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拿什麽來終結“連環跳”

當郭台銘沈浸于夫人懷孕3個月、女兒健康成長的幸福家庭生活中時，他的富士康卻頻遇自殺事件，驚心動魄的“九連跳”再次把公司推到了輿論聲討的風口浪尖。

據相關報導稱，5月14日晚，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北大門附近的福華宿舍，一名21歲安徽籍男工從宿舍七樓樓頂墜樓身亡，這已是富士康公司今年以來第九起員工非正常死亡事件。

縱使郭台銘請了心理醫生、還做了法事，悲劇仍在上演……靠“人力成本”利潤積少成多的富士康在不斷追求自己的利潤欲望時，是否也應該適當調整人力成本，讓員工更健康、體面的工作與生活，或許“連環跳”這才會得以終結。

富士康的夢魘：從“猝死”到“連跳”

事實上，富士康的噩夢並不是剛剛開始的，僅就已知的事件來看，2007年9月1日算是個開端。

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員工21歲的劉兵辭工兩小時後突然死亡；當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廁所上吊自殺；2008年3月16日，富士康煙臺工業園28歲員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內；2009年7月15日，富士康25歲員工孫丹勇跳樓自殺；2009年8月20日，富士康23歲員工鄭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2010年1月23日淩晨4時左右，富士康19歲員工馬向前死亡；2010年3月11日富士康1名男性員工墜樓身亡；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1名女性員工墜樓摔傷；2010年3月29日1名23歲湖南籍男性員工從宿舍樓上墜下死亡。

富士康的墜樓事件頻發，作爲老闆的郭台銘也是很關注的。據說，富士康曾邀請心理學專家會診，邀請五臺山高僧做法事祈福，但還是沒能阻止年輕生命的逝去和悲劇的重演。

風水問題也好，魔咒也罷，加上5月14日的墜樓事件，短短四年內，竟有十位年輕人的生命消失在了富士康的“黑色旋渦”中。

在這十起事件中，雖然各人的淺層死亡原因不同，但是有一個原因卻是一致的———壓力過大。儘管有媒體報導說，富士康的相關人士表示事件是個案，但是一次是偶然，九次恐怕就並非偶然了。

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據富士康去年年報顯示，截至2009年底集團擁有雇員118702人，比2008年的108237人有所增加。 2009年員工成本總額4.85億美元，2008年爲6.72億美元，同比大減1.87億美元，降幅高達28%。一方面是員工人數增加1/10，另一面則是員工成本減少1/4，任何一個明白人都看得出員工的工資水平受到了“擠壓”。

現實就是，一方面是員工的工資被壓縮，而另一面是企業握著追逐經濟利益的“大棒”，催促員工不斷勞動、不停創造利潤、創造更多的利潤。

位於珠三角加工貿易區的富士康可謂是“中國製造”的代言人，全球500強排名100左右，有人甚至稱其爲“中國代加工的航空母艦”，其主要承接來自蘋果、戴爾、惠普、諾基亞等國際訂單。資本與利潤如影隨形。幾十年前，我們爲了吸引外資、發展經濟，希望以低廉的勞動力作爲代價來發展GDP。果不其然，全球資本開始向富士康之類中國代加工企業轉移。

那麽“代加工”的富士康賺的是什麽？賺的是它們的客戶按照較高的人力成本計算的價格支付差額，也就是所謂人力成本的差值。

全球的資本家們也不是傻子，他們早已將自己産業供應鏈上的賬目算得清清楚楚，在交由代加工企業做加工時，也已經把生產線上用多少工人、檢修工需要多少，都明確標示在合同裏了。

連富士康曾經的雇員都透露說，富士康在與其國際客戶的訂單關係中，是很難從供應鏈上創造利潤空間的，精明的客戶早就把用工量也計算得清清楚楚，所以簡單來看，富士康賺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

有人分析指出，國際客戶是不會支付富士康廠房、機器的購買、維修等費用的，所以，這些成本還需要在富士康賺取的人力成本中進行攤銷。由於廠房、機器的費用很難打折，所以富士康要想創造更多利潤，就只能加強對人力成本的調控，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成本。在中國，富士康很輕鬆地就能找到吃苦耐勞，期望脫貧致富的廉價勞動力。

過去的幾十年間，像富士康這樣的“代加工”企業在人力成本這塊肥肉上收穫頗豐。但是，時代的變遷讓“廉價勞動力”的概念漸行漸遠，靠低成本的勞動力賺差價的做法在當前這種國內經濟環境下已逐漸顯示出了不可持續性。

