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 10月的晚上，東莞的工廠區出現了兩個步子踉蹌的男人，他們是打工的一對兄弟，喝醉了酒，迷迷糊糊中，他們解開褲子 ,在祝合鞋廠的圍牆下撒起了尿。工廠保安勸說無效，雙方爭了起來。這時工廠的台灣老闆說了一句：“拉進來，給我打。”(他們把工人當什麼了？)有了這句話， 40個保安蜂擁而上，爭著在老闆面前賣力。離廠門口僅 五十米的派出所民警鳴槍示警試圖阻止，然而，就在派出所人員面前，兩個打工兄弟一個當場活活被打死，一個得了腦震盪。 10個保安關了二十天，在出了 20萬元私了後，那個矮胖的台灣人像沒事人一樣又出現在工廠了。

誰都沒注意到一位工人站在二樓眼睜睜看著慘劇發生，誰也沒有註意看熱鬧的沉默工人堆中，只有他全身在發抖：“為什麼老闆可以這麼囂張，為什麼政府不重視工人的生命，為什麼！”

這個叫張治儒的年青工人當時想“我要成立外來工工會。為工人說話。張治儒，來自湖南貧窮的東塘村，初中沒畢業就出來打工了。

他想了，就做了。給東莞書記李近維寫信，要求成立組織，沒有回音。

他換了一個廠，另一件事把他的血燒得更熱了。這個廠組織消防演習，有二十多位工人偷懶躲進宿舍(他們把工作當什麼了？)，經理命令工頭把他們搜出來，讓他們在草坪上一字排開站好，象槍斃人一樣用高壓消防水龍頭向他們掃射，衝倒下，又站起，足足“槍斃”了一個小時。

“他們把工人當什麼了。”

張治儒跑到區工會主席那要求成立工會。當年正趕上成立工會的競賽，各個區正比賽誰在工廠成立工會多，工會主席一聽，正好，馬上叫張治儒填表，打電話給牛山鄉鄉長，讓他辦理。張治儒興沖衝跑過去，鄉長表示支持，又為難了，“我們鄉政府都沒成立工會，你成立了，誰來領導你？”

3000人的工廠，中午開飯時，地上放了三排飯桶， 3000人要搶半個小時，才能搶到，“吃得連豬都不如。”張治儒這麼說。其實這樣的食堂當時在東莞並不少見，許多老闆到菜場買爛菜葉子，買潲水油，這些統統是給工人吃的。在張治儒打過工的怡東鞋廠，老闆給工人吃的是到處是老鼠屎的陳米，每天中午食堂師傅要挑上二個小時，才挑出點像樣的米，師傅要求老闆退掉這些米，老闆拒絕。有一天，師傅們良心發現，決定即使被辭退也不挑米了，中午工人們看到滿是老鼠屎的米飯，這才知道真相，全部罷吃，老闆才讓步……。

當時年輕氣盛的張治儒“少見多怪”，立刻向承包食堂的小老闆挑戰，向工人們稱，成立工會首先解決食堂搶飯吃、伙食差的問題。

後來食堂小老闆幽幽地對張治儒說，“你沒有必要爭取權益，因為你在這個廠做不了幾天，做不了一輩子的，何苦呢？”張的伙伴，一個湖北工人害怕退卻，張卻不怕： “這個廠那麼多保安，打不了我的。”

終於有一天。

台灣老闆走了過來，“你就是張治儒？”是！ “就是你要成立工會？是！

張治儒一輩子都記得老闆說的第三句話：“我的企業不需要工會，你要做工會，自己去辦企業！”

沒想到鄉長說：“這是我們鄉最大的一個廠，人家又是台灣老闆，不好讓人家成立工會，這樣吧，你要進其它哪個企業做工會，說一聲。”

張治儒的心全涼了。

“我這輩子絕對不在工廠打工了。”

