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築路方法是所謂的 「彈石路面」，實際上就是不鋪設柏油的泥土碎石路。這種路面一到雨季就很泥濘。在中國，除了少數幾個城市的街道鋪設柏油外，幾乎完全沒有鋪設柏油的現代公路。而滇緬公路計劃就是建築這種碎石路面。

   新修築的路面當然需要用重型壓路機來壓碾。但是時間不允許我們在得到這些機械後才工作。以後，在我們鋪設柏油路面時，就使用了重型壓路機，許多壓路機都是美國 「租借法案」的物資。 「珍珠港事件」後，得到這些機械的可能性完全消失了。

    沒有機械壓路機，我們只好自製石碾子來代替。使用錘子從巨大的石灰岩石上手工切割成大石塊，再把這些大石塊雕鑿成石碾子，這樣的工作即艱苦又容易將石塊鑿碎。稍有閃失，就會前功盡棄。不過最後做好的産品却都是滾圓滾圓的，就像工廠生産的。

    我發現，各地的石碾子的規格都是根據當地人的體力來决定。盛産稻穀的地區往往使用很大的石碾子來壓碾稻穀，那裏的人民也是强壯的，能够推動重物。有一些地區稻穀産量不高，當地居民往往就瘦小纖弱，生産的石碾子就小，這樣才能由水牛牽引。

    我們使用的石碾子大約有1.8公尺高，重量各地不等一般都在3-5噸之間。我們至少需要100個這樣的石碾子。如果採石場就在附近，人們可因地製材。但更多的是要到較遠的地方去尋找石料來製作。在這樣的情况下，如何將石碾子運送到公路上本身就是一首動人的叙事詩。許多石碾子都是靠勞工們推拉肩扛才從叢林和山中拉抬出來的。

    如果在推拉石碾子的小路上有樹，就要砍倒；遇有大石頭，必須搬開。有時往往要用幾個星期才能艱難地把石碾子運到目的地。上坡時，往往要50、60或100人才能推動石碾子。爲了使這種艱苦的工作稍微輕鬆一點，勞工們就唱著歌、踩著勞動號子的節奏幹活。

    第一個人往往是走在石碾子的前面，他握著的一根木棒，而這根木棒捆在石碾子的軸眼上，當作指揮棒，引導前進的路線。當石碾子走得很快時，這個指揮的人也可以利用這根木棒控制速度。這個人就是領唱的人。他領唱一首有重複句的歌曲的開頭，然後所有的人一起跟著唱起來。這個方法使得勞動時産生一種有規律的用力或者放鬆的節奏，可以幫助减輕疲勞，非常有效。

    上坡時沒有多少麻煩，石碾子比較容易掌握。但是下坡時由於石碾子所産生的巨大衝力，常常使得地面上大量光滑的石頭也跟著向下滾動，這就構成了一種可以摧毀一切的可怕力量。

　　這時許多恐怖的事故就發生了；那些來不及躲避的勞工們常常被失去控制的石碾子壓死。偶爾也會壓死一些孩子，因爲天真的孩子們總是喜歡在大人們工作時玩耍；而又總是奔跑在這個被解放了的巨大石獸前面。  

 　 有時石碾子自己會衝下一個陡峭的懸崖而丟失。我們自製了一個掣動器刹車來幫助減少危險。就是用一根大木棒捆在石碾子的軸眼上。當石碾子衝得太快時，跑動在石碾子兩邊的人就把大木棒的一端放倒在地上，這樣稍微減緩它前進速度。下坡時，人們把木棒橇起來又放下去，反復不停。這要有高超的技術和敏捷的動作，這對減速有一點幫助。

    最後，我們終於無法容忍這些實效甚少又浪費時間，而且還時常發生可怕的死人事故的石碾子，因而堅決地緊急要求通過仰光從英國進口10台柴油壓路機，雖然我們希望盡可能不浪費外匯。這種柴油壓路機簡單耐用，它有一個單缸發動機，很不容易損壞，而且有足够的動力。定貨後6-8個月到貨。不過這種柴油機械只能在一些容易行走的地區使用。

    各種類型的進口工具都非常缺乏。不過絕大部分的勞工都是農民，他們自帶工具。最普遍的工具就是有一個長把的勺，勞工們用它把土鏟進籃筐裏。後來我們有了鐵鏟，我們向他們示範這個更加有效的工具，並要求他們使用這個新工具來代替他們古老的勺。可是我們離開後不久，他們就放棄了鐵鏟，重新；中用他們所習慣的工具和勞動方式。

    在地質研究中，我們發現有許多數十公里的路段被一些最堅硬的岩石所阻擋，這就不得不在這些險峻的懸崖上開鑿一些馬蹄型急轉彎。

    這意味著需要大量的爆破。我們應該使用炸藥；因為沒有時間去購買建築用炸藥，所以我們不得不依賴常常在中國傳統節日中燃放爆竹時所使用的那種黑火藥。每一塊大的岩石都要鑿一個裝填這種黑火藥的洞，所以我們必須鑿無數的小洞。這樣又出現了許多問題：沒有風動轉孔機。我們只好使用錘子和鋼釺，和另外的一些勞動方式。

