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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的味道-------------五年再回首：中國時局“換人間”------------塑造中國崛起的新國際戰略-----------一家人有不同信仰的原因-----------芥子納須彌 一沙一世界，一沙一世界
五年再回首：中國時局“換人間”
編者按：2014年9月8日，多維新聞發佈文章《“新常態”改造風暴 中國時局或“換人間”》，認為新常態對於整個國家的國民心態，尤其是對於中共自身和黨政官員而言，必然是一次千轉百回的“蛻變”與新生。果然，在過去幾年時間裏，中國在反腐、內政、經濟、外交等諸多領域，都進入了新常態，發生了毛鄧之後的範式轉移。以中共十九大為里程碑，中國各領域將會進一步“常態化”，進入新的歷史週期。
為此，在十九大召開之際，我們將三年前的原文呈現，以饗讀者。 “新常態”改造風暴 中國時局或“換人間”
導引于習近平拋出的“經濟新常態”，“新常態”已漸次成為擴展至全局的治國新思維。那麼，從當下看，它便要求習近平切割舊時代的治國模式，將三十多年以來形成的治國框架遺存進行現代化改造，徹底拋棄中共對敏感地帶（包括政治敏感和現實利益敏感，如黨政關係）的曖昧不清態度。一個最為明顯的跡象便是，如果說彼時的統治具有濃厚的人治思維特色，一切以政治動員作為社會運作的基本形式的話，那麼當下“新常態”便是改弦易轍，甚至具有某種程度的推倒重建的“脫胎換骨”式手術治療。打掃衛生，重構國家社會關係，對於整個國家的國民心態，尤其是對於中共自身和黨政官員而言，必然是一次千轉百回的“蛻變”與新生。或許若干年後再看今年，以“換了人間”喻之未嘗不可。
前夜的“風暴”：“砸爛”一個時代
不過，“風暴”並不局限在反腐。官場惡習在整風運動中受到嚴厲的整頓，面對隱形利益的萎縮，許多官員不得不重新選擇去留；繁複的行政審批在李克強簡政放權的震怒下，成百上千項地被廢止；承繼于蘇聯、被地方畸化為“維穩工具”的勞教制度，在經歷一場場人間慘劇後被一朝廢除；而困擾歷朝歷代並在近年走向極端恐怖主義襲擊的新疆問題也受到重新審視，從彼時的羈縻策略到鐵腕，再到“分而治之”的全民反恐與社會化改造風暴席捲而來；高考不再區分文理科，回歸人文素養和中華民族傳統自信；“中國版的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城鄉二元戶籍，在實行了半個多世紀後退出歷史舞臺……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改革開放的歷史拐點，中共宣佈放棄唯GDP主義，這意味著對長久以GDP為導向的發展模式的拋棄。它所造成的衝擊無疑是全局性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模式本身，還直接觸碰黨政官員的艱難“轉變”的痛處，乃至中共固有的領導權威和角色的“衰落”……
這一切看似激進的“新政”風暴，都有其歷史發展的內在必然邏輯。但當十八大後一系列動作鋪排而來，甚至令人感受都從“破”到“立”快刀斬亂麻的果決時，破除利益格局、搖撼官僚體制、改造思想迷信，即便不是砸爛也是消除三十餘年來改革開放“舊傳統”的風暴勢頭猛烈。我們無法認定它必會結束一個“時代”，但毫無疑問，它至少是一個對既有社會形態的修正。一個一切圍繞政治權威，即使連經濟行為也以政治號令為尊，或者說党的權威為主導的時代可能會終結。
是的，也許從一開始，習近平便將自己擺在一個比我們起初想像的更大的歷史坐標系中。若干年自由派學者多次警告中共已經處於在一個歷史的節點，如果不迅速回應民意迅速啟動政改，中共將喪失最後的機會。這一等，又是數年，直到江山易主，習近平李克強上臺。
也許正應為如此，他們正好面臨的絕不僅是一個複雜的時代，而且危機四伏，不得不改。官民的尖銳對立，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根本性的質疑甚至是否定，暗潮洶湧的背後其實是對現實的不滿。在這樣的生態下，舊有的格局會存在多久，或者說是否能夠繼續延續，都必然是令中共高層不得不寢食難安的難題。在社會不滿情緒蔓延的情勢下，中共的回應與承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消弭這種彌散的負面情緒呢？也許對普通人們來說，信心是最重要的。而信心樹立的前提，便是當局一別於之前的氣象。
習近平“新常態”思維的立體認知
有破必要有所立，風暴之後，正是收拾局勢重建的最好契機。也許習近平從一開始在拋出“新常態”這一概念時便不單是就經濟而言。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朱振鑫在《學“習”新常態：中國政治經濟大趨勢》一文中便稱，回顧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事件，我們會發現一種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態的確正在中國悄然萌芽，不一樣的亮相，不一樣的反腐，不一樣的政治局會議，不一樣的“組長”……“新常態之下，我們既要重新認知中國的經濟，更要重新理解中國的政治。在一個全新的時代裏，一切慣例可能都會被打破，一切新規都要重新學習，直到習以為常。”
從“破”到“立”，中共在告訴人們平常心看待50餘“大老虎”落馬，平常心看待經濟增速下行至7%，而國際社會也應以平常心看待中國的崛起和自我正當權利的“聲索”……由此，對於習近平的“新常態”思維，人們似乎可以有更豐富的猜度。
其一，習近平對於自己以及當下中共所處的歷史階段及其使命有清晰的定位，而“新常態”則正是從“摸著石頭過河”的經驗主義探索到中國模式逐漸定型時的自信情形下才提出的。
“新常態”應該怎樣解釋呢？筆者以為，首先，如同世界其他的國家，“新常態”可以視為習近平所謂的改造上層建築的自適應過程，或者叫“自我革命”。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封建歷史上，王朝興替意即革命以及自上而下的自我維新改良是對社會關係調整、推動歷史進程的兩大方式。從春秋戰國時期封建社會形態取代奴隸社會形態，一直到圍繞著農耕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資源——土地兼併問題——進行的歷次改弦易轍，統治層總希望在不觸及統治權威的前提下或者說出於維護草創伊始的權威，以及外在的阻力調整統治策略，以及最根本的是調整利益分配的格局，自上而下的改良總是遭遇自下而上的改革遭遇的倒逼。
從經濟角度上，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漢朝的編戶齊民、三國時的屯田制、唐朝賦稅制度（租庸調製以及楊炎的兩稅法）、再到北宋曇花一現的王安石新法，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以及清代雍正朝的“攤丁入畝”，都是因應地主統治階層與農民階層的階級矛盾所做的制度改良，從本質意義上與王朝興替所做的週期性利益調整只有烈度和程度的區別。而從政治上說，用人上的軍功爵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一脈相承；中央機構上，從裂土封疆到中央集權，從三公九卿到綿延千年的帝相爭權（三省六部，到罷相再到軍機處設立），則體現了統治階層內部的利益和權力調整。總之，其中的變革與確立，無不是治亂興替中，因應歷史和時局矛盾轉變的自適應性調整。適應社會矛盾的不同演進，政經生態乃至社會結構、思想文化都會發生整體性的變局。
從這一角度上認識，“新常態”則可以看作一種執政策略和思路更弦易轍的過程，即從毛鄧探索時期的混亂狀態走向統一有序的治理狀態的歷史過程。或者說，從非常政治形態下，進行現代化改造，破除改革開放至今固結的利益格局以及僵化的思維。或許，在成體系的設想中，習近平對此有明確的歷史定位和責任認知。
其二，“新常態”意味著現代化“改造”，核心即是去人治化和黨政化而變得法制化、制度化，以此樹立有章可循的“常態化”統治。不過，需要明確的是，這一現代化是與西方的所謂“現代化”相區別的。一切跡象顯示，習近平擁有強烈的自我身份認同自信，便將其貫穿到自己所有的執政思路中，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改造抱有深刻的戒備。也就是說，“新常態”必須是“中國特色”的本土產物，而非舶來品。
多維新聞此前曾刊載多篇文章解析習近平中共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並認為這是其向執政黨轉變的必然。今年8月末，中共政治局通過《深化党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這一方案被視為中共確立自己的角色定位，尤其是黨與國家的關係，又如何對自己進行現代化“改造”，進而改造整個國家形態的“答案”。
