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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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3/19 23:51:03瀏覽1148｜回應0｜推薦3 | |
 與「Value十大好書」不同，「Value最有價值的商業圖書」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洋人，不是我們崇洋媚外，而是中國財經作者乏善可陳。正如我們在「每月書評」中經常提及的那樣，中國的許多財經圖書都是由一兩篇文章的內容灌水而成，缺乏功力和誠意。雖有一些中國本土財經作者也在認真地寫著，但仍處於模仿國外商業圖書的階段。 引進國外財經圖書也有麻煩，那就是翻譯的品質經常得不到保證。例如《伯格投資：聰明投資者的最初50年》，書是好書，可翻譯有嚴重缺陷，不必對照英文原文，即便粗粗閱讀中文，就會發現譯者很不專業。 《股市真規則》和《底特律的沒落》 相比之下，《股市真規則》（The Five Rules for Successful Stock Investing）的譯文品質屬於上乘，一讀便知譯者是專業中人。《股市真規則》的條理清晰，基礎性強，初入股市者可以將它視為入門，老練的投資者則能從中學到不少新知。本書有一半是關於各類行業投資特點的，明顯來自於作者平日的心得。如生活消費品行業，「牢記投資者在經濟低迷時期可能會哄抬生活消費品股票的股價，使得股票價格相對於它的公平價值貴得多。當生活消費品行業的股票有20%-30%的安全邊際交易時，可尋找買入的機會」；公用事業行業「不再是曾經的投資安全港，對這個行業的公司要保持適度的謹慎」；能源行業，「在石油市場上從事銷售業務，規模經濟可能是取得競爭優勢惟一的路徑，同樣，對於石油公司，規模越大越好，因為公司越大越賺錢」；媒體行業，「不要趕時髦，為一部風行一時的影片或者電視節目就買入一家媒體公司的股票，很少有賺錢的」；軟體行業，「變換的腳步使得軟體公司的未來很難預期，因為這個原因，買入之前最好是尋找以內在價值較大折扣交易的股票。」 當然，這些行業特徵大多是發達成熟國家所具備的。如關於人壽保險行業，作者之一帕特‧多爾西（Pat Dorsey）寫道：「人壽保險公司的經濟特徵不會讓我們心動加速，有時，好的人壽保險公司可能會提供很好的投資價值。「但是一般來說，這個方面的投資罕有引人注目的機會。截至 美國人壽保險公司是成熟的、慢速成長的生意，它提供的商品是很容易替代的，除了某些管理規章和資本需求以外，進入的壁壘是適度的。只有幾家最大的人壽保險公司，比如大都會國際人壽保險公司、保誠集團、恆康人壽保險業公司具有競爭優勢，因為它們有被廣泛認可的品牌、大規模的產品分配銷售系統、多樣化的產品供應以及與眾多公司客戶建立起來的關係。「但這些仍然是比較單薄的競爭優勢，也許人壽保險是一樁典型的沒有競爭優勢的生意。」 但這一切可能並不完全適用於目前的中國人壽和平安保險等中國公司，因為與競爭對手相比，它們仍有著明顯的競爭優勢。 問題是，我們要當心多爾西所描述的人壽行業普遍特徵出現在中國的那一天，看來速度未必很慢。其實，過去平安保險一向以國際眼光與管理水準鶴立雞群，這幾年中國人壽已然趕上，誰能保證其他對手的速度一定很慢？所以，多爾西下面的一番話仍值得玩味： 「在特定的類似日用品生產商的人壽保險行業，對一家保險公司來說，離開收購的話，幾乎不可能以高於行業平均年收益率的速度成長（壽險行業成長速度和GDP最小成長率相差無幾）。平均復歸值的概念對這樣一個慢速成長的行業來說，令人難以置信地重要。例如，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淨利潤可能由於某些短期事件的原因，在一個階段高於或者低於平均趨勢，比如一項突出的投資收益。但經過很長時間，投資收益和淨利潤很可能回歸平均值。」 也就是說，好的人壽保險公司的保險費成長不會明顯高於同業平均水準。按照美國人壽保險協會的資料，在1991-2001年之間，人壽保險費收入年平均成長率是6.2%。「以降低風險定價贏得保險銷售收入是個危險的遊戲。」 在《股市真規則》中，類似的分析比比皆是，如股市的回報主要來自於投資收益和投機收益。投資收益是一支股票的增值，因為它的紅利和後來的盈利都在成長；投機收益則來自於市盈率變化的衝擊。回顧整個20世紀，美國股市10.4%的平均年收益率可分解成：5%來自分紅，4.8%來自盈利的成長，只有0.6%來自市盈率的變化，投資的成果要遠遠高於投機的戰果。但當我們考察一個較短時間框架時，情況會有所不同，例如，從1980-2000年，市場年收益率大約為17%，其中4%來自分紅，6%來自盈利的成長，而剩下的7%來自市盈率的增加。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熊市則恰恰相反，市場的年投資收益率穩定在13.4%，70年代早期所謂的「漂亮50」股票的市盈率卻從16倍降到7倍，年投機收益率則是少見的-7.5%。  《底特律的沒落》（The End Of Detroit: How the Big Three Lost Their Grip on the American Car Market Micheline Maynard） 由《紐約時報》駐底特律的記者梅納德（Micheline Maynard）寫，不僅分析了美國三大汽車公司如何喪失美國本土市場，也是21世紀初的世界汽車業大事記。對於我們這些既不「愛國」（美國）也沒有美國車情結的讀者，好奇的是豐田、本田、日產、現代和寶馬是如何征戰美國市場乃至世界的。其實，它們都有各自的特點或絕招，卻殊途同歸。豐田和本田都是象徵著具備可靠性和高品質的汽車產品，有時很難將它們分清，但它們有不同的研製開發汽車的方法，有各自不同的公司個性和不同的全球發展策略。豐田汽車公司更像一個傳統的汽車公司，生產各種車型的轎車和卡車，以滿足各種消費者的需求。