    在滇緬公路施工之前，我們曾經在清代原來的西北官道的基礎上，改建現代公路，一位遠見卓識的將軍在很久以前修築這條路時留下了許多我們急需的炸藥。當然，他並沒有預料到我們會使用它。

　　在這裏重複這個故事有其價值，它說明了我們的成功得益於先輩對未來可能的需要的深謀遠慮。

1875年，大清皇帝任命左宗棠將軍，去鎮壓反叛的穆斯林。這些暴動從陝西的省會西安向四處蔓延，並通過甘肅省一直擴展到新疆。當左宗棠控制了一個地區以後，馬上下令修築一條可容五輛卡車併行的標準官道。但是將軍仍然感到還有危險：這就是官道可能會被今後出現的叛亂摧毀，或者農民爲了擴大自己的土地，也會侵蝕道路。

　　爲了事先阻止任何此種不測事件，他命令在官道沿線栽種柳樹，他宣稱那是供奉神靈的神樹。他要讓當地人相信這些樹是神聖的自然物，令人們不敢去騷擾官道，同時當人們生病時，也可以來向這些樹祈禱。當我們在這條大路上旅行時，發現這些樹完好無損。許多地區的樹幹直徑超過一公尺。

    左宗棠在他的著述中曾提到，他在沿線碉堡的儲藏所裏存放了許多炸藥，以及武器和彈藥，以供他的軍隊和今後要在這裏爲朝廷戰鬥的人們所使用。這一系列的供應站都是按照古代歐洲城堡的式樣建立，並建有供在騷亂時進行防衛的來福槍射孔。

    每一個城堡裏都儲藏有炸藥，放在大量的陶罐裏。每一個陶罐都注明了編號和生産年代。它們呈圓錐體堆在一起，周圍有一個可以用來滅火的水塘。小心地把陶罐的泥土蓋子打開，就可以取到炸藥。他還留下了大量白色結晶體狀的高質量硝芒，可以用來製作炸藥。他的遠見結果是：半個世紀之後，大量供爆破用的炸藥正好可以供我們在改建西北公路時使用。

　　左將軍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靈感。他既不是機械師也不是民用工程師，他也不懂測量，僅僅是一位將軍或學者，但是他仍然造就了一條優秀的高等級官道，其長度幾乎是滇緬公路的兩倍。爲此我總是感到很歉疚，因爲滇緬公路的品質遠不如左將軍的官道好。（按：真的太佩服左宗棠的目光遠見。）

　　在雲南，沒有可供使用的乾燥炸藥。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得到所需要的炸藥。硝是製造炸藥最基本原料，在雲南省非常稀少。在某些地區，人們可以由燃燒過的草灰中製作出低品質的硝。在其他地區，數量很少的白色硝也可從當地磚中得到。爲了保證大量的供應，需要一個工廠滿負荷生産一年的産量；所以，炸藥總是得不到滿足。

    然後是公路信號的問題。在公路上的每一個危險地段、每一段不規則的路段、每一個彎道、狹長的隧道、陡坡、橋梁、十字路口，都有突然發生事故的危險，都必須按照日內瓦國際公路信號會議的標準安放標牌。當我們考慮標牌的放置點時，才發現它們並不實用，因爲在滇緬公路上幾乎沒有不危險的路段。當駕駛員連續不斷地看到許多他們必須注意的信號時，往往變得麻木不仁。另外，駕駛員來自不同的種族，包括緬甸人、中國人、歐洲人和印度人等等。我們必須要找出一種大家都能看懂的信號。在許多彎道上，汽車一輛緊跟著一輛，如果他們看不懂路標，反而會使他們混亂。

　　因此決定僅僅在一些非常非常必要的地方竪立一些必須按汽車喇叭的信號標牌。這些信號標牌並非根據國際公約的標準來製作的，而是用了一個人們熟悉的符號，即一個老式的橡膠喇叭圖案，這印度和緬甸很普遍，所有的駕駛員都能識別。另外要安放標牌的地方是十字路口，我們繪製了一個表示狹窄路面的符號。1940年6月，英國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被迫封鎖了滇緬公路，但在三個月後又重新開放。這時日本人的轟炸機開始轟炸公路和攻擊車隊了，我們就安置信號標牌發出警告：滇緬公路全線都在日本人的飛機射擊範圍內。在開闊地段，由於日本飛行員很容易看到奔馳的汽車，所以每隔8-10公里我們就在路邊設一個掩蔽處。

信號的問題解决後，再來的問題是尋找製作信號標牌的人。有這種繪畫技術的人都在上海。不久，他們就爲了這個工作前來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