從基礎層面講，長久以來甚至直到今天，中國奉行以行政權力推動經濟的國家主導性經濟。在此背景下，政治權威成為左右一切的力量。政治權力的主導易滋生官商結盟和製造社會不公。對於商人來說，最實用主義的信條是官員讓渡的“特權”而不是市場規則，這也形成當下貪腐案件，官與商總是如影隨行的原因，正如我們上文所提到的山西官場窩案。而對於黨政官員來說，“党的領導”地位現實地表現為党權淩駕於一切之上，法的地位實際上被虛置，並被代之以黨政官員尤其是一把手掌握殺生予奪的不正常狀態。這顯然是與現代文明相違背的。
因而，面對此挑戰，相信中共即便不會主動回答法大還是黨大之類尖銳衝突，但是執政危機面前，習近平顯然已決意在其中進行有益的調和，將黨政權力必須納入有效的監督控制之下，在國家則樹立法治權威，而在中共自身，為今之計尋求則是將“黨鞭”職權進行制度化的確認鞏固，同時“嚴進寬出”改造中共黨員個人，將一切行為納入制度約束的軌道中。
其三，此外，習近平的“新常態”思維雖然並未公開指涉對外領域，但是最早呈現“新常態”跡象的。一般意義上，人們認為，日本是一個在國際舞臺上的“非正常國家”，遭遇很多剛性制約。但這只是表面，從某種意義上，中國所遭遇的“非正常待遇”甚至比日本更多，這是有其國家上的隱性判斷所給予的。
從歷史上看，中國盛極一時的東亞統治秩序不僅不同於西方以霸權勢力劃分從屬，也不同於單純實力相當國家之間的相處模式。不管是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所產生的心理壓力，還是在觀念中大國崛起所必須以犧牲弱小國家利益甚至以攻擊性行為挑戰地區穩定的歷史告誡，生在“小國”簇擁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中國哪怕合理的主張都有可能被冠以“霸淩”鄰居的指責。於是，中國長久以來時刻幻想“避嫌”，韜光養晦或者說更為嚴重的妥協避讓，從而導致在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處於一種令國內外都不滿的心理不平衡狀態。
所以，習近平上臺的動作可能正在告誡人們，中國是有權力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不必任人指手畫腳。這聽起來可能令人感覺我行我素甚至剛愎自用。但平心而論，這種應有的自信而非畸形的心理扭曲也許對國家利益是至關重要的。
一句話，中國應該成為與美國一樣具有“正常”戰略魄力的國家。正如，當中國在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時所提到的反駁，“美日很早時候就設定了防空識別區，為什麼中國不能？”借用一句古人的處世之道，“彼人也，吾亦人也，彼能為之吾胡不能？”所以，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常態化巡邏釣魚島，積極擴充包括航母在內的軍事實力，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獨立自主地處理南海爭端而不必顧念“欺負弱小”的國際輿論，都是自信進入“正常化”國家的重要衡量標準。
概而言之，“新常態”儘管是一個至今仍曖昧不清的、高度抽象化的政治概念，對於其中具體所指眾說紛紜。但我們在此更傾向於認為，它是體現中共當下改革決絕態度的系統化新思維。它從屬於既定的歷史發展邏輯，即實現現實破局所不得不進行的對中共建政以來歷史傳統的劃斷和改造。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7-10-19/60018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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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對習喊話：兩岸執政黨良性對話
聯合新聞網
聯合新聞網 | 2017-10-26 14:00:19 陸委會今天舉辦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蔡英文總統再向大陸溫情喊話，強調「現在正是一個改變的契機」，中國大陸執政黨，剛完成了黨代表大會，進入到另一個全新的執政階段，她呼籲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希望兩岸關係有進一步的改善。
這是中共19大後，蔡總統首次發表兩岸談話。她首先提及「老兵故事」指出，在解嚴之前，因當年政府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兩岸往來不但是政治的禁忌，也是違法的行為。但在1987年，一群來台老兵身上穿著寫著「想家」二字的白上衣，穿梭於台灣的街頭、台北的街頭，挑戰政策的禁令。
蔡英文說，當時民進黨創黨不滿一年，力量還很有限，卻勇敢堅定地和示威老兵站在一起，為他們請命。在探親禁令解除前，民進黨中常會就通過決議，主張兩岸人民返鄉探親不應受到限制，應允許兩岸人民往來交流，進而催化開放大陸探親的重大決策。而這個決策，也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樹立了跨時代的里程碑。
蔡總統強調，這就是民進黨以人民為本的兩岸政策核心理念，她呼籲兩岸珍惜30年前，開放探親為兩岸關係帶來的歷史性改變及累積的寶貴成果，在既有的基礎上，共同思考、擘畫未來30年兩岸關係發展的願景工程，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兩岸領導人應秉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為兩岸人民創造長久的福祉，並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
蔡總統說，她一貫認為，執政者必須以全體人民的利益作為施政的原則。而兩岸關係要穩定發展，雙方的執政黨必須有所互動以及交往，增進相互了解，逐步累積信任，才能共同面對處理兩岸交流的各種事務。
蔡總統說，在紀念兩岸交流30周年的此時此刻，雖然目前兩岸關係維持了基本穩定，「但我們希望能有進一步的改善」，雖然兩岸關係仍然面臨一些不確定性，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與發展是最高共識，「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是我們處理兩岸關係，一貫不變的原則。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1528/2779767?from=udn_ch2cate6638sub11528_pulldown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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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兩岸談話 親民黨：已婉轉表達「兩岸一家人」概念
聯合新聞網
聯合新聞網 | 2017-10-26 15:49:09 總統蔡英文今出席「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時，呼籲兩岸領導人秉持圓融中道的政治智慧，為兩岸創造福祉，永遠消除敵對和戰爭的恐懼。親民黨下午發布聲明給予正面評價，表示「兩岸和平發展」的共識若能視為是善意的展現，甚至落實成為「擱置爭議，共謀和平」，對於未來兩岸關係改善，將有正面助益。
蔡英文強調，去年520承諾展現最大誠意，為持續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提供保證，善意不變、誠意不變、不會走回敵對的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是處理兩岸關係一貫不變的原則。
親民黨指出，蔡總統的談話，承認兩岸人民因內戰造成骨肉分離，並舉出當年民進黨主張兩岸人民返鄉探親不應受到限制，其實已婉轉表達「兩岸一家人」的概念。整個談話內容至少3次提及「兩岸和平發展」，不僅呼應大陸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的談話，也顯示兩岸領導人在該議題上已有基本的共識。
親民黨表示，蔡總統此次談話特別用「兩個執政黨」來取代過往「中國共產黨」的表述方式，同樣也看得到總統有意藉由中性的稱謂來表達善意，同時隱含承認兩岸分治的政治現實。
蔡總統強調，因為兩個執政黨沒有過去往來以及互動的淵源，也沒有足夠的相互認識及理解，以致於兩岸關係無法穩定的發展。
親民黨認為，這等於定調兩岸兩個執政黨間的矛盾，不是先天不可解的「敵我矛盾」，而是基於誤解及認識不足所造成的「暫時性矛盾」，雙方可以透過務實的態度，在「兩岸和平發展才是兩岸人民最大共同利益」的共識基礎上，以更多的理解、諒解、化解來達成和解，共同創造兩岸人民最大福祉。
