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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26 10:41:22瀏覽651｜回應0｜推薦4 | |
| 看到一篇陳文茜談色戒的妙文，基於君子愛人以德的心態，也基於台灣目前鮮少理性討論問題的現象，特執筆為文就教陳文茜小姐。
陳文茜十月一日在蘋果日報有一篇文章「兩個顛覆」，茲將陳文重點節錄如下： 「李安的，而非張愛玲的『色戒』，顛覆了兩個中國人不敢面對的老戒律：漢奸與色欲。」 「我們教科書承繼蔣介石史觀，直接稱之為『偽政府』，投身汪政府者皆漢奸，殺了天經地義。李安卻給了漢奸與殺漢奸的人感情。」 「在汪幫人眼中，中國各朝歷史證明幫外來鬼子做五年事叫做漢奸，做五十年是否就換身為曾國藩或康有為呢？」 「一九四二年他親手批公文槍決了放他一馬的女大學生王佳芝…………，易先生為自保，那麼無情地處決了放他的女大學生，五年後他遇見比他更無情的統治者，照樣槍決了他。」 「對一生在國民黨傳統下的孩子，理解這段歷史是太痛苦的過程，李安『近鄉情怯』，他想知道和他一起長大且分享相同『假歷史』的台灣人，是否接受他『漢奸』概念，友情顛覆。」 「世界之壞，就算免不了最後的殘酷結局，卻也未必真的那麼壞。」 看完陳文茜的文章以後的感覺跟看完李安電影同樣地愕然。陳的文章讓人發覺聲名正盛的陳文茜對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竟是如此的無知，對文學藝術的看法竟是如此的虛無。對李安創作的解讀竟是如此的大膽。 陳說李安的電影「顛覆了兩個中國人不敢面對的老戒律：漢奸與色欲」。 陳的說法非常怪異，也不知根據什麼理論或資料，中國歷史文化從來就不缺少這兩個問題，中國人也從來不避談這兩個問題，從孔子做春秋，主題之一就是討論忠奸的問題；中國的五倫更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礎之上。到了宋元鼎革之際，中國人第一次嚐到了被夷族統治的痛苦，到了滿清入關中國再度被異族統治。以明朝如此的腐敗而能引起知識份子激烈地反抗，許多地方因為反抗激烈，而被屠城，許多知識份子在大勢已去之後，全家幾十口集體自殺，而這些失敗英雄，無論文天祥、史可法，中國人給予他們很高的歷史評價，而對那些降將，中國的歷史裁判也再公平不過。如清史對降臣的評價，雖然同屬降臣，但是奉公守法、安分守己者同樣可視為循吏、良吏，而賣主求榮反覆再三者會被列入貳臣傳。 更早孔子對忠奸的問題就有很開闊的解釋，所以他私德有瑕疵的管仲就推崇備至，孔子的意思「忠」於個人是小仁小義，忠於國家、忠於百姓才配稱仁。 中國歷史上漢奸的冠軍是馮道。五代十國的馮道，自稱「歷任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總計奉事八姓、十帝，馮道對如此輝煌的漢奸記錄也自鳴得意地在自傳中自稱「長樂老」。馮道的行為當然受到許多傳統文人的咒罵，像歐陽修就說馮道：「其可謂無恥者矣！」