現今新生代打工一族已多爲上世紀80後、90後青年，據不完全統計，他們大約占全國1.5億進城務工人員的60%，人數接近一億。在充斥的各種欲望的現代市場經濟環境下，他們的生存現狀、精神困境早已不同往日，人力成本自然也是今非昔比了。

此外，富士康的事件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依靠廉價勞動力、低利潤的代工生存發展的富士康模式開始遭遇瓶頸了。近年來，人民升值、新勞動法等各種因素也正在讓中國失去代工的機會，很多代工企業轉向印度和越南。中國已經開始考慮經濟轉型，但橫在面前的技術專利等難題仍是難以逾越的門檻。這種矛盾是很難調和的，一方面，需要靠代工解決剩餘勞動力，又不想遭遇剝削和加班，另一方面又想提高工資待遇，彷佛陷入了一個“閉環”。

也有專家認爲，每年1000多萬的新增就業人口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需要勞動密集型企業來消化，在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下，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不得不存在。這些都是國內不少企業共同面臨的尷尬，既需要代工又需要轉型。

 期望“有尊嚴”的生活

反思富士康的一幕幕悲劇，不盡感言，辛辛苦苦工做到底爲了什麽？是爲了自己更好的生活，爲了家人的欣慰，是爲了朋友的刮目相看，還是到頭來爲了獲得生命終結的“休止符”？

政府已經給出答案：有尊嚴的生活。

市場經濟社會，競爭的激烈與日俱增，生存的困境已然顯現，想要“ 有尊嚴” 也絕非易事。有製造業一線員工透露，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不是站著就是坐著，而且一直在機械式的安裝零部件。

事實上，枯燥的工作並沒給打工者的生活帶來太多的變化，更不要提“有尊嚴”的生活。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爲1417元，比上年增加77元，增長5.7%。 12年來，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月均工資只提高了68元，遠低於同期通貨膨脹率。

最近，另一個占比資料引起了軒然大波。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在接受某媒體採訪時表示，當前備受關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關鍵在於提高工人待遇，資料顯示，我國勞動者的報酬占GDP比例已連降22年。他列舉資料說，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 .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 .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儘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回應認爲，由於統計方法的原因，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事實上被低估，但可以看見的總態勢是：GDP在上漲，勞動者報酬所占比例在逐年下降。

表面上，勞動者的收入可能是在增加，而且有的增加得很快。但更要看到的是作爲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是如何獲得的。像富士康這樣的私企不在少數，不少職工一年的工作量是公務員的三倍，而他們的收入僅是公務員的1/4。當這種失望與迷惘逐漸轉成爲絕望時，一點點的外界刺激都會引發出“連跳”的可能性。

出事的又何止是富士康，華爲、基金業等行業都會隔三差五的出現類似的問題。一位證券業的從業人員曾坦言，爲了做一個專案有時將近三天三夜都不能合眼，體力匱乏、精神緊張。

這樣的壓力一旦聚集，也會起到“捅馬蜂窩”的作用。

企業在産業升級過程中也要考慮到一些社會因素，營造良好的勞動環境，讓人“體面地勞動和生活”，比如政府提高最低工資、工會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和談判機制等。

不能沒有中國的郭台銘

“鴻海不能沒有郭台銘，而郭台銘不能沒有中國”，很多在中國的台商這麽評價中國市場對於鴻海，對於郭台銘的意義。

1988年開始在中國創業，可以說是郭台銘邁出的人生中的最關鍵的一步。他一口氣在深圳買下500畝廠房用地，成立了富士康集團；1996年，他又將生産基地進一步擴充爲科技工業園，占地1500畝，員工3.3萬人；1999年，鴻海北上成立了昆山富士康企業集團，下設13家公司，總投資2.36億美元，此時正是台商開始在長江三角洲聚集的時候；2001年，郭台銘在北京設立了富士康精密元件有限公司，此後又宣佈投資10億美元興建富士康(北京)科技工業園；到2002年，富士康在中國的年産值約670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總額56.7億美元，創匯30億美元。

現如今，郭台銘的富士康已是全球“代工之王”，曾有報導描述位於深圳的富士康說，“深圳郊外，一家工廠規模之大可躋身世界前列。在幾十座廠房中，蘋果公司的iPod和iPhone、惠普公司的個人電腦、摩托羅拉的移動電話正被源源不斷地生産出來。”。

郭台銘祖籍中國山西省晉城市澤州縣(現屬晉城市)南嶺鄉葛萬村，出生於臺灣臺北縣板橋市，他是臺灣第一大企業鴻海精密的創辦人。 1985年，他創立了富士康品牌；1988年，他在深圳開辦只有百來人的工廠，之後發展成爲富士康龍華基地。 2001美國《福布斯》評選的“全球億萬富翁”排行榜上，郭台銘位列第198名；2002年，他還入選了美國《商業周刊》評選的“亞洲之星”。

