？ Here in this spring, stars float along the void; Here in this ornamental winter Down pelts the naked weather; This summer buries a spring bird. Symbols are selected from the years Slow rounding of four seasons coasts, In autumn teach three seasons fires And four birds notes. I should tell summer from the trees, the worms Tell, if at all, the winters storms Or the funeral of the sun; I should learn spring by the cuckooing, And the slug should teach me destruction. A worm tells summer better than the clock, The slugs a living calendar of days; What shall it tell me if a timeless insect Says the world wears away?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8725033 狄蘭‧托馬斯詩歌批評本(簡體書) 譯者：海岸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2021/01/01 【Excerpt】 〈“他的族群之清脆合唱 ”：狄蘭‧托馬斯的影響力〉/ 約翰‧古德拜 (The Liquid Choirs of his Tribes: The Influence of Dylan Thomas / John Goodby) 一 狄蘭‧托馬斯給20世紀英語詩歌的編年史學家和評論家出了一個難題，尤其是他屬於威爾士詩人還是英格蘭詩人，至今尚無定論。這一難題太大，因而近四十年來，經典締造者和歷史學家基本上都冷落他，最多把他視為一位引人注目而微不足道的詩人，有的甚至把他貶成靠詩歌行騙的騙子。因此，從《奧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 1976)、《三十年代的英國作家》(British Writers of the Thirties, 1988)和《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英語詩歌》(English Poetry Since 1940, 1993)至今，英格蘭評論家一直排擠、邊緣化或者高人一等地對待他。 ……我認為，狄蘭‧托馬斯影響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英國詩歌的兩種流派都產生了影響。這兩種流派就是所謂的“主流”和“非主流” (又可稱為“實驗派”、“新現代主義派”和“語言創新派”)。這種影響的廣度反而成為了後期關於他的評論作品減少的原因，因為他橫跨兩大分支，擾亂了各分支站穩自身腳跟對抗另一個分支的努力，正如他使定義到底是“英格蘭”詩歌還是“威爾士”詩歌的努力成為一個難題一樣。…… 二 在過去二十年間，日益明顯的是狄蘭‧托馬斯詩歌巧妙脫離常規的現象並不少見，只是按自身規律出現而已。《詩十八首》(1934) 中的“進程風格”令他同時代的詩人震驚不已又印象深刻，當前對於現代主義多樣性更深刻的理解為這種“進程風格”的起源提供了解釋。這種風格巧妙地融合了艾略特現代主義的原則、喬伊絲的雙關語和勞倫斯的性愛生機論，同時借用了奧登及其追隨者塞西爾‧戴‧路易斯 (C. Day Lewis)、斯蒂芬‧斯彭德 (Stephen Spender) 和路易士‧麥克尼斯 (Louis MacNeice) 重新啟用的傳統形式，這一點已經日益明顯。1933年夏至1934年春，狄蘭‧托馬斯按照標準句法的規則安排現代主義拼接式意象的順序，並繼承了詩歌分節的形式、格律和尾韻。這種手法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令人不安的混合風格，腳踏現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兩大陣營，具有強烈的修辭效果。 ……這種現代主義的背後還隱藏著莎士比亞無韻詩的渾厚、玄學派詩人的自負以及最為重要的威廉‧布萊克 (William Blake) 的空想和反律法主義詩學。