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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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出版社翻譯了半冊梭羅文選，共五篇文章，其中一篇便是〈公民不服從〉。前陣子時局動盪，「公民不服從」的概念又再度為人援引。然而其內涵如何，我前此未曾仔細思考過。這回逐字逐句揣摩原文，等於是與過往僅只略敘寒溫的舊識深交。而隨著認識加深，也會發現新的疑惑，或可解，或不可解。每有會意，則喜，雖說不至於因而忘食。每遇滯礙，則疑、則思，有時也不免怨懟。

以我個人的理解，「公民不服從」頗有幾點可說。身為「不服從」的「主體」，「公民」應依憑良知、遵行公義。但是在梭羅看來，大多數人顯然力有未逮。人們勞形也好，勞心也好，不是「有如機械一般」，就是「在無意間也同樣可能為魔鬼所驅遣」。面對如此局勢，按照良知、公義行事的少數人，應採取更積極的體制外作為，而不是坐等己方在體制內「以一票之差成為多數」。他認為：「任何人只要比鄰人還更為公義，一夫已足形成多數。」

換個角度來思考，「公民不服從」其實包含對民主的失望。或者說，對群眾智慧的否定。於是，值得仰賴的不是群眾以選票所展現的意志，而是少數個人的義行。這樣的見解，有其時代背景。梭羅在民主體制之外另提救濟之道，是為了因應在制度化的不義──例如，奴隸制──之下，群眾的不作為。在引用梭羅當作「不服從」的依據時，不宜忽略他立論時的具體情境。

考量梭羅提出「公民不服從」時的歷史情境，有助於看清這個概念的侷限。就梭羅而言，良知與公義是不證自明的真理。可是，將社會的改變繫於少數個人的心證，自始便具有相當的風險。今之視昔，奴隸制的不義無庸置疑，從而梭羅將個人置於群眾之上的想法看起來似乎問題不大。但就當代來說，少了歷史的縱深，再加上社會日趨複雜，哪一方的「公義」才真能促使社會往良善的方向邁進，往往需要再三分辯、論說才能稍加釐清。這意味著，當代社會必須轉化帶有菁英色彩的「公民不服從」概念，將之納入民主社會公民討論的框架。

政府是「公民不服從」的「標的」。為了應對不義的政府，梭羅發出鏗鏘的呼籲：「如果不義是政府這部機器的一部分必要摩擦，就別理它，別理它吧……不過如果其性質使你對他人來說必然會成為不義的走卒，那麼我說，違反律法吧。讓你的生命成為反制的摩擦力而讓機器停下來。我必須做的是，確保自身無論如何都別為我所譴責的過錯增添一臂之力。」該怎麼深化、落實梭羅的行動綱領，就是世世代代後人的事了。

---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七日於嘉義
    刊於《中華日報》副刊「鵲廬有光」專欄(20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