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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6/28 10:04:52瀏覽308｜回應0｜推薦1 | |
誰信得過誰？ （2009-06-28） 懷疑原本應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以及監督的力量來源。但當懷疑成為社會 大眾的本能，進而在生活的每個環節都自然地條件反射，既讓自己辛苦，又 傷害別人，產生許多無謂的交易成本，降低社會的運行效率。 事先電話聯繫一位蘇南小城的年長朋友，明明是已經撥通了，卻一直無 人應答。無論是用我臨時買的中國手機號碼還是酒店電話，總之一概不答。 到了他的家門，見了面，問他是不是換了手機號碼，他倒是一臉輕鬆，說沒 有換，這兩天還接到好幾個電話，因為號碼不熟悉，就沒有接。那可不就是 我打的嘛。 難道不熟悉的號碼就不接？那要是急事呢？他也是一臉的無奈，用手機 推銷、詐騙的電話數不勝數，煩不勝煩，常常接到“您中大獎”的電話通知 ，對方經驗老道，很會抓住他們的心理，說辭一套一套的，一不小心很容易 著了對方的道，對他這樣的老年人來說，與其跟對方糾纏，還得付電話費， 不如乾脆不接。所有陌生的電話，統統不接。 這位年長者的應對方式顯然是滿極端的了，有時也會誤事。但是這種自 保的心理，卻是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現象的反映，也是社會信任缺失的映照 。而這種心理，卻不僅僅局限於這位長者，已是大多數人在社會生活中的自 然反應。而且，表現出來的，也不僅僅是社會人際關係之間的信任缺失，也 包括對政府、對制度的懷疑。 蘇南幾個發達城市，近來都是塵土飛揚、大興土木，狀況還很不錯的公 路紛紛被扒開，要重新鋪設柏油馬路。這些投資動輒數億元的工程，在不少 人的嘴裡，要麼是因為有了中央政府四萬億拉動內需的政策而實行的“浪費 ”，要麼言之鑿鑿地認為會有官員中飽私囊，卻沒有聽到對政府造福民眾、 改善基礎設施的讚揚。 朋友聚會時，我問起不少電視頻道裡的導購服務，兩個滔滔不絕的主持 人口若懸河地介紹產品，說相聲般地一搭一唱、一捧一逗，明顯帶有誇大其 詞、吹噓胡謅的成分，難道這樣的內容也沒有人管管？大家笑起來，說應該 沒什麼人買吧，誰信啊？但廣告商投入巨額的費用，要是沒有什麼反應，也 是不可能的。那些原本就有些猶豫的顧客，如果最終是不愉快的消費經歷， 感覺受騙上當，無疑將加深不信任感，在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會因 此而延伸到其他方面，進而到整個社會領域。 就像29歲的湖北年輕的市長，眾人的直接反應不是“後生可畏”，而是 “後臺可畏”，認定他必然是依靠某種特殊關係、而非個人能力才飛黃騰達 。對制度運行的信任缺失，與社會生活中的點滴經驗，其實是密切相連的。 但是在家庭、親友的有限圈子裡，信任卻普遍存在。或許是因為對外部 環境的極度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反而在小圈子中強化彼此的信任。這符合中 國傳統信任觀的特徵：在小圈子裡，特殊信任一直存在，而且不談條件，缺 失的是突破社會藩籬、對他人、對社會整體的普遍信任，以及與之相關的制 度條件。如果彼此相識，就比較容易建立起具名的人格信任，一旦彼此陌生 ，就很難建立起匿名、也就是即便彼此不認識也能夠成立的制度化信用。對 社會整體的信任，則更難上加難了。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 在學術論著裡將中國歸類為與法國、義大利同樣“低信任度”的國家，雖有 諸多爭議，仍發人深省。中國人之間的信任方式是對待親人，可能會完全信 任，對親密的朋友則比較信任，對認識的人有條件信任，對陌生人基本上不 信任、需要彼此採取措施建立信任。 但在30多年前的文革時期，中國的社會卻是一種“泛信”狀態。對領袖 人物、對社會理想、對人際關係、對生活狀態，都寄予極大的信任，相信人 、相信制度，會為自己和社會帶來最美好的利益和將來。顯然，“泛信”導 致太高的期待，“信用”破產之後，直接帶來同等程度的失望，而“泛信” 時代中盲從領袖、喪失自我、意識形態左右人際關係的做法，也對正常的社 會關係造成另外一種破壞。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對私生活的強力介入，縱容 慫恿親友互相揭發而加劇彼此間的懷疑與猜忌，勢必造成人們對外人採取心 理防備的策略，信任的範圍也將變得越來越窄。這或許是目前中國社會仍然 存在的信任缺失的源頭之一。
大眾的本能，進而在生活的每個環節都自然地條件反射，既讓自己辛苦，又 傷害別人，產生許多無謂的交易成本，降低社會的運行效率。 中國雖然改革開放30年，但信任的缺失問題仍是社會的病毒，這與中國 的文化傳統有延續關係，與40年前的政治運動有密切關聯，也與30年來相關 的制度條件還沒有建立起來直接相關。社會公眾對不斷發生的公共事件的反 應，都應該會讓當政者注意到，這種在社會心理中存在的偏重小圈子中的特 殊信任而缺乏社會性的普遍信任的狀態，直接導致的是社會公共誠信危機， 對社會和公眾心理的傷害難以量化和估算。 （作者是本報編輯組副主任兼《新匯點》主編） 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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