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ountability，是近日浮現腦海的字。我把它粗略譯為「應責交代」(應對，回應），但其確切意思仍然需要看文句內容而定。

初次接觸這個「生字」，是1990年代初，教學進修，暑假去上的一門課所探討的。之所以說是生字，因為它所涵蓋的觀念，對我是陌生的。

翻開英中字典，中文翻譯是：問責，責任性，承負責任。為什麼不用Responsibility, Liability? 教授的解說，同學的討論，似乎都與我想到的那兩個字有點關係，那麼為何特別選用這個字？

我很苦惱，不只是難以參與課堂討論，更不知如何寫期中報告。

那幾個禮拜，我不斷探索，閱讀相關文獻，注意聽同學與教授的對話。我學到應責機制，除了承負責任，給予交代，也包含「資訊交流作用」，後者是更重要的意涵。

正如它的字根：Account，記錄、帳簿或報表，因此Accountability，是承負(或被授予)責任的一方對審核或需要知悉訊息的另一方提供報告，作合理交代的機制。若是其中存有誤解，在這個互動的關係裡，提供交代的一方，也可以藉著記錄報告，詮釋/澄清自己的作為。

健全的應責機制，有幾個因素要先確立：(1)承負責任者，他(們)要向誰交代？(2)承負責任者，他(們)為何事而提出交代？(3)得取交出的數據和資訊，目的何在？最後一點尤其重要，要人給予交代，其至終目標應該不是只為了懲戒、挑錯；而是改善一個體系運作和公共治理(例如政府部門、公司機構、學校等)出現的問題。

1990年代，應責機制在美國的公立學校開始受重視，它包含三個元件：(1)清楚訂定的學習標準(a clearly defined set of standards)；(2)合理而可靠的評估方式，以確保能達成所訂的標準(valid and reliable assessments to measure how well the standards are met)；(3)有效的計劃，幫助表現不佳的學校作改善(an effective plan to improve schools that fail short)。

各州相繼制定州的鑒定考試，課堂視察，來衡量老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以及設定不同學習管道，提升學習效果。

那門課堂裡，在職進修的老師們認真的討論著。身為老師，我們要向誰作交代(To Whom Do We Pay Account)？州教育局，學區委員會，學區納稅人，學校校長，學生家長，受教的學生等等都是。我們要給予的交代(For What Do We Pay Account)，當然就是學生的學習，那是呈顯於平時的課業表現和州政府的考試成績。而目標就是改善並提升學生的學習果效。

但是領受交代的那些人，在這個互動過程中也成了要達成「共同目標」的合夥人(Partnership)，他們也各自有要承負的職責和要交代的對象。

州教育局要審量鑒定方式是否合宜，是否會嘉惠某些學生群，而忽略另一些？學區委員在教材選購，是否妥善使用經費與審核內容；對老師的聘用和年度評估，過程是否透明？納稅人是否該多參與學區召開的討論會議，貢獻可行的意見；或成為學校義工，幫助有需要的老師？校長是否讓學校成為安全，滿有活力的學習環境；對有困難的老師提供援助？學生家長有否督導子女的課業，在孩子學習出現瓶頸時，及時與老師聯絡(或回覆老師的聯絡)？學生自己是否視學習為自己的責任，努力為之？

從這個交互網絡的觀念來看，健康的應責機制運作是提出說明和接受說明的人都有份其中，互相應責交代，彼此協商支援，為的是達成共同目標；而非藉此尋隙指責，導致推諉塞責，或造假搪塞。

因此，在教育體系裡，老師是對學生學習最直接的影響者，他們在教案設計固然有自主權，可是也需要記錄選用的教學題材和方式，在必要時對諮詢、審查的人給予合理交代；而其他相關的人也需要常自覺：為達到學習標準，我是否還能作什麼，以改善整個學習成果？

那個暑假，在那些探究思考和討論的過程中，有一天我忽然悟出，我不認識這個字的意思，因為健康的應責系統(Healthy Accountability System)，是我成長時的台灣社會缺乏的。

而在台灣政權轉變的民主初期，我印象裡的政治應責畫面，是官員在議會被無禮拷問嘲弄，是議員們因意見不合而打群架。企業界當有的應責，是否會適當的用於台灣的國營企業或是中小型家族(家庭)企業？而升學考試主導的教育界，更談不上有什麼健全的評鑒機制和替代計劃，來幫助學習落後的學生。

這樣的環境並非缺少職務的負責人，而是缺少詳盡的交代。無論什麼領域，問題發生時，資訊交流的不透明、不充分或迴避給予，使得後續的監督、改良機制也無法運作；即使要人「下台」，置換主事的人，但問題其實沒有改善或解決。

應責交代本來可以是溝通與作出改善的「時機」，雙方藉著理性的問答互動，為的是找出問題的癥結並解決。否則，對要給交代的主事者，應責就好像是被找麻煩，變成無奈的壓力，而想避開。

我觀察到，個人自由自主，雖然是美國民主社會所揭櫫而重視的，但公民「自覺」在社會關係裡彼此要應責交代也是制衡的力量。

絕大多數民眾有此公民意識，能自主思考，又尊重不同意見；能理性交流，企求資訊透明，為的是達成社會福址；才能使「自由」不會變成放縱的予取予求，或「應責」不會被視為找人麻煩、興師問罪。

台灣的民主制度只是萌芽階段，民眾渴望自主，但彼此應責(be accountable to one another)的公民自覺還是很缺乏，所以碰到社會資源、權益和義務重新分配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常造成情緒性紛爭，淪為互貼黨派顏色標籤，於實際問題毫無解決。

此次大學要求自治，但幾乎無人談論大學的「應責」。也許身為高等教育者，如何以身作則，運作健全的應責交代機制，帶領群眾認識並培養這樣的自覺，也是對社會的責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