  “珠三角”加工貿易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沿海地區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條件和政府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帶動了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珠三角地區正是利用了加工貿易與香港形成了“前店後廠”的垂直分工，進而實現了地區資源的有效利用，推動了經濟的快速起飛和發展。

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加工貿易的迅速發展。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開始發展加工貿易，加工貿易的比重不斷上升。據海關統計，1980年我國加工貿易總額爲16.66億美元，僅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4.4%，而到2006年，加工貿易總額達到8319億美元，占外貿進出口總額的48.6%。

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方式相對比較簡單。改革開放以後，珠三角地區加工貿易，在大力開展一般貿易的基礎上，逐漸採用了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補償貿易和進料加工等靈活多樣的貿易方式。在短短的30年時間裏，珠三角地區的加工貿易便從較小規模發展成長起來，爲推動中國外貿和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作爲重要的加工貿易區，其最重要的特點是外向型。相關資料顯示，目前該地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約一半是通過國際貿易來實現的，外貿出口總額占全國的10%以上，不少企業的絕大部分産品都是供應國際市場。

在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道路上，珠江三角洲地區基本實現途徑是從境外引進資金，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同時本地區有臨近港澳的位置優勢，有僑鄉的優勢，有多優良海港的優勢和勞動力豐富等優勢，再加上國家爲這裏制訂的優惠政策，使這裏成爲吸引外商投資和外企落戶的風水寶地。

“珠三角”的概念最早起源于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後期，在“(小)珠三角”的基礎上出現了“大珠三角”的概念。 2003年，又提出來了“泛珠三角”的概念。現今，“珠三角”實際上涵括了“小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三個不同層面既相互區分又緊密關聯的概念。

不過，依據《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2004—2020)》說明的，珠江三角洲即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市和肇慶市，總人口4230萬，土地總面積41698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包括城市建設用地、建制鎮建設用地和村莊建設用地)面積6640平方公里。

2004年擁有46億美元的蔡萬霖過世後，其財産分給子孫，臺灣富豪榜隨之發生變化。“科技梟雄”郭台銘和“經營之神”王永慶以總資産930億元新臺幣（4元新臺幣約合1元人民幣），並列臺灣首富。

只和世界知名公司合作

郭台銘祖籍山西晉城。山西人自古擅長經商，這一點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郭台銘1950年出生於臺北，1966年考入“中國海專”，後進入復興航運公司上班，但他不甘心永遠靠海爲生。1974年，郭台銘向岳父借錢與朋友合資成立了“鴻海塑膠企業有限公司”。由於沒什麽經驗，一年後賠了個精光，股東們一一退出。但郭台銘不願輕言放棄，他看到黑白電視機開始在臺灣興起，於是著手生産電視機旋鈕。1977年，掘到人生第一桶金的郭台銘並未買房置地，而是從日本購買模具設備，建立了模具廠。事實證明，此舉極有遠見。當20世紀80年代計算機工業起飛時，鴻海以成熟的模具技術迅速進入連接器領域。1982年，他把公司更名爲“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鴻海集團的營業額首次突破100億元新臺幣，1999年突破500億，2001年達到近1500億。2002年，郭台銘被美國《商業周刊》評爲“亞洲之星”。到今年爲止，鴻海已連續3年成爲臺灣第一大民營製造企業，同時它也是全球最大的電腦配件生産商。據統計，全世界每5台電腦就有一台在使用鴻海的産品。

鴻海是靠什麽迅速崛起的呢？郭台銘稱，鴻海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鴻海能做大，最關鍵是選客戶。在他看來，只有把産品賣給世界級客戶，才能提升企業競爭力，“要是先賣給臺灣小廠，他們的要求比較低，我們就無法進步”。爲了拿到美國一家大公司的訂單，郭台銘曾住在一家簡陋的小旅館裏，每天只吃兩個漢堡包。等了5天，客戶才給他5分鐘見面時間。1987年，郭台銘爲贏得康柏這個大客戶，乾脆在康柏總部旁建了一個成型機廠，康柏只要有新設計，當天就能看到模型。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雙方的生意大門最終開啓，而且一做就是十幾年。索尼遊戲機在和鴻海合作之前，開出兩個條件：必須在45天內完成所有模具的設計﹔4周內生産100萬台。結果鴻海提前兩周完成訂單，最終成爲索尼遊戲機最重要的供應商。

