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圖（二）

   漢宣帝時劉歆與太常博士書的言論應該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情形。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曆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製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蔔，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贊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湣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湣，士君子之所嗟痛
    劉歆所述與實際情況大體相符，但也只是一家之言，帶有明顯的尊儒而貶低其他諸子百家的個人感情色彩。是以儒家一家的興衰而言的。如天下惟有易卜，未見它書，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馬王堆帛書，雲夢睡虎地秦簡的出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劉歆自己整理典籍時，事實上的諸子百家的典籍的數量大體相當。只是儒家經典多是後世發掘整理而出的。這在《漢書.藝文志》中反映的非常清楚。
    不過從劉歆的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見《周易》在秦時沒有受到禁毀，並且一直流傳於世，傳易者達到了四家之多。《藝文志》中就包括了《易》與《龜書》兩大類。如果有被稱之為河圖的數圖的話，漢儒不會不提及。但我們確實找不到這方面的隻言片語。

眾多的學者為什麼會對“河圖”如此重視？ 很大的原因就是《系辭》的記載：“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凶吉，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定之以吉凶，所以判也。”
    首先，《系辭》所述的“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很明顯地與“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語義重複，而且上下均不連貫，有後人竄入之嫌。而系辭本身也沒有第二句與之相關聯的敍述。反而在記載伏羲作八卦時說：“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仰則關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中間根本就沒有提到“龍馬出河圖”這件事。
    最早記載河圖的是《尚書.顧命》在描述周成王喪禮陳設時說：“越玉三重。陳寶、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在這裏，河圖能與大玉、夷玉、天球陳列在一起，很可能也是一件玉制的陳列器。能在周成王的喪禮上出現，又表明它可能帶有特殊的意義。只可惜它與伏羲時代至少相距一千八百年之久。
   《墨子.非攻》中更對它出現的時間與地點作了詳細的描述：“天命文王，伐殷有國，泰巔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這裏指明了河圖是周文王時在黃河邊發現的刻有圖形的綠色玉器。由於春秋時已經是運用“大衍之數”作為占卜依據，如果是與之有關的圖形，墨子不會不指出來，而只是僅代表一種“乘天命”的吉兆。
    同樣，在先秦文獻中，也沒有把河圖與伏羲，與八卦聯繫起來。如《管子.小匡》中說：“桓公曰：餘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和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者，豈異乎此乎？管子曰：夫鳳凰鸞鳥不降……昔人受命者，龍龜假，河出圖，洛出書，地出乘黃。今三祥未見者，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
    而《論語.子罕》則更為簡便：“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這只是孔子不得意時的一句哀歎。
    河圖洛書在先秦被認為是祥瑞的寶器，與鼎器相似。當然也有別的說法，如《春秋.命曆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分野。”這是說河圖是記載州界的地圖。《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行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河伯乃于天子批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蠟銀等物，皆河圖所載……”這裏直接說河圖是會有天子寶器的典籍。
    唯一把河圖與八卦，與周易聯繫起來的只有據說是春秋時孔子所作的《系辭》。但《系辭》本身的來歷就是不明的。
    1973年12月，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量的帛書、竹簡、和木簡。其中就包括了《周易》，是西漢初期文帝時的抄本。是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最古老的《易經》實物資料。包括《六十四卦》和《易傳》六篇。其中的《六十四卦》與通行本除卦序外大體相同。但不包括《彖辭》《象傳》和《文言傳》。卦畫有甲骨文的一和八組成。而《易傳》與現在的易傳即《十翼》有很大的不同。
    帛書《易傳》大體上分為《二三子問》《系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六篇。
《二三子問》與《六十四卦》合抄在一起，約2500字，基本上採用“易曰…… 孔子曰……故曰……”這樣的形式依次解說卦辭爻辭。
    《系辭》篇共64行，約3000字，沒有分上下篇。包括了通行本《系辭上傳》除去第八章的所有內容，通行本《系辭下傳》的第一、二、三章，第四章的第一、二、三、四、七節，第七章的“若夫雜物撰德”以下部分以及第九章。
   《易之義》也有人稱之為《系辭下傳》。始於：“子曰易之義，呼陰與陽……”其內容包括《說卦傳》的第一、二、三節，《系辭下傳》的第五六章，第七章的“若夫雜物撰德”以上部分以及第八章。共46行，約2000字。本篇彙集了各種易說的形態，用陰陽，剛柔，文武，動靜等對立的概念來解易，再三地解說乾卦，坤卦的卦辭爻辭，這些都與通行本《周易.文言傳》相似，但相異點是顯而易見的。
   《要》篇共18行，約1070字，內容包含了系辭下傳第四章的第五，六，八，九節以及第八章的一部分。
   《繆和》篇記載繆和、呂昌，張謝等人與傳易者的問答之辭，約5000字。
   《昭力》與《繆和》相似，但字數只有1000字。
   漢代的書籍所用的木簡竹簡有長短之分。長簡用來書寫經典，短簡用來書寫諸子傳記。與此對應，帛書也分全幅與半幅之分。而像周易這樣寫在全幅帛上的都是當時重要的著作。而像寫在半幅帛上的《老子》甲本和卷後書則是一般讀物。所以這部《周易》在當時應該是最具有權威性的《周易》全書。
    問題是一直被人們認為是《十翼》中最古老部分的《彖辭》《象傳》沒有包含在《帛書周易》之中。我們在《帛書易傳》中可以找到可能是《彖辭》和《象傳》的原型文章，但與通行本的距離還相當遙遠。《序卦傳》與《雜卦傳》根本就不存在。《說卦傳》只有開頭三節且包含在《易之義》篇。而《易之義》篇絕大多數都是對乾坤兩卦的解釋，應該是《文言傳》的雛形。唯一稍具規模的是《系辭》，但也是散見於各篇且章序與通行本也是不一致的。
    基於以上的情況，我們不能說《帛書周易》沒有把《周易》的全部內容收入。而只能說在漢初，除了《系辭上傳》大體完成以外。《系辭下傳》還處於草稿階段。《文言傳》只是一個雛形。《彖辭》和《象傳》還遠沒有出現。最多只是即將成立的狀態。那麼作為其全體,《易傳》只能是漢初，學者們在整理《易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集眾家之言的作品。而絕不是孔子所作。
而這一過程恐怕在劉歆時代仍然沒有完成。因為在《漢書.藝文志》中，四家易傳是作為單獨一家而編成一卷的。作為《易經》的《周易》分成三十二卷收入在《龜書》之中，是作為占卜術而收的。考慮到就是孔子的大部分作品也只是在稍早時期從孔子家中的壁內發掘出的這一事實。即便孔子有關於論述易經的言論，也絕不會比《帛書周易》完善。更何況傳易者歷經了戰國，秦漢，一直不絕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狀態。事實上，周易直到漢初恐怕與儒家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更不是什麼儒家經典，否則難免會獲“挾書之罪”。