親民黨表示，兩岸的執政黨都有難以忽視的慣性包袱與刻板印象，但世界卻是在現實中不斷前進。放下對立，重建信任，站在兩岸人民立場，尋求雙方共識與共利，才是兩岸人民之福。期待兩岸執政者，都能站在可貴的公約數上，尋求兩岸更多的交集，這才符合大多數人的期待。
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1528/2780197?from=udn-relatednews_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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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關注：蔡間接回應十九大只差沒說那四字
中評社台北10月27日電（記者 黃筱筠）蔡英文昨日出席陸委會主辦的“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原被預期會回應中共十九大對台談話，卻著重回顧兩岸30年交流歷史，甚而強調民進黨在兩岸交流角色的重要性。蔡意在希望中國大陸能扭轉對民進黨刻板的“反中”印象。 © Copyright 中國評論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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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與臺灣彼此都是“內在的他者”--------------有一點『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的味道
許紀霖：大陸與臺灣彼此都是“內在的他者”
本文共閱讀 820 次 更新時間：2016-09-07 21:24:39
● 許紀霖 (進入專欄)
內 容 簡 介 大陸文化與臺灣文化，相互之間都是“內在的他者”，彼此互為形塑，“去中國化”了的臺灣文化難以想像，“去臺灣化”了的大陸文化也殘缺不全。大陸與臺灣攜手，正在創造中華文化的未來。
自蔡英文當選之後，臺灣問題成為了大陸民眾前所未有的關注所在。當政治陷入死局的時候，認同問題就分外突出，臺灣人的認同是比獨統還要麻煩一百倍的問題。九二共識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但“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政治上的“中國”兩岸是有明顯分歧的。但文化上的“中國”可以“一中同表”嗎？當兩岸在政治認同上陷入分歧的時候，尋找文化的共識與“同表”就顯得更為重要。只有將何為“中國”這個問題厘清了，九二共識才能獲得堅實的歷史與文化基礎，臺灣的主體意識、臺灣人的認同才不致走上“去中國化”、與中華文化對抗的歧路。
當我讀到楊儒賓教授的《1949禮贊》一書，雖然在政治認同上差異甚大，但在文化認同上卻有知音之感，楊教授提出的“中華文化在臺灣”，超越了獨統立場，將本已陷入對抗、互為“他者”的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還其本來的互相交融、內在鑲嵌的本貌，是為難得的識見也。
海峽兩岸的存在、分斷體制的形成，是冷戰時代的產物，雖然冷戰結束了二十多年，但兩岸的分治，卻依然存在，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大陸在國際社會擁有無可置疑的國家主權，代表中國；臺灣缺乏國際社會承認的主權，卻享有完整的治權。近代以來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幾乎所有的政治共同體都是以主權國家為核心，即使是冷戰時期的東德與西德、至今依然處於分斷狀態的朝鮮半島，雙方都在聯合國擁有獨立的席位。到了近代。某個政治共同體的治權通常由處於其上位的主權國家授予，但臺灣自從1972年被驅逐出聯合國之後，治權與主權剝離，成為主權缺位、治權完整的政權，這樣的共同體在世界上幾乎沒有第二個。楊儒賓教授指出：“臺灣政治癥結的‘主權’概念原本即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兩岸局勢的特殊性既然那麼特別，也許我們可以繞道思求另解”。（162-163頁）這個“繞道思求另解”，不在已經抽為死結的主權之爭，而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當中。
“一個中國、多個政權”在當代政治之中乃是殊例，但在二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中卻為常態。古代中國雖然是一個國家，卻不是近代那種以主權為標誌的民族國家，而是王朝國家。歷史上的王朝經常更替，但有一個超越了具體王朝而始終存在的文明共同體，其不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連續性，更具有宗教語言禮樂風俗的文化一貫性，這一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共同體，就叫做“中國”。從時間的延續性而言，中國是以中原為中心的、連續的文明共同體，但從地域空間的角度說，“中國”又是多個政權並存的空間複合體。
現有中國版圖之內的古代歷史，在大部分時期不是只有一個王朝，而是有多個王朝政權。不說分裂時期的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魏晉南北朝，即使在大一統的中原王朝時期，漢朝的北方有匈奴、鮮卑政權，唐代有突厥、吐蕃、南詔、回鶻、與兩宋王朝並存的，有遼夏金元。我們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單線的、一元的正統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國疆域之內，歷史上各個時期除了正統王朝，還有眾多並存的王朝，他們同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歷史上的“中國”並非一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共同體，而是由多個王朝、多個政權共同組成的文明國家共同體。
從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中獲得智慧的九二共識其妙在於：雖然兩岸分治，各有治權，但在“何為中國”問題上，超越了主權歸屬的難題，海峽兩岸，共用“一個中國”的文明大屋頂，形成一個由共同的歷史、文化、語言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
如今與“一個中國”對立的，不是一般的臺灣意識，而是“去中國化”的極端臺灣意識。似乎承認了“一個中國”，承認了中華文化的大屋頂，臺灣文化就失去了主體性。那麼，臺灣意識究竟從何來，其內涵究竟意味著什麼？
楊儒賓在書中指出：“臺灣意識是共同體意識，臺灣居民會形成全台範圍的共同體意識是相當晚的，臺灣意識就像現代民族主義的萌芽一樣，恐怕都是要在現代國家系統下，經由共同的教育、發達的印刷術、興盛的媒體諸種作用的加持，才容易茁壯”（102頁）。他判斷，臺灣意識大約在1860年代前後產生，在此之前，原住民各族群之間、閩南人與客家人、閩南人中的漳州幫、泉州幫不斷上演械鬥的戲碼，1860年代之後，這類械鬥顯著減少，隨著民族主義意識的出現，臺灣意識隱然成型。（102頁-103頁）。不過，此刻的臺灣共同體意識，就像同時出現的廣東意識、湖南意識一樣，只是一種省籍意識。中國的省籍意識，是與近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同時誕生的，可以說是國家意識的伴生物。所謂的民族主義，在當時有國家民族主義與省籍民族主義之分。1895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之前，如果真的已經有臺灣意識的話，那只是與湖南意識、廣東意識一樣，只是省籍民族主義而已。
任何共同體意識的誕生，都要有“他者”。1860年代之前，沒有臺灣意識，只有各種各樣四分五裂、互相衝突的部落意識、鄉曲意識，1860年代，在臺灣出現了省籍意識，之所以如此，乃是缺乏一個作為臺灣整體的“他者”，中國當時是臺灣的上位，不是臺灣的“他者”。在清代臺灣，無論是通過科舉而實現的士紳階級文化，還是社會底層的閩南、客家文化，都來自中國大陸，是中華文化的支流。臺灣意識的最早“他者”，乃是1895年之後新的統治者日本。臺灣民主國雖然曇花一現，但可以視為臺灣意識的第一次自覺。
