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武士周報Beta---No61》封面主文 

前言：當下的民粹英雄楊志良正步入險途。特別是當他也怒嗆監察院對「狂牛症」的糾正案時，楊志良與他所控告的鄭弘儀等人，都成了同一層次之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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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際」是什麼？道德學、倫理學都有許多繁複的解釋，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要認清自己的「角色」，所言所行都要以符合「角色」的基本規範為準則。

新聞工作者，當然要有「分際」，不論原本的工作是政治人物、民意代表、專家學者、新聞記者、資深黨務人員‧‧‧當他有機會在媒體平台，特別是強勢媒體電視政論節目有了發言權，就該忘了自己原先的角色，遵守媒體工作者的基本分際。

什麼是媒體工作者的基本分際，就是他應該是一個「代言人」，卻不是「啟蒙者」，他是一個「講述者」、「評論者」，卻不能自居「指導者」和「判決者」。 

名嘴，當然可以突顯問題，他當然應該全力抨擊時政、對掌權政客品頭論足，他可以不斷地聒噪，他是「烏鴉」該不斷地批評，更不是當「喜鵲」，但是，他不能越俎代庖，自己化身成了政治舞台之一員，他更要堅定的永遠都只能「說」，不能「做」，不然，就該回到政客一途，不能魚目混珠。 

當下的台灣一切都亂了套，政治、司法、立法、行政、教育、文化、是非、價值‧‧‧一切的一切，都沒有章法，讓「名嘴」異軍突起，成了許多閱聽眾對時政不滿的「寄託」與「宣洩口」，讓「名嘴」的影響力（不論好的或壞的）都大幅擴張，此時此刻，被稱為「名嘴」之人，更要注意名嘴的分際。

什麼是名嘴的分際？就是要對能體認到，他祇是民怨、民恨的工具，所以他頂多是「施洗者約翰」，不是自居「救世主」、「彌賽亞」。

在此「分際」體認中，名嘴當然有些界線不能跨越。

第一：他當然可以批判當政者的不適任，當然可以鼓吹要某某人下台，只要他能言之成理，都沒有問題。但是，名嘴沒有「任命權」，那是選民投票所託付給執政者的權力，名嘴並沒有得到選民的民主程序之託付，所以，當然不能說哪個職務應該是哪個人幹。 

簡單地說：媒體工作者，可以說哪個人不適任，但當他說哪個人才適任，就跨越了分際紅線。 

第二：他當然應該到「第一線」去掌握最直接的資訊，正如同雷蒙‧艾宏所稱的是「介入的觀眾」，許多記者也都這樣做。但是，他就是不能顯目地替候選人站台，這就產生了「推薦暗示」，這時，他已經「介入」，卻忘了「觀眾」之本質，當然期期不可！ 

也就是說，當記者與名嘴踏上競選舞台為人站台，他或她就已經失去了新聞工作者的基本條件。 

第三：他當然可以和權貴交往與飲宴，但是「第一線」理解為本質，不能是挾知名度與影響力，產生了「名流之幻覺」，他們，和權貴吃飯，如果「介入政爭」或是「喬」事情，不但是一種「Somebody」的「名流幻覺」自我滿足，更是大大跨越了分際紅線。 

換句話說，那種豪奢誇人、呼群引伴的「新聞名流」，必然已是「權貴一環」，不能再被視為是新聞人。 

過往以來，「魚翅」、「站台」、「粗口」‧‧‧讓名嘴也成了被檢驗的對象。這是件好事，正因為媒體的本質就有「特權」成分，別忘了，媒體，本身就是「特許行業」，名嘴、名筆、名記者，本質就是「特權份子」，他們因為閱聽眾的需求，享受了可以接近權貴、採訪權貴的特許與特權。新聞編輯和政論主題，更是一種「獨斷的專業」，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都在老編大人（主持人）的一念之間。

任何一種權力，都有腐化的因子；任何一種特許，都會產生「名流」的幻覺、而任何一種獨斷的專業，都會產生「自己人」的呼朋引伴。

所以，名嘴應該要時時被檢驗，歡迎被檢驗，才能形成更健康的自律。但是絕不該是透過政治力量的他律，或是挾民粹意識以反制，這樣子做，也是跨越了民主政治基本原則之份際，和那些失格名嘴同樣失格。 

這樣的跨越分際之失格，當下的民粹英雄楊志良也正步入險途。特別是當他也怒嗆監察院對「狂牛症」的糾正案時，楊志良與他所控告的鄭弘儀等人，都成了同一層次之失格。 

《 黃花崗雜誌第二十六期》：辛亥革命後，南京政府成立不久，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來到剛成立的總統府傳達室苦苦哀求：「讓我進去吧！我要見見大總統。」

 剛好，總統府侍從隊長郭漢章走過，便問：「什麼事?」傳達室的人說：「老人要見大總統。我問他有什麼公事，他說沒有。我又問他有沒有什麼意見書提出，他說也沒有。大總統公事忙得很，哪有工夫接見他呢？我向老人解釋了好一會，可是他還是不肯走。」 

原來，老人姓蕭，是塩商，聽說南京政府成立了，特地從揚州專程趕來，想瞻仰大總統的豐釆。郭漢章見是如此，便對老人說：「請你等一等，我去報告。」 

郭漢章向孫中山滙報了情況。孫中山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說：「好，你請他進來，我很願意會見他。」 

郭漢章扶著老人走到孫中山面前，介紹說：「這就是大總統。」 

孫中山含笑起立，表示歡迎。正要和他握手，老人卻放下手杖跪下，要行從前拜見皇帝的三跪九叩之禮。 

孫中山慌忙扶他起來，親切告訴他說：「總統在職一天，就是國民的公僕，為全國民眾服務。」 

既然是服務的僕人，就不該是挾專業而不能被檢驗，更何況監察院還是政府官署，自有他的法定授權與角色。 

陳傳興在他的著作《道德不能罷免》（2006年10月初版，大雁）特別指出政府的「統治者幻覺」：引用一段如下：

「政府‧‧‧將原本是一種受託執行行政權的法定代理人的這項定義特質，錯誤地看待成是權利‧‧‧甚至由此而產出想據有主權的幻想；逾越了社會契約的基本精神，導致政府原本的中介位置與角色，欲求從治理者這種法定責任與義務的承擔者，轉換成統治者。」

此兩段摘文，正是獻給那些「體察『聖』心」、「批評總統與政府不應該」、「總統與政府永遠是對的」之「衛兵們」與「好膽官員們」！

也就是說，在「統治者幻覺」中，執政團體和他的徒眾，往往不由自主的將「經營代理人」自我想像是「產權所有人」，變成了是一種「剽竊人民主權」的狂態。

這是種「家天下」，國家是「家業」，官位、資源，當然可以「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功能代理人」成為補獲品，淪為「政治獎賞」也不以為忤了。人民，只要跟著「專業」就行，哪能廢話！

這種「家天下」的心理，才會有「我怎麼這麼倒霉！」、「哼，好人沒好報！」、「我把你們當人看！」、「都是前朝的爛攤子」、「要監委去防疫」‧‧‧的狂慢語氣。 

因為，剽竊人民主權後，他們在乎的是「自己的桂冠」，以為只要自己「有品德」、「有專業」就是對人民的「施捨」，他們的權位是「獎賞」，卻不再是「人民的委託」。 

名嘴與記者應該「道德重整」，總統與官員，包含防疫政策，不也是該平心靜氣地「道德重整」，都回到應有份際嗎？ 

天佑台灣人民、天佑中華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