從公民事務代理開始

1996年，張治儒回到自己的老家東塘村，包下山里的荒地三十多畝，在山里蓋了一個孤零零的小房子，咬牙開荒，一個月回一次三華里外的村莊，鬍子拉碴像個野人。 “我就不信，土裡生不了財”——張雇了三十多個農民，種了橘子、西瓜，在水庫裡養魚，準備大干一場。第一年賺了幾千元。第二年，大旱，水庫放水救田，全乾了，魚也死了；橘子種的人多了，賣不動， 2000斤只賣了 1500斤，收西瓜時又遇大雨，瓜爛在地裡。第三年，張治儒負債 20000元，只剩一輛摩托車。跑運輸，農民沒錢，收了一大堆白條，最後油費都沒了。

死活不進廠，他在家鄉學理髮，在深圳龍華的一個過道裡開理髮店。沒有女人敢進一個男人的店，沒有男人想進沒有女人的理髮店。虧了。

一個男人靠雙手活著怎麼這麼難？

2000年結婚了， 2001年走投無路，張治儒又進了工廠。

大部分工廠都一樣，工人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小時。加班到晚上十一點十二點。一回宿舍發瘋般搶著水龍頭用半個小時沖完涼，洗完衣服，工人們抓住僅有的六個小時睡眠時間，張治儒睡不著。在工人們的呼嚕聲中記筆記，思考他的工會夢想。

2003年， 12月 27日大禍臨頭。妻子懷孕四個月，他用自己的私車接了廠里送貨的活，在工作時間內，大雨，他與一輛卡車相撞，車子從腿上壓過。鎖骨粉碎。廠裡在出了一次醫療費後，音訊全無。投訴勞動站，回復是：“企業給你出了第一次錢，還得出第二次錢？你想也別想！”

打官司，找律師，二話別說，先交 5000元辦案費，贏了再交 15% 提成。養孩子需要錢，張治儒捨不得錢，這官司證據明確，擺明了能贏——自己辯護。

沒想到輸了，輸在了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想起來，真叫冤，原來他不知道有七天的證據交換期，開庭了，法院一句“被告在七天內沒有向法院遞交相關證明” ，一個小小法律常識讓張治儒輸個精光，勢在必得的 60000元一分沒有了。

慘痛。那段日子，張治儒像是爬過來的。

1998年之前，深圳工人打官司需要排長隊，律師供不應求。一個律師甚至可以和工人提出 30-50% 的工傷賠償提成。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案子只收 1000多元材料費的公民事務代理機構開始多了起來（目前已有二百多家）。從自己的慘痛經歷中，張治儒看到了工人的需求。

2004年 3月，在廣州番禺有名的工人維權者曾飛洋的指點下，張治儒以工商註冊的方式成立春風勞動爭議服務社。一開始，張治儒宣布工人來服務社，一分錢不要，還有兩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來張治儒這兒工作，沒半年，工資發不出了，吃飯都成問題。三個男人整天吃方便麵，吃了半年。兩個大學生走了。張治儒唯一的來源是老婆的工資。

還得收錢——張治儒開始收費了。付不起的工人不能收，其它按市場收費。

勞動爭議服務社走上正軌，張治儒用賺來的錢舉辦工人卡拉 OK 賽，讓工人們當評委；舉辦工人演講比賽，讓工人克服與陌生人打交道的障礙，學會在半小時內與陌生人能侃侃而談。

這時夢想又醒了。

張治儒首先覺得靠政府沒有用，還是先從民間著手，他印了 5000份“告外來工朋友的一封信”——

……我們廣大外來工為深圳的繁榮發展無怨無悔的做著貢獻和努力，盡到了我們做為一個公民和市民應盡的義務。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廣大外來工卻享受不到勞動成果的回報，雖擁有卻無法得到和實現公民權利，我們只能寄生在這繁華城市的屋簷下，感受著這城市給我們的冷暖和溫差。 ……我們什麼也不是，只是一群只盡義務、做貢獻，不能索取和擁有什麼回報和權利的外來一員。 ……

