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法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我們常聽到一些蛋頭學者說民主、法治中國古已有之，如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又說中國不是有韓非子。其實孟子的思想是一種民本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孟子的民本想也一直停頓在模糊的概念階段，後人沒有發揚光大，更談不上具體實踐這種理論了。至於法家，其實只是法術家，韓非子是法術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論充滿了矛盾不說，韓非子學說的重點是如何維護君王統治，君王可以用陰謀鬼計、厚償、濫殺來控制部下。所以黃棃洲說「中國之法帝王一人之法也」。

現代的民主、法治是純西方文化的產物，希臘在兩千多年前就有憲法，就有立法院。西方文化從希臘早期的民主理論到文藝復興後的民主實踐，民主制度才漸漸成熟，其過程曲折而漫長。中國文化非但沒有民主、法治，而且中國文化中有很多反民主、反法治的傳統，這些傳統一再阻礙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對中國人而言，民主、法治海峽兩岸都還在學習階段，都還沒畢業，台灣進度略為超前，都還須要檢討改進的地方很多。

在學習民主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都碰到一些挫折，台灣在挫折中不停地反省、進步，雖然台灣有很多民主笑話，但那是民主化必有的現象，但是台灣最可貴的現象是無論朝野，大家都對民主有信心，沒有人懷疑，台灣除了民主體制，沒有別的選擇。

大陸改革開放以後，放棄計劃經濟、放棄「共產」思想、恢復私有財產，走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力日漸雄厚。

大陸的變化最值得注意的是領導人漸漸放棄意識型態，中國社會逐漸恢復正常，社會結構複雜化，許多價值標準也多元化、正常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放棄鎖國政策，派遣大批留學生出國學習，中國再一次地進行大規模地向西方學習，有人稱之謂西化，有人稱之謂現代化，這兩個名詞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在此暫且不論。

隨著經濟起飛，百姓與西方接觸日益頻繁，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音樂、飲食、服裝，漸漸影響了中國社會，西方的民主、法治自然也給大陸民眾帶來了沖激。

政府為了因應實際需要，在法制上用力甚勤，但限於財經範圍，如銀行法、稅法、土地房屋相關法令，尤其後來通過物權法，象徵「共產」時代的結束。對於刑法，因為結構性的矛盾，所以存在很多黑洞，黑洞的形成主要原因是司法無法獨立。司法不獨立，黨權高過司法，貪腐問題無法徹底解決。

中國如此大的國家，人口多，經濟在飛躍前進，國家非法治不可，靠人治絕非長久之計，但是法治跟民主是一體兩面的產品，非法治不足以治理一個現代化國家，非民主不足以維持法治，其間關係從十七世紀民主思潮興起，人類經過兩百多年的實驗，民主與法治的關係已被學術界肯定，「非民主不足以完成法治，非法治無法保障民主。」

茲以台北市政府為例，我常帶大陸朋友參觀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共分很多個局處：

財政局（稅捐處、動產質借處）、民政局（殯葬管理處）、教育局、產業發展局（商業處、市場處、動物保護處）、工務局（公園處、新建工程處、水利處、衛生工程處、大地工程處）、社會局、警察局（北投分局、中山第一分局、中山第二分局、中山分局、士林分局、南港分局、內湖分局、萬華分局、信義分局、文山第一分局、文山第二分局、大同分局、大安分局、松山分局、保安警察大隊、少年警察隊、捷運警察隊、通信隊、交通警察隊、刑事警察大隊、婦幼警察隊）、衛生局、交通局（停車管理處、交通管理工程處、公共運輸處、交通事件裁決處）、環境保護局、地政局、觀光傳播局、人事處、自來水處、捷運工程局（南工處、機工處、東工處、中工處）、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就業服務處）、文化局、主計處、公訓處（翡翠水庫管理局）、經濟、祕書處等。市府轄下有大安、信義、中山、中正、松山、內湖、南港、北投、文山、大同、士林、萬華區。

市府沒有門禁，大廳只有象徵性的兩個警察，市民自由進出。市民到任何局處，一進門義工先奉茶，再問你來此目的，然後帶你去拿相關表格，教你填寫後遞交承辦人員，就可以回家等結果。不同項目都有規定在多少天之內政府務必辦妥，申請的整個流程不要十分鐘，有時不必跟承辦公務員說一句話，「刁難」、「打官腔」，在台灣基本上絕跡了。又如身分證遺失到區公所辦補發，連照片前後不用十分鐘；台灣基層公務人員的辦事效率可能是全世界第一，所以我常跟大陸朋友說到台灣一定要到市政府。區公所看看，否則不會瞭解台灣。台灣的民主、法治絕不只是在電視上看到立法院打架而已。

很多大陸朋友問我為什麼台灣基層地方政府的效率那麼高，公務員態度那麼好？我會回答：是因為他們有一堆老板，老板是誰？市議員也，每個區都有市民選出的市議員，市議員在市議會上有審核市府預算、質詢市府首長，包括市長的權利，議員在議會上最愛替選民責罵官員失職，因為這樣會贏得選民的尊敬，下次會再選他。一個市議員假如任內做老好人，沒有責罵過官員，下屆肯定落選。同樣市長也是靠市民選出來的，市長任內不但力求表現，而且對失職官員絕不寬容，因為會影響到下一屆的選情，所以在台灣「官官相護」的情形也不多見。

在台灣民主、法治齊步並進的結果，兩者關係已密不可分，已經產生良性循環，這種良性循環在台灣社會只是開始，我相信台灣的民主、法治會日趨進步，會逐漸成熟。台灣民主、法治的正面發展值得大陸學者重視。同為中國人，台灣經驗應該有很多值得大陸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