在日據時代，臺灣意識越來越明晰，但其內涵和形式卻是漢語言文化，林獻堂、蔣渭水的臺灣文化協會以中原的精英文化對抗以“文明”面貌出現的日本文化，社會底層的老人們繼續穿唐裝、年輕女性流行穿旗袍，以日常生活的姿態頑強地堅守自己的文化認同。這一文化認同，既是臺灣的，又是中國的，臺灣意識與漢文化意識糾纏交融在一起，形成臺灣的“我者”，以此反抗外來的日本“他者”。楊儒賓指出：“就像臺灣意識因為日本的統治而強化，漢文化意識也因為日本的統治而強化，但在統治者軍隊與經濟雙管的壓迫下，一種自外於日本的我族意識很難光明正大地發展，此時，漢文化意識很快也很容易取代它的位置，從語言、漢字、詩社、祖先崇拜，這些都是被視為是漢文化的展現，但同時也是臺灣意識的表徵。”而1945年臺灣回歸祖國，“光復後的臺灣人民因加入同族的國家，成了中國的國民，所以它同時解決三、四百年來歷史發展的矛盾，臺灣居民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糾葛在光復的刹那一併解消”。（103-104頁）
然而，二二八悲劇的發生，使得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產生了一道長久無法彌補的裂痕。楊書中引用的一個歷史細節非常令人震撼：彭明敏的父親是省議員，在二二八期間代表台方與中央派來的代表談判，受盡官方淩辱，回到家裏傷心地說：“我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105-106頁）。從二二八這一刻開始，臺灣意識的“他者”轉向了，從日本轉向了它的母體中國，從此也受到了兩蔣父子的國民黨威權體制近半個世紀的打壓。越是被打壓的本土意識，越是容易蛻變為一個對抗性極強的、賴“他者”而自我存在的封閉意識。等到陳水扁時代全面推行“去中國化”之後，臺灣意識成為與中國意識對抗的意識形態，臺灣文化也因此被形塑為與中華文化徹底脫鉤的原發性文化。
這些年臺灣史的書寫，有關臺灣的本土文化認同，基本建立在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文化和鄭成功之後的閩南庶民文化兩條脈絡之上。一種歷史記憶的發掘，意味著另一種歷史的遺忘，這個遺忘，就是排斥來自中原文化大傳統，這是另一種對抗。兩蔣時期的國民黨用大中華民族主義壓抑臺灣本土文化，而如今的“去中國化”，同樣用本土小文化傳統抗拒歷史和現實之中所真實存在的中華大文化。當對抗性的思維主導臺灣主體意識的時候，其歷史與文化的真實內涵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是抵抗的堅定與勇敢。主體意識的曖昧，需要一個敵對的“他者”。於是，臺灣主體這個“自我”無法自圓其說，嚴重依賴於“敵人”的存在。沒有了“敵人”，便沒有了“自我”，這是殖民歷史帶給臺灣的文化困境，至今無法擺脫。
任何一種本土化意識，都需要以文化認同為實在的內涵。那麼，臺灣文化究竟是什麼呢？我在臺灣的時候，請教了多位各個年齡層的學者和學生，他們的回答大多曖昧不清，語焉不詳，只是說臺灣文化是包容性很強的文化，吸收了東洋、西洋、大陸、南島的各種異質文化，形成了今天獨特的臺灣文化。直到有一天，我在宜蘭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看了一場由藝術學校學生的打擊樂表演，我才恍然領悟，什麼叫臺灣文化。打擊樂的樂器有來自大陸中原的大鼓，也有原住民的腰鼓，還有其他東南亞的樂器，演員所用的語言，一會是國語，一會是閩南話、一會兒又夾雜幾句原住民語言，混合交雜在一起。這就是臺灣文化！在他們看來，臺灣文化就是多元的、混雜的、離散的，有來自中原的漢語言大文化傳統、閩南的民俗文化小傳統，也有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文化，還有東洋的日本文化、來自西洋的全球化文化。
如此觀之，臺灣文化似乎是一種無限開放的、尚未形成傳統的年輕文化，至少到目前為止，它無以自我定位、正在形塑之中。從文化建構主義的思路來說，這似乎無可非議，任何一種文化的未來，都是創造的、變動的，不拘泥于已有的傳統。文化建構主義開放則開放矣，但很容易陷入文化虛無主義的泥沼，因為任何一種文化創造，並非平地起樓，從無到有，創造總是要有所憑籍，要借助已有的傳統。因此，文化建構主義依然需要文化認同作為補充。從文化認同主義的立場來說，被借助的文化傳統並非工具性的，因為任何一種文化創造，都要由人來創造，而人總是生活在一定具體的文化、語言與宗教之中，這些傳統是內在地、先定地鑲嵌在人的生命之中，傳統不是一件可以自由選擇的衣服，想穿就穿，想脫就脫，它具體內在的規定性，通過思維、習俗、語言和宗教，制約了後人創造的方式、路徑和邏輯。
臺灣文化脫胎於來自大陸的中華文化，從鄭成功入台開始，中華文化就內在于臺灣文化的生命之中，這不是一代人“去中國化”就可以消解的。“去中國化”本身就帶有深刻的中國印記，帶有中國式文化虛無主義的特徵。大陸當下的民族主義因為缺乏明確的文明內涵，而成為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而臺灣“去中國化”式的民族主義也因為匱乏自身的歷史文化內涵而同樣蛻變為一個貧乏而曖昧的姿態，海峽兩岸的民族主義，表面看起來是對抗的，勢不兩立，實際上都離不開對方，視對方作為敵對的“他者”，賴對方的存在而自我存在，非常吊詭的是，兩岸的極端民族主義分享了中國式文化虛無主義的共同精神特徵。
那麼，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是互嵌性的內在關係，還是工具性的外在關係？楊儒賓教授的《1949禮贊》一書，引人矚目地提出了“中華文化在臺灣”。在他看來，1949年無論對中華文化，還是臺灣文化，都是劃時代的重要年份。1949年不啻為繼永嘉、靖康之後中國文化的“第三次南渡”：隨著國民黨政府的渡海大遷移，大陸重要的文化財產、學術機構和文化人才進入臺灣，這些中原的精英文化使得臺灣融入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也融入了臺灣，臺灣與祖國互相擁抱，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互相鑲嵌，實現了一體化。1949年不僅誕生了一個新中國，也誕生了一個新臺灣。
楊儒賓提到，胡適、錢穆、徐複觀這些原來流落在國外的文化遺民，最後幾經顛簸，最後都葉落歸根，回到臺灣，終老此地。雖然臺灣不是他們地理意義上的故鄉，但對這些文化遺民來說，臺灣卻是文化意義上的故鄉。而在上個世紀的50-70年代，中華文化在大陸正被連根拔起、備受摧殘，正是臺灣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種子，文化之根在臺灣。在胡適、錢穆、徐複觀他們看來，文化在哪里，故鄉就在哪里。
楊儒賓說：中華文化和臺灣文化已是互紐互滲的關係，即使不論四百年來臺灣漢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實質關係，單單從光復後，尤其是一九四九的渡海大遷移以來，中華文化已是臺灣文化的實質因素。（149頁）中華文化內在於臺灣，這一文化現實不管你喜歡還是討厭，畢竟已經成為事實。不管如何“去中國化”，中華文化已經內在於臺灣的歷史與現實的生命之中，鑲嵌為臺灣文化的內在價值，無論是中原的儒家大傳統，還是閩南的民俗小傳統，都已經在臺灣人這裏刻骨銘心，深入骨髓，無法剝離。
誠然，臺灣文化的內部元素是複雜的，並非純粹的中華文化分支。作為緊鄰歐亞大陸的太平洋海島，臺灣開埠以來的四百多年，承受了兩種不同的文化季風，一種是來自大陸的中華文化，另一種是來自海洋的東洋、西洋文化。臺灣文化就像臺灣的地理位置一樣，處於大陸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之間。兩大板塊在此交匯，並非天然無縫，而是存在著深刻的裂痕，常常兩大板塊相互衝撞，發生自然的或文化的大小地震。大陸的中華文化與東西洋的海洋文化都在爭奪臺灣這塊寶島。臺灣人逐步化解了各種外來文化的衝突，經過一個世紀的演化，將各種外來文化融合為有鮮明特色的臺灣文化。但無論是中華文化，還是海洋文化，都在臺灣的歷史與現實當中內化了，成為臺灣文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假如剝離掉這些外來文化，不管是“去中國化”，還是“去西洋化”或“去東洋化”，就不成為今日引以為傲的臺灣文化，臺灣文化將什麼也不是。