現在全國各行各業大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組織，如作家協會、律師行業有律師協會、個體工商戶有個體工商協會等等。 ……我們外來勞務工算得上一個龐大的群體，到如今還只是一盤散沙，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這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

我們只有有了組織並緊緊團結起來，外來工這個新生和龐大的弱勢群體才不會像一盤散沙，遭受別人的恣意欺負。只有有了組織才會引起政府的注意和重視，我們外來工才有反映問題的渠道和有效方式。只有有了組織，我們外來工說話才有分量，並通過建立協商機制，經常、及時、有效地同政府和社會交流和溝通；協助和配合政府部門對改善外來工各方面的條件做出努力，使我們外來工的合法權益在製度上得到良好有效的維護和保障。

這樣的信將一個個打工仔吸引到張治儒身邊，金忠，謝六生，餘果，童建這樣幾位工人出身的公民事務代理也走在了一起。

餘果是深圳第一家勞動爭議服務部的創辦人。童建是瀋陽礦工，曾做過碼頭工人，每天扛著 400斤的麻袋上船。 2003年他辦過深圳外來工互助協會。而謝六生更是個傳奇人物，他做公民事務代理是因為自己的案子——他高價請了律師為自己的勞動爭議案辯護，不料，在法庭上這位有名的律師與老闆勾結一氣，竟然為老闆說話。謝六生當場炒了律師，自己辯護，並獲勝；之後他起訴自己的律師……

這些人在張治儒倡議下一致同意，凡是加入未來外來工協會的工人會員可獲得法律支持；另外有四類人可獲得免費法律與公民事務代理服務：一是童工；二是非深圳戶口的老年人， 55歲起；三是婦女與被拖欠工資三個月以上的工人；四，因為企業的經濟原因無法支付費用的工人。外來工協會的會員只要交兩元錢，目前申請的已有 200多人。

儘管仍在籌備中，這七八家工人的公民事務代理服務社已結成了緊密的聯盟。他們相互支援，例如，張治儒一天有四個案子要做，忙不過來，其他公民事務代理人就會免費替張治儒出庭，反之亦是，像是換工，更是道義支持。捐助的圖書也會通過這網絡分散到各個工人點中。

“總工會是在維護全國人民整體利益的情況下維護工人權益。”張治儒說，“我們未來的外來工協會則是在維護工人權益情況下，也考慮企業生存與發展。”

為工友們“支招”

外來女工譚秋信在深圳一家工廠上班，懷孕後想請假回家生孩子，工廠遲遲不批。一個月拖一個月，月底總說下個月，眼看著肚子越來越大，工作越來越吃力。面對經理冷漠的嘴臉，懷孕期的譚秋信特別敏感，一時絕望之下，乘經理外出，當場在辦公室割腕自殺，血流遍地面，從門縫中流了出來。眼看活不成了，在公民事務代理人的幫助下，住進龍華醫院。工廠只同意給醫療費用，張治儒免費提供公民事務援助，他們聯絡媒體，出面與工廠談判：如果不解決，將向媒體曝光。最後工廠支付了醫療期間的工資 7000餘元。

三友和公司拖欠全公司 80名工友三個月工資，工人罷工， 41位工友決定走法律途徑，張治儒們每人像徵性收 10元， 41人共花了 200元請張治儒們代理。當時情景十分危急，工友諮詢：“我們是不是應當出去遊行了。”張治儒果斷稱“沒有這個必要。”

張治儒通宵打印出 41人全部法律文書，當時 41個工人已決定離開工廠，如果這樣，工廠將按工人工齡每滿一年補償一個月工資，這個公司將失去 41個工人還要給付 80萬，工廠就徹底垮了，工人也隨之受損。經過張治儒與工廠交涉，雙方達成協議，工廠賠付每人半月工資，共 30萬元；在加班費與最低工資上按勞動法執行，工人復工。工廠與工人都得救了。