他的主題是抒情詩歌傳統的基本主題——生死愛欲和信仰，其中死亡 (永生) 的主題尤為突出。儘管關注空想和夢幻的狀態，他的詩歌也體現了20世紀30年代初歷史危機中令人焦頭爛額的矛盾，涉及神話、生物和宇宙各個層面，與當時純粹反映社會表象、更明顯的 “政治” 詩形成對比。那連字號連接、矛盾的盎格魯—威爾士條件讓狄蘭‧托馬斯成為了一位可以似乎互相排斥的方式寫詩的詩人並獲得了不容忽視的成功。讀《羊齒山》和《薄暮下的祭壇》時，我們或許不禁會問：如此截然不同的詩歌怎會出自同一詩人之手？ 三 ……20世紀50年代初，自由的知識界依然受麥卡錫主義壓迫，狄蘭‧托馬斯給了異常沉寂的美國詩歌文化重重一擊，讓它重新煥發出了活力。狄蘭‧托馬斯渴望美國，同時美國也渴望他，這都是因為他處於非英格蘭的中間地帶。他對美國的渴望促使他對美國詩歌著迷，令他的作品深受惠特曼的影響，兼具哈特‧克蘭 (Hart Crane)的音韻風格。他的作品最先於1940年在美國問世，馬歇爾‧斯蒂爾斯 (Marshall W. Stears) 和大衛‧艾弗斯 (David Aivaz) 等美國評論家率先評介了狄蘭‧托馬斯詩歌。而他成為了連接大西洋兩岸的紐帶，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向牛津大學裡 “嶄露頭角的 (英格蘭) 詩人” 介紹了理查‧威爾伯 (Richard Wilbur)、艾倫‧泰特 (Allen Tate)、羅伯特‧佩恩‧沃倫 (Robert Penn Warren)、約翰‧克羅‧蘭瑟姆 (John Crowe Ransom) 以及華萊士‧史蒂文斯 (Wallace Stevens) 的作品，當時他們的作品都還默默無聞。 四 …… 若泰德‧休斯會把狄蘭‧托馬斯的詩歌介紹給一位詩人，這位詩人非西爾維婭‧普拉斯 (Sylvia Plath) 莫屬，要是她不像他一樣瞭解狄蘭‧托馬斯詩歌的話。高中的時候，普拉斯已經開始 “模仿並崇拜” 狄蘭‧托馬斯了；上大學的時候，她寫了一篇關於他的論文並在一次以他命名的寫作大賽中獲得了優勝獎。若《鐘形罩》(The Bell Jar) 表明了什麼，那就是表明了她還花了許多空閒的時間閱讀他的作品。的確，她 “愛狄蘭‧托馬斯······幾乎勝過生命”，還因 “就狄蘭‧托馬斯的死是否是布林尼的錯與其相識很久的男朋友爭論不休” 而和他分手。評論者認為，西爾維婭‧普拉斯把泰德‧休斯視為 “第二個狄蘭‧托馬斯”，這是他的許多魅力所在。這對夫婦玩的一個遊戲是，泰德‧休斯說出 “狄蘭‧托馬斯或者莎士比亞的一行詩”，西爾維婭‧普拉斯緊接著說出整首詩。泰德‧休斯的魅力在於平易近人、著作頗豐。西爾維婭‧普拉斯的詩歌與狄蘭·托馬斯的詩歌具有緊密的互文性；事實上，在加里‧洛訥 (Gary Lane)看來，“狄蘭‧托馬斯是西爾維婭‧普拉斯《巨人》(The Colossus)中直言不諱的巨人”。…… 五 …… 與偏狹的英語傳統相比，狄蘭‧托馬斯認為詩歌是一門核對總和反復錘煉語言的藝術，這讓他在非英語世界中成為了一位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家，這種成名的方式是拉金對日常生存和格言的經驗注解無法達到的。這從他的作品被翻譯的程度中可見一斑——比如，已經被多次譯成主要的歐洲語言，幾乎被譯成了所有歐洲小語種，此外還部分被譯成了阿拉伯語、韓語、日語和中文；共被譯成了43種語言，是那個時期英國詩人當中被譯介最多的詩人 (相比之下，奧登的作品被譯成了32種語言)。事實上，他的作品難度反而增加了他的吸引力，與喬伊絲一樣，狄蘭‧托馬斯成為了檢驗可譯性的一個例子。 六 通過對比評論界對保羅‧策蘭和狄蘭‧托馬斯——“從詞語開始運作” 的詩歌只要不是用英語創作就沒有問題——的評介顯露出了不良居心，與此遙相呼應，顯而易見的是，英國詩人和評論家對狄蘭‧托馬斯依然小心翼翼，彷彿意識到其作品的遠大抱負——含蓄地主張詩歌是一門藝術——使他們自我否定的規則變得更加引人注目，有損他們的形象。這就是狄蘭‧托馬斯，在當代英國詩歌中有所缺位，在國外備受推崇，依然相當受歡迎，因為他的詩歌不懼怕“富有詩意”，但卻不受專業人士待見：他就是法國評論家皮埃爾‧馬歇雷 (Pierre Macherey) 所謂的“沉默發聲”。 ……因此，我認為，狄蘭‧托馬斯對英語詩歌以及21世紀更加包容、不以英格蘭為中心的英國詩歌產生了持久或潛移默化的文學影響，自1997年以來，這成為了可能；21世紀的英國詩歌不僅能與其不同的地理身份和諧相處，還能與其不同的傳統和模式和睦相處。 (于金權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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