高層主管照樣罰站

身爲臺灣首富，郭台銘相當低調。他有個“三不原則”，即不接受採訪、不參加公開活動、不任意拍照，每年只在6月份，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上露一次面，爲企業和媒體上課。他常說，搞宣傳沒啥意思，鴻海靠的是苦幹、實幹、拼命地幹。郭台銘自己就是一位工作狂，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15個小時以上，自創業以來沒有休過3天以上的假。有時即使晚上剛下飛機，他也會馬上趕到公司開會，而且一開就是12個小時，好象永遠都不知道疲倦。

急脾氣的他，可以3天不睡覺把貨趕出來，甚至直接沖到生産第一線，卷起袖子，操作機器。如果遇到客戶退貨，他除了生氣罵人外，更會放下董事長的身份，親自帶著員工上門賠禮道歉。靠著這樣的嚴格要求，郭台銘對鴻海的産品質量相當自信。有一次在演講會上，爲了顯示鴻海的手機最好，他在講臺上連摔3次手機，然後請台下的好友試撥他的電話。

老闆如此努力，鴻海的員工也是絲毫不敢懈怠。郭台銘實行的是類似軍事化的管理，每一個進入公司的基層員工，上崗前必須接受爲期5天的基本訓練，包括稍息立正和整隊行進等。對於高層主管，郭台銘的要求更爲嚴格。他隨時向他們提問，如果答不上來，罵人的話立刻脫口而出，這些千萬富翁們，照樣要在會議桌前罰站。郭台銘下達的命令，即使遠在地球另一端，相關負責人也要在8小時內做出回應﹔沒有時差的，則必須在15分鐘內答復。平日裏，郭台銘常問主管們：“你們尿尿黃不黃啊？”如果回答“不黃”，他立即劈頭痛批：“那表示你不夠努力啊！”

另一方面，對待表現好的員工，郭台銘也相當慷慨。在2002年的年終慶祝會上，他拿出2.3億元新臺幣犒賞先進，最高獎是價值2800萬元的鴻海股票。每年，郭台銘還會爲上百名主管安排最精密的核磁共振身體檢查，一出手就是上千萬。與經理們吃飯，他時常動幾筷子就不吃了，而是忙著催廚房上菜。等大家都吃飽了，他再把每盤剩下的菜倒到自己碗裏一拌，胡嚕胡嚕吃下去。曾親眼目睹這一切的郭台銘的好友感慨道：“看鴻海經理們的眼神，就知道他們對郭台銘死心塌地。”一位在鴻海工作了十幾年的主管也表示，跟著郭台銘有種打天下的感覺：“想想看，你是願意選擇追隨一個苟延殘喘的皇帝，還是一個版圖不斷擴張的大汗？”

走在路上，很難看出他是臺灣首富

對於自己，郭台銘卻顯得有些摳門。他不穿名牌、不開名車、不注重打扮，走在路上，很難看出他是臺灣首富。他的辦公桌是由幾張會議桌拼湊而成的，桌上除了一堆公文外，只有一個小鬧鐘和一對鍍金的獅子。座椅原本是一把用了十幾年的鐵椅子，今年在醫生的建議下，才換上了新椅子。但郭台銘堅持自掏腰包，不花公司一分錢。有人總結說，鴻海賺錢的秘訣就在一個“省”字。上班時間，公司走廊的燈間隔著亮，午餐時分，用餐者的辦公室的燈一律熄滅。會議室的牆基本沒什麽裝飾，地上用的也是最便宜的地毯。爲此，郭台銘常被朋友取笑“沒品味”，而他說：“我現在有什麽買不起？可是如果我要真去搞品味，那股東們就要擔心了。”

“郭台銘不能沒有中國”

“鴻海不能沒有郭台銘，而郭台銘不能沒有中國”。很多在中國的台商都這樣評價中國市場對於鴻海的意義。早在1988年，郭台銘就開始了在中國的創業，他一口氣在深圳買下500畝廠房用地，成立了富士康集團。1996年，該生産基地又被進一步擴充爲科技工業園，占地1500畝，員工3.3萬人。1999年，鴻海北上成立了昆山富士康企業集團，下設13家公司，總投資2.36億美元。此時正是台商開始在長江三角洲聚集的時候。2001年，郭台銘在北京設立了富士康精密元件有限公司，此後又宣佈投資10億美元興建富士康（北京）科技工業園。2002年，富士康在大陸的年産值約670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總額56.7億美元，創匯30億美元。

完成了生産基地佈局後，鴻海又把經營範圍伸向了銷售渠道。今年11月，郭台銘投資的賽博數碼廣場正式進駐南京珠江路，這表明鴻海開始轉型，它要通過切入銷售渠道，來發展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