有了公民事務代理聯盟，張治儒進行了三次工人法律與健康意識培訓，三次培訓，一次比一次人多，教室都擠滿了。有了聯盟，公民事務代理人也有了品牌意識。謝六生在健身或洗澡時常將手機關掉，一次客戶在交了五百元訂金後打不通謝六生電話，以為是騙子，就打通了協會籌備處的電話，張治儒的一番解釋讓工人們放了心。

在張治儒的設想中，未來的協會有贏利的部門，也有不贏利的部門：如外來工職業介紹中心，投資創業中心，法律服務中心，外來工子弟教育是贏利的；特困群體援助中心，法制宣傳中心是不贏利的，勞資協調交流服務中心也是不贏利的。張治儒認為未來的協會只有自己能養活自己才能更好地為工人服務。

三友和公司四十一名工人準備打官司排隊辦理法律文書。

始終在籌備中

按條件，社團法人需要主管單位。張治儒是個守法的公民。

張治儒跑遍了勞動局，政協，人大，總工會，幹部們都覺得應該成立，但都不敢批，最後有高人出了主意：“主管單位應當找市出租房管理辦公室，他們是管外來工的。”張治儒上門了。人家第一反映是：“咦 ,怎麼推到我這裡？你去找市綜合治理辦公室”。在綜合治理辦公室，一場爭論開始了。張治儒問處長“為什麼人家海口可以成立外來工協會。我們不行？”

處長回答：“那你去海南島。”

張治儒又想起了第一次辦工會失敗時老闆的嘴臉。

他寫信給市長李鴻忠要求有一個主管單位，李鴻忠轉批給市總工會，總工會法律服務部拒絕，“誰想坐牢，誰來批，你是第二工會，想犯法。”熱臉碰上冷屁股。

不批准，我們就不成立，一直開籌備會。用籌備會的方式，張治儒把越來越多志同道合者拉了進來。五次籌備會，人們越來越認真，也越來越正式。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張治儒的深圳外來工協會籌辦中，其中有支持他的政府官員，甚至有檢查院的同志，還有學者。他們都明白，外來工協會的成立比沒有任何調解組織要好。在實際狀況中，一盤散沙的外來工更可怕。工人組織較多的深圳，明顯的，有罷工，但較少有砸工廠與機器、堵街的行為；相反在幾乎沒有工人組織的東莞，勞動條件最差，惡性的搶砸事件也較多。

深圳政府中的開明人士也了解到外來工協會對解決勞資問題的正面作用。

筆者問張治儒：

“如果把你未來的外來工協會取締了，你會怎麼辦？”

“外來工協會是我們的家，有家，做事，沒有家也做事。我這個辦公室的一切東西，都可能在一天之間被收走。沒關係，什麼都沒有，還可以創造。除非我沒有飯吃，否則只要我能走路，有睡的地方，一分錢不要我都做這個事，幫助工人，是我的夢想。”

“和諧社會好，我贊同，和諧社會，和諧是目的，不是手段。和諧社會不是沒有鬥爭的。” 

深圳外來工協會雖未正式成立，早已名聲在外了，甚至有醫院打著深圳外來工協會的招牌行騙了，總是在籌備期這種半公開的狀態不是辦法。張治儒為此也是很煩惱。深圳外來工協會能否夢想成真，將是我們社會與政府創建和諧社會誠意的試金石。

夜深了，筆者睡在地上，難以入眠，悄悄打開張治儒的房門，凌晨兩點了，他仍在為自己的夢想思索著。

一見筆者，他又說開了：“你知道嗎，因為太累了，流水線的工人只要一停下手裡的活，就會立即睡著了，完全沒法控制的。工頭與老闆不知道，以為工人偷懶。許多衝突因此而起，如果我們不說，連溝通的可能都沒有。……”

他的腦子裡全是工人，工人。

文首發於《民間》２００６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