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思想變化及其影響

   武之璋

      孫中山先生從求學到奔走革命，到推動三民主義，一生中對民族主義的主張迭有變化，這種變化

或顯示了孫中山先生的進步，或為了因應革命情勢的變化的須要，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的主張影響近代中國的發展至為深遠，值得學界深入探討。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大約可分下列幾個階段：

求學時期：少年孫中山從小敬佩洪秀全的事功，把洪秀全視為民族英雄，又受反清會黨的影響，少年時期曾經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視滿族為異類，為胡虜。但是少年孫中山到檀香山到香港學醫，前後十四年之久，後來又信了基督教，與西方人士來往密切，其思想性格受西方影嚮很深。其民族主義已經埋下了日後變化的因子。

革命時期：革命時期的孫中山一直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或大漢沙文主義者，以「排滿」號召革命，同盟會（1905年）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革命四大宗旨。但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主張具體地說是不承認韃虜是中國人，而當時「韃虜」的定義還不僅是指滿人，蒙、藏、回等皆為韃虜，驅逐他們到何處呢？逼他們獨立嗎？

孫中山未久就發現此種口號不妥，一九零六年在民報創刊一週年的大會上公開否定種族復仇主張，他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1]此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雖有提升，但策略須要仍有強烈之排滿情緒。

民國時期：滿清末年中國積弱，列強競相侵略中國，有蠶食者，有鯨吞者，清政府無力抵抗，邊疆民族獨立運動蠢起，獨立運動有少數民族自發者，也有列強背後唆使者，如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宣佈獨立，西藏達賴十三亦驅逐清吏，忽而親俄，忽而親英，宣佈獨立。此時若再提「驅逐韃虜」且不是火上加油乎？因應此一情勢的變化，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的內函有再修正的必要。

武昌起義各省紛紛獨立，清廷瞬間敗亡，在袁世凱逼宮之下宣統奉隆裕太后懿旨下退位詔書，此退位書詔據傳是末代狀元張謇學生楊廷棟草擬經張謇本人校定成稿。詔書為近代史重要文獻，亦為史家所忽略，詔書重要內容如下：「朕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國體，近慰國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唯一大中華民國……。」

退位詔書既有現代民權、共和思想，亦有古中國天下為公傳統，不亢不卑，面面俱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詔書中提到「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又提到「中華民國」，孫中山五族共和的觀念可能醞釀已久，但是「五族共和」一辭很可能從隆裕太后退位詔書中得到的靈感。無論過程是否如此，「五族共和」為當時革命黨提出為少數民族，包括滿人所接受則為事實。我們且看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元年元旦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的有關文字「……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1912年3月3日，公開後的同盟會舉出九條政綱，第二條為「實行種族同化」。而9月間，孫中山應邀演講，公開指出：「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為盛事！」[2]並給予極高的期許。他接者說：「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3]四天之後，他又說：「今日中華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革去專制，建設共和，……實中國數千年來歷史所未有。」[4]再過十天，復於北京廣濟廟與八旗人談話，也指出：「現在五族一家，各於政治上有發言之權。……凡我國民，均應互相團結，以致共和政治於完善之域。」[5]可見這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旨在彌平民族裂痕、推動族群平等。

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時期：一次世界大戰前民族主義興起，此時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陷入理論上的困局，對內高呼五族共和，對外又企圖聯合平等待我之民族抵抗侵略，暗中又支持韓國、安南等鄰國獨立運動。但此時的國民黨困居於廣東一隅，無所作為，其民族主義拘限於理論層次，影嚮不大。二次大戰後列強對中國侵略日亟，俄、英更挑動蒙古、新疆、西藏從事分離運動，胡適、陳獨秀又發起五四運動，全面檢討中國文化。孫中山先生為因應情勢變化，又提出「新的民族主義」

1920年，孫中山公開揚棄五族的主張。他呼籲仿效美國，組成「中華民族」。當年11月4日，孫中山說[6]：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辭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個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最有光榮的民族。）我們中國許多的民族也要化成一個中華民族。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民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迭經多次變化，最後的定論是對內要發展以漢人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希望少數民族也 入中華民族。對外主張民主自覺，主張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此為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最後的定論。

      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的變化有其理論的拘限性，也受其時代背景的影嚮，尤其是從五族共和到共建中華民族常受西方學者批評。但是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影響極其深遠，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互相尊重等觀念影響了中華民國的民族政策，也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政策，尤其中共建政以後把一些少數民族劃為「自治區」，尊重其文化、語言、風俗，有效地減少了不同族群之間的摩擦。

      至於中華民族的概念、理論是與五族共和似有矛盾，但是以中國疆域之遼闊，民族之複雜，國力之弱，如果沒有一個精神、文化上的認同─中華民族，那麼，也許中國早就亡國了，何況中國文化在先秦時代就發展出與西方不同的民族認同概念，這種概念不是血緣的、宗族的，而是文化的。所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

      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文化尊重是不同的概念，是可以調和的，是沒有必然衝突的道理。海峽兩岸的民族認同與民族尊重不是都在健康地發展中嗎？

      不能否認地我們亦然存在著許多問題，但是國家認同、文化尊重可以在法治的規範下日趨成熟，中華民族也可以日趨繁榮昌盛。這種發展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晚年定調的民族主義是成熟的，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