正如楊儒賓教授所分析的那樣，中華文化對於臺灣來說，已經是自身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無論是作為大傳統的漢語言精英文化，還是作為小傳統的閩南庶民文化。已經滲透入臺灣人的血肉與靈魂之中。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蝶變莊周？中華文化與本土文化，在臺灣早已是水乳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這裏，我想補充一個事實：不僅中華文化內在於臺灣，而且臺灣文化也同樣內在於中國----這是一般臺灣人所不曾意識到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當大陸向全球開放，經濟進入高速軌道的時候，臺灣的資本、人才、技術和文化蜂擁進入大陸，對大陸的發展起了不可代替的引領作用，因為同文同宗，沒有語言與文化的隔閡，臺灣成為大陸的最佳示範，是“內在的他者”。在許多大陸人看來，臺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臺灣人假如到大陸，特別是上海、杭州、蘇州這些江南之地走走，到處都會驚喜地發現“另一個臺北”。從學術、儒家、佛教，到語言、設計、餐飲，那些城市的當代文化都深刻地打上了臺灣風格的烙印。臺灣的學者給大陸學術界帶來了曾在大陸中斷了的傳統文化，也傳授了西洋的現代學術方法；證嚴法師的慈濟會主辦的慈善公益活動風行於大陸的中產階級，星雲法師在家鄉宜興建立的大覺寺為大陸的寺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臺灣風格；各種臺式餐飲、咖啡館風靡大陸各大中城市，臺灣在上海就像上海在臺灣一樣，是商家們爭相借光的金字品牌；大陸建築、裝幀的設計也受到臺式“小清新”風格影響，臺灣的“小確幸”為眾多大陸白領階層引為生活的價值觀。特別值得一提的，以吳儂軟語為基礎的臺灣國語，如今代替了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成為大陸媒體主持人、青年白領和大學生的說話風格，以至於我好幾次見到北方和廣東來的年輕人說一口臺式國語，還誤以為他（她）是臺灣人！
登陸大陸的臺灣文化，既有中華文化的古風，也有東西洋的異國情調，更有臺灣本土的草根性，這些異質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大陸民眾喜聞樂見的臺式風格。臺式風格經過二十多年的傳播，早已在大陸生根開花，內化為當代大陸文化的一部分。中華文化內在於臺灣，臺灣文化也同樣內在於大陸。
大陸文化與臺灣文化，相互之間都是“內在的他者”，彼此互為形塑，“去中國化”了的臺灣文化難以想像，“去臺灣化”了的大陸文化也殘缺不全。大陸與臺灣攜手，正在創造中華文化的未來。海峽兩岸，同居中華文化的大屋頂之下，共用歷史遺留下來的語言、文化、宗教，形塑中華文化的多元前景。
超越主權，海闊天空。政治上兩岸分治，但文化上有“一中同表”的可能性空間。個人可以移民，鄰居卻無法搬家。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海峽兩岸的人民總是要在一起。臺灣與大陸，屬於同一個命運共同體，從對抗走向和解，符合兩岸的雙方利益，也是中華歷史的內在邏輯所在。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1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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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許紀霖先生此篇文章『大陸與臺灣彼此都是“內在的他者』，有一點『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的味道(詳http://blog.udn.com/k10089/72771615：【唐德剛先生之『歷史三峽論』與黃仁宇先生之『大歷史觀』--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
為何森南多傑會說『有一點』呢？
為何僅僅只說『有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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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有不同信仰的原因
＜藍采和大仙慈悲＞ 你們成為一家人，有不同的信仰，那是因為你們的根器不一樣，各有所屬的有緣教主，那麼你也要鼓勵對方盡心去修持，將來才能跟有緣的諸佛菩薩接續這一段緣，不可以因為信仰的不同，常常在家裡起爭執，那就不叫修了，而且每一個人的根器，累世來的修養，結的緣都不一樣，你們修了十世，人家修了三世，你們跟上的佛祖當然會不一樣，但你依然要鼓勵對方好好盡心修持，將來才能接續這一段更圓滿的佛緣，所以各有所屬也不要互相排斥。
http://lin08085.pixnet.net/blog/post/45023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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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中國崛起的新國際戰略
2017-10-24 04:02
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幫助中國實現了第一個百年目標。要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中國仍然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 本文來源：IPP評論 自十八大以來，中共高層一直在討論“兩個百年”目標的問題，即中共成立一百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從這些年的發展趨勢來看，在今後的幾年裏，中國有足夠的能力實現第一個百年的目標。第一個百年的目標早已經相當明確，具體體現在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十三五）上，即實現全面小康社會。
更具體地說，就是要在十三五結束時，中國的人均國民所得從現在的9000美元左右提升到1萬2000美元；只要實現年均6.5%的經濟增長率，就能達到這個目標。同時，中國也正在進行一場全國性的精准扶貧運動，以控制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
一般認為，鑒於中共強大的動員能力，實現這些具體目標沒有大的懸念。這意味著，十九大之後中共高層會把重點放在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儘管這個目標仍然需要細化，但大方向已經有了，反映在“中國夢”“中華民族復興”等概念中。
內部的發展目標對中國外交也必然發生重大影響，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幫助了中國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無疑，要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中國仍然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到今天，中國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和其他幾個大國相比，中國的成就更是顯然。無論是美國還是俄羅斯，都在不同程度上挑起和捲入國際紛爭甚至戰爭。但中國外交，用中國自己的話來說，則是“一心一意”謀求內部的發展和外部的和平崛起。
這一外交“教義”促使中國能夠抓住“國際機遇”。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即從早期的“抓住機遇”到“創造機遇”。
在前面的數十年裏，中國有效地抓住了有利的“國際機遇”。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作了一個偉大的判斷，即認為國際大環境是和平的。在這一判斷之下，中國才開始了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也定義了中國外交所應當有的方法，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在90年代，中國進而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戰略，一方面加入國際體系，與世界“接軌”，另一方面要在現存國際體系內部“和平崛起”。這些政策無疑有助於中國“抓住機遇”，而中國也的確抓住了當時的機遇。中國加入了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在內的所有重要國際組織，抓住了自80年代開始、90年代加速的全球化進程。
儘管全球化也給中國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應，例如收入差異的擴大和社會的分化，但中國總體上也借著這一波的全球化，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過去的實踐表明，如果對國際形勢沒有正確的判斷，就很難制定正確的政策，抓住發展機遇。