但是設身處地替馮道想一想，他處在一個戰亂不已的年代，許多軍頭是胡人，根本目不識丁，傳統文化道德的束力蕩然無存，馮道用各種緬顏無恥的手段感化他們，替他們的新政權維持起碼的社會秩序，減少殺戳，替新政建立制度維持政府運作，保留了中國文化的根苗，所以後來很多中國文人諒解馮道，甚至稱讚馮道的貢獻，連看不起馮道的歐陽修都在新五代史中說：「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政壇上飽經憂患的王安石也說馮道「諸佛菩薩行」「屈身以安人」，當然近代學者對馮道的評價就更高了，中國人對忠奸問題的標準一點都不虛無。 歷史對漢奸的評價其實是非常寬容，非常大度，也是非常精準的。陳文茜認為「漢奸」是中國人不敢面對的問題，這個說法太奇怪了。至於「色」，也並不是中國人不敢面對的問題，從孔子的食色性也，到宋以前如隋唐時代的性開放，到中國君王、貴族、富商多屬雙性戀者，中國人從來就不避談性，只是宋明以後中國人受理學的影想，性觀念誤入歧途而已。 陳說李安的色戒顛覆了「蔣介石史觀……，漢奸殺了天經地義」，陳的說法有一個邏輯上的大矛盾：「李安的色戒」是電影，不是歷史，甚至不是史料，電影如何去顛覆歷史呢？電影是一種藝術，歷史是學術，藝術可以顛覆史學？即使李安有這個意圖，除非色戒有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或哲學論述，否則也只是一種企圖而已。「企圖顛覆」與「顛覆了」是有很大差距的，退一萬步想，就算真實的鄭蘋如並非真正的抗日烈志，也不能顛覆抗日歷史，因為有太多的烈士死於抗日，陳文茜的說法既不合邏輯又失之武斷。 什麼叫「蔣介石史觀」？我不懂，假如陳文茜用一貫批蔣的思維來嘲笑蔣的抗日，那陳文茜就大錯特錯了。蔣一生功過自有史家評斷，但是治中國近代史者，無人不肯定蔣的抗日部分，因為抗日不是蔣個人的事，至於什麼是中國近代史？答案是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善良的中國農民以血肉之軀抵抗侵略的血淚史。日本人凌欺中國人近百年之久，強佔了台灣還不夠，發動九一八又佔了整個東北還不滿足，控制了華北還不干休，為什麼？憑什麼？就因為中國弱就活該被欺負，眼看著要亡國了，忍無可忍之下，蔣介石領導抗日，以缺破的不團結的中國、武器裝備停頓在中世紀的部隊，奮起迎擊全世界一流的軍事強權。當時別說中國，就算英美在戰爭初期都不是日軍對手，馬來亞、香港、新加坡、緬甸、菲律賓守軍不是一戰而潰，就是不戰而降。但是松滬之役，日本人打了三個月，中國軍隊沒有空軍，幾乎沒有砲兵支援，一個師投入三天後剩不到一半。就這樣我們撐了三個月，傷亡最多的是老蔣手中德國人訓練的中央軍。 抗日戰爭涉及中國人的百年民族恥辱，以及整個民族的存亡問題。中國沒有蔣介石也一定會抗戰，也一定會抗戰到底，蔣介石史觀是什麼意思，我是不瞭解。 至於戰後對漢奸的處理，從太多政府檔案可以證明也決不是陳文茜所說的「投身汪精衛政府者皆漢奸，殺了天經地義。」 處理漢奸問題，中央多次會議的決議接受許多學者的建議。決定幾個原則，一、逞治首惡者，淪陷區的百姓在偽政府任小公務員只是一種職業，只是為生活，一律免究，除非仗日本勢力欺壓中國人而罪證確鑿者。二、漢奸而毫無邪行劣跡者免究或從輕處分。三、東北、台灣割讓區無論大官小吏一律免究。 事實上中國大陸除東北外，淪陷區如此廣大，敵人佔領時間又那麼長，替日本人或汪政府工作的人少說也以幾十萬人計，結果所謂肅奸工作實際上很寬鬆，判死刑的不多，當年有一批台籍日軍一度被當成日軍戰俘，但是後來有人提出異議以後這批人很快被送回台灣釋放。 