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自兩個大紙箱的凌亂資料中無意翻出了一張獎狀和一本論文。獎狀上的說明中英並陳。中文寫著：「由於學業優良品行端正，特頒發獎學金一期以資鼓勵。」如今一想，「學業優良」還有成績單可為佐證。但「品行端正」云云，何以知之？這大概像是大學的操行分數。只要導生不過不失，導師就可以心安理得給個高分，皆大歡喜。

英文說明則提到：「We hope you will make good use of it to equip yourself for a life of service to your community and your nation」。意思是說，希望得獎者能善用此款，為社群、國家效力。寥寥數語，竟是以家國社會相期了。印象中，這是人生第一筆「實質」獎學金。大學時代固然拿過書卷獎，飄散書香的禮卷畢竟不及銅臭四溢的鈔票用途廣泛。然則，在老早花完款項的十餘年後回顧起來，才發現領這筆錢該是何等沉重。

論文的封面也是中英並陳：「吾主福特：論赫胥黎《美麗新世界》中的宰制與反抗」（In the Year of Our Ford: Domination and Resistance In Aldous Huxley’s Brave New World）。夏繼安先生盛讚赫胥黎「家學淵源，才氣縱橫，為本世紀文壇一大怪傑，論學問之淵博，文思之敏捷，當世恐罕有其匹」。可惜，到了我撰寫論文時的二十一世紀初，赫胥黎其人其作早就乏人聞問。

我會想研究《美麗新世界》，是看重小說虛筆與當下時空的呼應，倒與考古的興趣無涉。新世界裡，政府對人民的「宰制」並非出於老大哥式的暴力與威嚇，而是透過科技對人身與人心反覆規訓，使人在視聽、性愛、毒品的歡愉中各安其位，無思無感，成了為抽象體系效勞的工具。這樣的規訓手法，可以在現實世界尋得對應。不同的地方在於，主宰現實世界的是多元分散，時相競合的種種力量，而非中央集權的大政府。一如《大驅離》一書所說：「『壓迫他人者』越來越多時候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結合個人、網絡、機器，並沒有明顯的中心。」找不到可以究責怪罪的單一主體，要想「反抗」自然難上加難。

指導我寫論文的柯克教授（Professor Ernest Rufus Cook）除了提點研究方向與參考書目，還細加批改我的論文初稿，有助於我釐清思緒的謬誤含糊。寫作碩士論文有苦有樂。竣工後，我先後投入教學、譯事，終究未繼續深造。

《偶然的宇宙》是我初試譯筆之作。前不久，讀到某網友說，讀了這本書才「首次藉由書籍，而不是電影與影像，感受到物理的美」。這當然稱不上「service to your community and your nation」。但身為譯者，所求的也就是讀者讀了譯作後心有觸動。就如同教書也好，指導論文也好，總盼望學生能有所得。

幾年前，柯克老師罹患腦癌辭世。我到現在仍時不時感念老師的用心。

民國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於嘉義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