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顯然覺得這些邊緣學生只是耗損學區的經費﹐加上人數又不多﹐他根本不想花功夫為他們作妥善安排﹐被我們兩個ESL老師催急了﹐只肯把初中的ESL學生集中於一個﹐小學的則集中在三個學校﹐我在高、初中以外﹐負責一個小學﹐Julie負責兩個。

      還不只如此﹐州教育局要ESL老師寫教學提案﹐他們審核通過﹐會撥下經費。安東尼先生把公文不知塞到那裡﹐直到提案送交的截止日期前十天﹐才通知我們要趕快寫。我再度跟他抗議﹐他只是嘻皮笑臉的﹐不作正面回應。後來居然還在特教老師的會議上﹐大言不慚的說他如何逼我們在極短的時間交出提案﹐仿彿很得意他的作為。

      一年過去﹐Julie每提起安東尼﹐就咬牙切齒﹐因為她只拿半職的薪水﹐可是工作量與全日的相差不遠。而我處境也好不到那裡﹐因為我的學生人數是前一年的加倍﹐從K(幼稚班) 到十二年級都有﹐光是準備不同的教材﹐就弄得我頭昏腦脹。

      我可以轉回教特教學生﹐固定待在一個學校﹐而不是奔波於三個。可是我覺得自己有個使命。美國中西部的文化與生活情況﹐與東西兩岸非常不同﹐居民是很純樸良善﹐對外來移民還算親切﹐但他們多半對外界﹐尤其是外國地理歷史沒什麼概念。我的鄰居老太太就老是分不清泰國(Thailand) 和台灣 (Taiwan) 。因此我認為自己必須是學校與ESL學生之間的橋樑﹐幫助這些學生取得該有的權益﹐特別在高中部﹐所選的課會影響將來大學的申請。

      那個感恩節過後﹐我聽到安東尼先生住院了﹐他被診斷出得了喉頭癌﹐必須切除聲帶﹐接著作化療。我驚訝的不得了﹐想幾天前他還聲如宏鐘的到處跟人打招呼。

      雖然他不是一個好主管﹐但病的這麼嚴重﹐我還是買了卡片﹐寫了安慰的話寄給他﹐提到會為他禱告。接著是聖誕節﹐我也給他寄了聖誕卡﹐附上一些聖經的經句勸勉他﹔以後又陸續寄一些鼓舞性的小品文﹐給他打氣。

      再次見到安東尼﹐已是新學年的開始。他因化療而掉的頭髮已長出薄薄一層。壯碩的身材瘦了一大圈﹐看起來蒼老許多﹐其實他不過五十出頭而已。他的喉嚨裝了一個發聲器﹐發出的聲音含混不清。他說還在接受職能和語言治療﹐學習用這個機器講話。

      可能是疾病讓他有所改變﹐他無法說太多話﹐可是此後每次的特教學生審核會議﹐他一定出席﹐還專心聆聽。其實身為學區行政主管﹐他反而是可以不必次次到場的。

      讓我吃驚的是﹐他有次居然主動告訴我有一套相當好的ESL教材﹐問我有沒有購買的需要﹖我去查了一下﹐給不同年級和程度的光碟和課本﹐一套買下來可能要上千元。他以前那裡肯為ESL學生花費這些錢﹖

      此外他還說﹐我的學生人數的確超過我該有的負荷。可是因著地方加稅的提案沒通過﹐影響學區的經費來源﹐很抱歉無法加僱ESL老師﹐請我再忍耐一年﹐希望下一年會有改善。

      安東尼先生終於親身體會到一個殘障者的痛苦與不便﹐他經歷有口卻無法發言溝通的挫折感。特教或ESL學生在學習上的辛苦﹐他總算明白了。可是他為這個認知而付的代價﹐我每次想到﹐就很心悸。

      我沒等到學區再加增ESL老師前就離職了﹐那個學年結束﹐因為先生的工作﹐我們必須南遷。又過了一年﹐我聽說安東尼先生也辦了提早退休﹐他終究放棄了要昇到學區監督的夢想。最後我輾轉聽到的消息是﹐安東尼先生在一個教會辦的喜憨兒訓練中心擔任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