實際上汪政權到了末期，漢奸們發覺情勢不妙，人人自危，紛紛找門路想跟重慶發生關係，後來重慶也多接受他們的請求，甚至賦予一些臨時任務，如維持秩序，安撫偽軍等。我相信在他們要求替重慶做反奸工作的時候，他們絕不會開條件的，牽線者包括戴笠在內，也至多承諾他們戴罪立功，建議當局從輕發落。以當時民族主義、愛國思想高漲的氣氛之中，誰敢承諾他們無罪？至於起訴後的審判主要根據他們的日據時代的作為，安分守己只做公務領薪水生活的人多判無罪，判有罪或重罰者多在日據時代有具體犯罪行為，如殘殺抗日份子、欺壓中國百姓等。汪政府時代之七十六號除了捕殺大量敵後工作人員外，縱容手下包賭包娼、勒索百姓，已經到了無惡不作做的地步。丁的起訴之罪行幾十條之多，做了五年多漢奸，丁在日本快投降前夕反正，丁根本是投機份子，五年的罪惡怎麼可能做了幾個月的反奸就一筆勾消？勝利後對敵後抗日份子的認定也是非常寬鬆的，只有任何國民黨的將領（不限情治系統）證明你曾經接受委任從事敵後工作就可以被視為情報人員，就可以無罪。丁被判死刑是死有餘辜，陳果夫回憶錄說丁因遊湖被參，蔣知道怒而殺之，不可靠，丁從來就沒有保外就醫這回事。周佛海是蔣的老部下，周的學問、品德都高過丁很多，周佛海反對汪精衛組偽政府勸阻不成，由於私情隨汪下海，周佛海做反奸工作比丁早得多，功勞也大得多，作漢奸的動機也比丁乾淨得多，在汪政府時代也並無作惡記錄，周不是也被判死刑，後來經過許多國民黨的要員直接向蔣求情，蔣才用特赦權改為無期徒刑。周一身是病，一再要求保外就醫不准，最後死在獄中。 總之當時無論法律、輿論對漢奸的認定是很寬鬆的。是很合理的絕非是漢奸就殺。李安沒有「給了漢奸與殺漢奸人感情」，事實上是戰爭結束後仁厚的中國人、不念舊惡的中國人給了漢奸感情，不是李安。 李安是不是像陳文茜說的從忠黨愛國、一門忠烈的國民黨家庭一百八十度地顛覆過去的認同，我們不得而知，而且覺得陳文茜的說法太過大膽，從色戒這部電影理我們也看不出有那麼改變的蛛絲馬跡，倒是從陳文茜的文章裡我們看到了民進黨時代陳文茜政治立場的餘緒，這種民進黨思維餘緒表明政治立場則可，拿來當史觀卻顯得太貧乏。如陳文茜說李鴻章也是漢奸就證明了陳文茜對中國文化缺少基本常識，中國人所謂的華夷之辨，從來就不是政權的，甚至不是血緣的，而是文化的。清立國兩百多年是因為漢化的結果，滿州人都漢化了，哪來的漢奸？蒙古人武力那麼強，入主中國拒絕漢化，結果不到一百年救被趕走了。中國人對漢奸的定義是非常清楚的，也非常理性的，這不是學問，這是常識。 至於陳文茜一再提到的「顛覆」，其實也不是新鮮事兒，中國文化裡顛覆的老祖宗是老子，老子「棄聖絕智」就讓羅素嚇了一大跳，說人間居然有如此怪論。老子的學說顛覆一切倫理、道德，反對一切知識，現代學者稱之為反智論。但是兩千多年過去了，中國人的倫理觀念只有小小的修正，沒有被顛覆。老子反對一均知識，但是中國歷代政府都重視教育，從太學、鄉校到開科取士，老子的顛覆是澈底失敗了。老子的書也只有高級知識份子在讀，因為老子心目中最理想的「葛天氏之民」「無為氏之民」根本看不懂老子這部書。人世間很多基本價值，其實很淺顯很俗，並不是那麼虛無，那麼玄，更不是那麼容易被顛覆。老子就是個失敗的例子。 陳文茜的問題是思而不學，是撈過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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