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現在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能力來為自己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自己創造有利於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機遇。十八大以來，在總結前面的經驗基礎上，中共更已經探索出自己的一條道路，不管是針對大國、中等國家的還是小國。筆者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戰略概括成為“兩條腿、一個圈”。
第一條“腿”即新型大國關係建設。新型大國關係儘管最先是針對美國提出，但這一概念的應用不僅針對美國，也針對俄國和印度等其他大國。習近平本身多次強調，中國要避免歷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現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和新崛起大國之間所發生的爭霸戰爭。中國既不想和“守成”的美國發生衝突，也不想和緊隨自己的新興大國印度發生衝突。
因此，無論對美國和印度，中國盡力保持克制，千方百計地尋求通過非戰爭的方式來解決衝突。最近中印洞朗對峙局面，在長達兩個多月的對峙期間，用戰爭解決問題的聲音在兩個國家都很高漲，引發了第二次中印戰爭的疑慮。不過，兩國以和平方式結束了洞朗對峙局面。就中國來說，這可以說是成功地把“新型大國關係”引用到印度的一個成功案例。
第二條“腿”即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儘管“一帶一路”涵蓋發展中和發達國家，但其主要對象是發展中國家。沿邊國家大都是發展中國家，有不少甚至是貧困國家。
一方面，中國要通過“一帶一路”實現“走出去”的目標，服務於國內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借此盡到大國的責任，為這些國家提供區域的和國家“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用中國自己的話說，就是容許發展中國家搭中國經濟發展的“便車”。這是一種包容式、開放式和參與式的區域和國際發展模式。
“一帶一路”已經有很多國家加入。即使是從前持懷疑甚至是反對態度的美國和日本，也在改變它們的態度。這兩個國家都派代表參加了今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
“一個圈”即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外交可說是中國外交的核心，這是由中國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決定的。中國周邊數十個國家，如果搞不好周邊外交，中國崛起的難度可想而知。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早些年提出的“睦鄰”“安鄰”和“富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
這些年來，儘管中國和一些鄰居國家就南中國海問題面臨緊張的關係，中國堅守自己的核心國家利益，但中國從來沒有動用過西方慣用的“經濟制裁”等手段；相反，儘管中國和有關國家政治和外交關係很冷，但經貿關係從未冷卻。這也是這些國家之後能夠快速改善和中國關係的基礎。
在國際層面，今天的西方因為內部經濟困難大搞民粹主義，導致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使得現存國際經濟體系岌岌可危。但中國領導層則清醒地意識到，無論是內部的民粹主義還是外部的經濟民族主義，都不是解決內外部問題的有效方式，無論是反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都會雪上加霜。
全球化既勢不可擋，也是創造財富的有效機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無論是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還是2017年初的達沃斯論壇，或者今年5月北京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都相繼釋放出繼續推進全球化的強大信號。今天中國是少數幾個大力推進全球化的國家。同時，中國也在努力探索解決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主要是財富分配不均和社會分化。例如，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讓當地社會的大多數受惠。
儘管一些西方人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放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但實際上，世界上從來沒有像今天的中國那樣“韜光養晦”的。從前的大國，在其快速崛起的過程中，無論是成功的英國和美國，還是失敗的德國和日本，大都發展出如何擴張，甚至如何稱霸世界的戰略；但今天的中國努力探索的則是如何和平崛起，如何為世界的和平做貢獻。
不過，人們也要意識到，迄今為止，中國崛起的不同方面是很不平衡的。總體上說，中國在經濟貿易方面進展很穩健，但在戰略方面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從以前大國崛起的經驗看，崛起包括經濟上的崛起和戰略上的崛起兩個方面。
無論是大英帝國還是美國，它們是在這兩方面同時崛起的。而前蘇聯的崛起主要表現在軍事上，因此不可持續。日本的崛起只表現在經濟上，而非戰略上。日本因為是美國的同盟，戰略上也不可崛起。這也表明，日本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不能成為世界大國。
中國既要實現經濟崛起，也要實現戰略崛起。而後者則顯然是中國的“短板”。不過，在戰略崛起方面，中國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東海、南中國海和處理同印度的關係中。在東海的釣魚島問題上，中國並沒有對日本的挑釁退讓，現在已經形成了穩定的互動模式。
在南中國海，中國幾經艱苦的努力，已經改變了從前被動回應的局面，轉為主動掌控局面。儘管南中國海問題還沒有解決，但現在中國已經處於主動地位，無論是美國還是東南亞相關國家都是對中國的“回應”。相信隨著《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進展，各方可以找到更多穩定局勢的機制和方法。
在與印度的邊界問題上，中國在耐心和克制的前提下，也通過各種方式對印度施加壓力，和平結束對峙。儘管未來和印度的關係並不容易，但如果中國能夠繼續把“新型大國關係”應用到和印度的關係，是可以找到一條有效途徑的。
現在中國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即朝鮮半島核危機。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已經面臨著雙重的國家安全威脅，即來自朝鮮的“核危機”和來自美韓的“薩德危機”。更為嚴峻的是，如果朝鮮成為核國家，中國的未來安全問題完全沒有了保障。
今天，中國周邊已經有了三個核國家，即印度、巴基斯坦和俄羅斯。如果朝鮮變成核國家，一下子可能增加三個，即朝鮮、日本和韓國。日本已經是一個事實上的核國家，韓國發展核武器也不會有很大的困難了。更為糟糕的是，如果中國處理不好朝鮮問題，臺灣也必然有野心來發展核武器。如果那樣，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就會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
歷史地看，一個國家的大國地位，從來不會從天上自動掉下來，而是要經過很多次大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經歷了很多次國際大考，通過了，並且考得也不錯。但如果這次朝鮮問題，中國考不過，不僅很難成為大國，更難保障未來的國家安全。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說，朝鮮半島的這次考試甚於1962年美國的古巴導彈危機。如果美國當年不是冒著和前蘇聯進行核戰的風險，來果斷處理古巴導彈危機，美國很難崛起成為日後的美國。