   孔子作《十翼》的傳說來自《史記.孔子世家》的“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辭說卦文言。”《史記》作者司馬遷之父（太史公）曾受《易》于何楊。《孔子世家》中的這段話是否也傳自何楊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漢初，特別是壁中書的出土後，就掀起了一個儒教化的高潮。漢文帝就廣設博士，招集眾多學者進行修書立傳，這時也是“天下之書頻出”的時候，各王侯也紛紛效仿。如淮南王劉向。法家在秦時得到了宣導，兵家在興漢滅秦的過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雖然法家在漢朝受到了統治階級有意識的弱化，但影響力是巨大的，能與之抗衡的，在當時並不是儒家，而是在秦朝保存完整的“易家”。易家在一段時間，其地位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連當時的著名學者賈誼在向文帝進諫時，也只得借鬼神之事而加引申諷諫，但隨後是淮南王劉向的謀反和太子的“筮蠱之亂”
    儒家在秦時遭到了滅頂之災，秦朝滅亡後，其興起的速度是驚人的。漢文帝時期的修書育人的方法，對儒家的重新崛起實際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漢初，儒家的典籍缺乏，竟“無一人能盡其經”者。而“易家”與“儒家”在秦時已經產生了相互依存的現象，秦的“易學”四大家實際上就是以儒家的思想來解《易》的，漢初的學者更是對《周易》進行了全面儒教化，並以儒家經典對待。
    我們不能懷疑司馬遷的人品和文品，但司馬遷也是人，他本身也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由於“筮蠱之亂”，漢文帝祭泰山時，司馬遷之父太史公作為朝中主管祭祀的官員，竟然被留在了京城，以至於太史公在悲憤中死去。幾乎同時，孔安國向皇帝獻孔子家中發掘中的“壁中書”也因此受挫，未能立於官學，推行天下。──在這點上，易家和儒家都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這反而促成了儒易的結合。
    到了司馬遷撰寫《史記》葉，《易傳》的整理工作已經大範圍展開。作為主管筮卜的太史令，司馬遷本人也很可能參與其中，所以司馬遷在《孔子世家》中寫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辭說卦文言”的話是很自然的。這也與當時《易傳》的整理情況大體相符。在，《帛書周易》中也正是這幾部分有了形成跡象，而《序卦》與《雜卦》則遠在其後。
    後來的班固與劉歆都沒有否認“孔子作易”的說法，可是劉歆與班固都提倡五行學說，在引用 《易傳》時都僅說是“易曰”而不言“子曰”。這也是顯而易見的事。
   《系辭》作為優秀的易學作品，其地位不容否認。其所引用的事實也不容否認。問題是其引用的目的卻帶有了明顯的功利性。伏羲可能確實為文化的起源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但不一定是因為創了八卦。河圖與洛書可能確實在帝王心目中佔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但不一定就是周易的理論依據。孔子也可能對《周易》做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但並不一定就“序彖系辭說卦文言”。
    這些都與史實不符，但人們相信這一點，因為《周易》需要一個偉大的人物來掃除其推行理論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