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也是中國崛起的國際機遇。處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機，如果都能認真對待，在正確判斷的基礎上，果斷行動，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實現國家的真正崛起。
http://blog.dwnews.com/post-9792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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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歷史新教材 主權意識台列首位 2017年08月25日 04:11 旺報 記者簡立欣／台北報導 新學期開始，大陸國一學生（七年級）全面採用統編歷史教材。學者分析新教材有幾個特色：淡化經濟史、科技史、文化史；注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愛國主義教育、民族團結教育；更強調依法治國、國家意志、主權意識（台灣、新疆、西藏、釣魚台、南海）等。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被列為「不可分割的部分」之首。 今年7月，大陸國務院破天荒新增國家教材委員會，且層級還高到由國務院副總理親自掌管；而今年秋天起大陸國一、小一的語文、德育、歷史3科（都是涉及意識形態的科目）開始使用統編教材，到2019年擴及國小及國中9個年級。1980年代以來鼓勵多樣化的各省自編教材，嘗試30年之後又全部回到「定於一尊」，可見中共收緊意識形態。
加強中國對世界貢獻
湖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馮長運分析新學期開始使用的國一歷史課本，提到「有些線索淡化了，有些線索有所加強」：經濟史、科技史、文化史淡化；堅持唯物史觀，沿用五段階級論（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重視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加強農民起義內容等。 尤其突出了幾個重點，包括依法治國、國家意志、制度文明、主權意識（台灣、新疆、西藏、釣魚台、南海）；中國古代經濟發展及其重心南移；中外交往（從漢到明）；沿邊沿海（秦、漢、東晉南朝、宋、元、明）。 國家主權意識教育方面，新教材講述了台灣以及釣魚台、南海諸島等作為「祖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歷史淵源。 新教材還加強了「中國文明對世界的貢獻」，包括絲綢之路、唐僧鑒真東渡日本傳教、玄奘西行、四大發明的應用及傳播等。
統一多民族國家
馮長運補充，國一歷史新課本的量比以前少，但有些部分是增加的，包括東漢、兩晉、五代時期，使中國古代史得以貫通；反映社會矛盾和階級衝突的史事，如東漢、隋末、唐末、元末、明末的農民起義等。 馮長運還提醒教師要強調中國從古代起就是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上中國的疆域，不僅包括歷代中央王朝或漢族政權控制的疆域，也包括尚未納入中央王朝版圖的各地方及少數民族政權的疆域，包括少數民族活動地區」；且少數民族與中央王朝或是少數民族之間的和平相處是主要狀態，戰爭是次要狀態；就算是戰爭，也是屬於國內戰爭，而不是現代意義下國與國之間的戰爭。 新教材並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及北方地區的民族交融，作為民族和睦的範例，其中民族「融合」特地改成民族「交融」，一字之差，強調各民族間互相學習、互相依存。 (旺報) 關鍵字：中國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825000712-2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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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上列各貼文，重新整理思緒如下：
多維新聞網談到：『“新常態”儘管是一個至今仍曖昧不清的、高度抽象化的政治概念，對於其中具體所指眾說紛紜。』
多維新聞網談到：『但我們在此更傾向於認為，它是體現中共當下改革決絕態度的系統化新思維。它從屬於既定的歷史發展邏輯，即實現現實破局所不得不進行的對中共建政以來歷史傳統的劃斷和改造。』
多維新聞網談到：『在一個全新的時代裏，一切慣例可能都會被打破，一切新規都要重新學習，直到習以為常。”』
多維新聞網談到：『新常態”則可以看作一種執政策略和思路更弦易轍的過程，即從毛鄧探索時期的混亂狀態走向統一有序的治理狀態的歷史過程。』
多維新聞網談到：『“新常態”意味著現代化“改造”，核心即是去人治化和黨政化而變得法制化、制度化，以此樹立有章可循的“常態化”統治。』
所以， 吾人需思索何謂蔡英文總統所言之：『兩岸的兩個執政黨，應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兩岸人民，兩岸領導人應秉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為兩岸人民創造長久的福祉，並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
為何親民黨會指出：『蔡總統的談話，承認兩岸人民因內戰造成骨肉分離，並舉出當年民進黨主張兩岸人民返鄉探親不應受到限制，其實已婉轉表達「兩岸一家人」的概念。』
為何中評社會說：『蔡英文提到大陸老兵能夠“返鄉探親”，結束兩岸敵對、骨肉分離的悲情歲月，還說老兵“想家”。蔡間接回應習近平在十九大中所說，“尊重台灣現有制度與生活方式”。老兵回大陸是“回鄉”、是“回家”，蔡試圖說明“兩岸同屬一家人”。 』
為何中評社會說：『蔡間接回應十九大只差沒說那四字』
繼之，吾人需思索何謂：『一家人有不同信仰的原因，你們成為一家人，有不同的信仰，那是因為你們的根器不一樣，各有所屬的有緣教主，那麼你也要鼓勵對方盡心去修持，將來才能跟有緣的諸佛菩薩接續這一段緣，不可以因為信仰的不同，常常在家裡起爭執，那就不叫修了，而且每一個人的根器，累世來的修養，結的緣都不一樣，你們修了十世，人家修了三世，你們跟上的佛祖當然會不一樣，但你依然要鼓勵對方好好盡心修持，將來才能接續這一段更圓滿的佛緣，所以各有所屬也不要互相排斥。』
若有『一家人有不同信仰的原因』之觀念，那麼吾人就可嘗試進一步去了解，為何森南多傑會於【於唐德剛先生之『歷史三峽論』與黃仁宇先生之『大歷史觀』--遣泰山輕如芥子，攜凡夫難脫紅塵--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詳：http://blog.udn.com/k10089/72771615）中所談到之：『芥子納須彌，一沙一世界。』
何謂『芥子納須彌，一沙一世界。』？
何謂森南多傑於【因緣果-----------佛法的修行有兩大原則；一、「隨順因緣」，二、「創造因緣」！-------交互使用----------Power Transmission Line】(詳：http://blog.udn.com/k10089/108827039)中談到之：『「原始佛教」的「隨順因緣」，雖能相應「自度」而「解脫」，………………………….要「度他」就要作到「創造因緣」，這不是說不需要「隨順因緣」，是說這兩個原則，應交互運作！』
是否國民黨與「原始佛教」的「隨順因緣」較相似，僅能相應「自度」而「解脫」，但是民進黨與「創造因緣」較雷同，要「度他」就要做到「創造因緣」！
何謂『這不是說不需要「隨順因緣」，而是說這兩個原則，應交互運作！』？
若能「隨順因緣」與「創造因緣」交互使用， 那麼吾人可進一步思考何謂多維新聞網所言之：『要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中國仍然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
何謂多維新聞網所言之：『這一外交“教義”促使中國能夠抓住“國際機遇”。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關鍵的轉型，即從早期的“抓住機遇”到“創造機遇”。』
何謂多維新聞網所言之：『經過這幾十年的努力，現在中國已經有了足夠的能力來為自己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為自己創造有利於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機遇。』
何謂多維新聞網所言之：『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也是中國崛起的國際機遇。處理成功了，就崛起一大步。每一次危機，如果都能認真對待，在正確判斷的基礎上，果斷行動，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實現國家的真正崛起。』
如何以「隨順因緣」與「創造因緣」交互使用，與『緣有四種：一、親因緣，二、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上緣。茲舉一喻：「因」比一粒種子；「親因緣」比種子本身的生機；「無間緣」比使種子的生機不斷；「所緣緣」比這粒種子的希望；「增上緣」比風日水雨等；「果」比這粒種子生成結的果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與果是不會錯的。』
來說明何謂『芥子納須彌，一沙一世界。』？
如何以「隨順因緣」與「創造因緣」交互使用，為基本思路， 與『緣有四種：一、親因緣，二、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上緣。茲舉一喻：「因」比一粒種子；「親因緣」比種子本身的生機；「無間緣」比使種子的生機不斷；「所緣緣」比這粒種子的希望；「增上緣」比風日水雨等；「果」比這粒種子生成結的果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與果是不會錯的。』
來處理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與目前的朝鮮核危機？
如何以「隨順因緣」與「創造因緣」交互使用，為基本思路， 與『緣有四種：一、親因緣，二、無間緣，三、所緣緣，四、增上緣。茲舉一喻：「因」比一粒種子；「親因緣」比種子本身的生機；「無間緣」比使種子的生機不斷；「所緣緣」比這粒種子的希望；「增上緣」比風日水雨等；「果」比這粒種子生成結的果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與果是不會錯的。』
來為人類文明發展探索可行性方案，使中國成為未來世界文明發展的領導者，使歐盟鼓掌叫好，美國愕然失色，東南亞國家如日本、印尼、南海諸國寬心生活，使中國將以文明立世？
為何森南多傑會於【小前鋒(SF)大前鋒（PF)中鋒（C）得分後衛（SG）控球後衛（PG）------古有西遊記------今有天下第一陣------中華文明的展演，與時俱進，唯一不變的是永恆的精彩！】(詳：http://blog.udn.com/k10089/108389000)中談到：『同理，若此：『小前鋒(SF)大前鋒（PF)中鋒（C）得分後衛（SG）控球後衛（PG）』要成為『天下第一陣』，須要有什麼樣的『大思路』？
何謂陣法？
如何以此天下第一陣---『小前鋒(SF)大前鋒（PF)中鋒（C）得分後衛（SG）控球後衛（PG）』之各式陣法，來使世界對中國放心，國內人民安心，區域的主導地位穩定，國內轉型餘裕寬裕？
如何以此天下第一陣---『小前鋒(SF)大前鋒（PF)中鋒（C）得分後衛（SG）控球後衛（PG）』之各式陣法，來為人類文明發展探索可行性方案，使中國成為未來世界文明發展的領導者，來使歐盟鼓掌叫好，美國愕然失色，東南亞國家如日本、印尼、南海諸國寬心生活，使中國將以文明立世？
繼之，使中國可以嘗試、實驗現在還朦朦朧朧但亟欲破繭而出的政治構想，以臻辛亥以來的未盡之功。
為何森南多傑會於【東南亞才是一帶一路核心區--大思路--宗教講話折射的中共執政新危機--宗教關係和諧是實現中國夢必然要求】(詳：http://blog.udn.com/k10089/107329170)中談到：『范疇先生提出了一個中華文化圈內大家都熟悉的『四合院精神』理論---即各家治權明確但共用公共空間的精神(詳：「台灣會不會死？一個火星人的觀點」，Page 206)，來闡述其個人觀點(『兩岸關係須超越西伐利亞邏輯』)。------------------------------但此『四合院精神』理論仍在『術』的層次的作為，而未能一步到位的進入『道』的層次。』
為何森南多傑會於【大中華演義（第三回）－2016-02-03】(詳：http://blog.udn.com/k10089/45758541)中談到：『若此【中國人的『財富累積』制度】能夠建立，才能夠進一步：『進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從此中華文明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
要如何才能做到在中華歷史的主流長河裡，這個簡單的意識開啟，直如傳說中倉頡發明文字時「天雨粟、鬼夜哭」，天眼一開，從此中華文明恢復它已失去的「優勢」：才能有效地向現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彈」，而推動全人類的歷史進入其「超西方時代」！！！！
何謂：『天眼一開』？
好一個古有吳承恩之西遊記，來描述唐代高僧唐三藏和他的徒弟孫悟空、豬八戒、沙悟淨及白龍馬跋山涉水、遠赴天竺取得佛經的歷險故事。
今有天下第一陣---『小前鋒(SF)大前鋒（PF)中鋒（C）得分後衛（SG）控球後衛（PG）』之各式陣法來闡述何謂『中華文明的展演，與時俱進，唯一不變的是永恆的精彩！！！！』
好一個『中華文明的展演，與時俱進，唯一不變的是永恆的精彩！！！！』
』
另外，大陸統編歷史新教材已經已經朝『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之大方向跨進了一大步，再來或許就是思索何謂森南多傑於【超越性理念--六大項目之第一順位(位階)--國有定型，民有共識--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詳：read:http://blog.udn.com/k10089/102512047)中談到：『唐德剛先生所言之『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或許這『蔡習馬同會』(蔡英文、習近平與馬英九三人同會)就是『國有定型，民有共識』的關鍵(或曰啟蒙)吧!!! 』
繼之， 蔡英文總統說：『「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是我們處理兩岸關係，一貫不變的原則。』
所以吾人需思考的是何謂范疇先生所言之：『平民文化』？
為何范疇先生會說：『作者認為，台灣轉型經驗中最難得的是培育出了一種普通人的平民精神；比起台灣尚不夠成熟的民主，平民精神才是台灣存於世界的本錢，也將是台灣最能夠感動大陸人民的細微所在。』(詳「大拋錨-----中國超級拼裝巴士駛向何方？」，范疇著，Page 157 )
為何范疇先生會說：『今日大陸的經濟界、企業界、知識界及平民老百姓，正在掙扎的盼企一個未來的中國。在種種不同理念、路線的交戰中，台灣的政治轉型經驗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盞明燈。固然其中也有人不認為台灣經驗可以完全移植到大陸，但是，卻沒有人否認台灣的平民社會精神就是救贖大陸「以權為本」體制的良方。』(詳「大拋錨-----中國超級拼裝巴士駛向何方？」，范疇著，Page 159 )
為何范疇先生說：『…………….最需要學會的一件事就是：雖然在過程中亂象叢生，但台灣正在由「權本主義」向「人本主義」演化，這點是今日中國望塵莫及的。我們要相信人性，六十年前的中國， 社會上還是存在許多人本主義精神的，當下正在被喚醒之中；台灣，就是一個座標。這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道，不是任何執政黨所可以代理的。……………….』(詳；http://blog.udn.com/k10089/73783017)
再深一層次思考：『蔡英文總統所言之：『『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若可視為是一種台灣「平民文化」的展現，那麼該如何『因勢而利導之』，以救贖大陸「以權為本」體制？』
為何森南多傑於【大中華演義（第七回）－2016-08-05】(詳：http://blog.udn.com/k10089/69071181)會說：『黃仁宇先生一向提倡的『大歷史』，無非是將他所說的因果關係，拉長放大，使之超過個人之人生經驗。在這種因果循環的過程中，各種行動在歷史上的長久意義，可能與當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
更深一層次思考：『若蔡英文總統所言之：『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之各種行動在歷史上的長久意義，可能與當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那麼又該如何『因勢而利導之』，以救贖大陸「以權為本」體制呢？』
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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