本田公司則走著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它精心挑選屬於自己的市場，只有確信某一款汽車確實可以在眾多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時，它才會將其推向市場。 寶馬與現代則分別瞄準了美國汽車市場的高端和低端，憑藉德國製造技術的傳統優勢，寶馬以其在駕駛速度上的良好表現和傑出的可操作性在市場上佔據了不可撼動的地位。現代在汽車市場上發跡的時間並不長，現代公司的產品主要是憑藉低廉的售價和超長的售後品質保固期贏得口碑。 總之，梅納德寫道：「在過去的10年裡，包括寶馬和現代在內的一批海外廠商進入美國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佔據了自己的市場空間。在美國製造商擁有傳統優勢的市場上，只有豐田一家海外廠商憑藉其廣泛擴張的產品線的強大實力，選擇與美國人正面交鋒。除豐田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外來公司採取這種做法，這些公司選擇從其他突破口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即關注美國製造商不曾留意或無暇關注的那些市場。」 在此同時，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在面對多方進攻的市場環境下顯得手忙腳亂，漸漸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梅納德眼中，三大美國廠商都有誇誇其談、目光短淺的習氣，最大的失誤之一是爭先恐後地向輕型卡車市場進軍，忽視自己在轎車產品方面的傳統優勢。美國三大廠商1998年共為市場提供了75種品牌不同類別和型號的轎車，不論客戶需要普通轎車還是豪華車型，都可以找到令人滿意的選擇。進口汽車有63個轎車品牌，旗下的產品遠不能與美國廠商相抗衡。但到了2002年，美國廠商們的卡車品牌數量上升至74個，轎車品牌數量則減少至56個，兩種類別所占比例與5年前恰恰相反。此時，海外廠商的策略卻是轎車與卡車並重，沒有忽視任何可能的利潤來源，他們不但推出了49個卡車品牌，還在轎車市場上推出了88個品牌。  傳統智慧一：靠販賣毒品可讓人成為百萬富翁。 《蘋果橘子經濟學》：不。不僅大多數毒品販子仍然居住在貧困區，而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然跟自己的媽媽住在一起。其原因是黑幫組織的營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跟標準的資本家企業很相似，要想獲得高薪，你必須儘量做到高級別。在黑幫組織中，一名小兵的地位幾乎等同於麥當勞裡烤漢堡的員工。 傳統智慧二：美國犯罪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迅速下降，這和新的巡管政策、更加發達的監獄系統和毒品市場的變化等原因有關。 《蘋果橘子經濟學》：錯。根本的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高院在全國範圍內實現墮胎合法化，使得很多可能成為罪犯的人沒有出生。換句話說，墮胎合法化降低了意外出生的人數，而意外出生人數的成長會導致犯罪率的增加。 傳統智慧三：汽車比飛機更不安全，因為美國每年死於機動車事故的人（大約有4萬人）要遠遠多於死於航空事故的人數（不到1,000人）。 《蘋果橘子經濟學》：說得不全面。如果考慮到「每小時死亡率」的話，兩種交通方式導致死亡的概率基本上是相同的，因為事實上人們在汽車裡待的時間要遠遠多於他們在飛機裡待的時間。 英國管理學家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的書最近在中國內地很暢銷，2007年1月推出了他的《覺醒的年代》、《思想者》等八本書，是否要像讀金庸小說那般把韓第的書全讀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比如《覺醒的年代：解讀弔詭新未來》就是韓第的成名作The Empty Raincoat : Making Sense of the Future的中文書名，20多年過去了，現在再看看，已不再覺得有什麼新鮮感和衝擊力了。當然，如果沒有讀過韓第的書，而他的新著作《大象與跳蚤》（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還是有些意思的。  韓第的書最能引起管理層及有點想法的上班族的共鳴，後者在大象（龐大的組織）裡碌碌無為，嚮往著成為跳蚤（自由職業者）。從理論上說，為自己幹活總比為老闆打工更為有勁，正如包產到戶種自留地的農民到了人民公社就想偷懶一樣。問題是，我們能不能在都市裡找到一塊自留地？韓第以自己的經歷告訴人們是能夠的。 韓第確實搔到了大量的渴望成為跳蚤的人的癢處，但與那些擅長預言和概括描述潮流的管理「大師」一樣，他們往往強調了事情積極的一面，卻很少指出「跳蚤」往往比上班族壓力更為巨大的境遇。事實也許是，有些人讀著韓第的書，做著跳蚤的白日夢，一些出去做跳蚤的人又回到了大象裡，另一些跳蚤們稀裡糊塗地隨波逐流，只有極少數跳蚤真正獲得了自由（ 總之，韓第「在大象世界裡，跳蚤是贏家」的結論是不錯的，關鍵看你是否有勇氣、耐力、能力和智慧。（查爾斯‧韓第上述兩本著作在台灣均由天下遠見出版發行）  of the great thinkers）這本樸實無華的書。「樸實無華」是指中譯本的書名與包裝，其實書中的文字與思想很精彩和富有趣味。作者馬克‧史考森（Mark Skousen）既有深刻的理論功底，又能繪聲繪色地講故事，不容易。為什麼馬克思愛留鬍子？是因為他在19世紀60年代收到一尊宙斯像之後，試圖模仿它，「他不再剪頭髮，任由鬍子瘋長，直到它呈現出宙斯頭像的形狀。他把自己想像成宇宙之神，將他的霹靂施於大地。」哪位經濟學家被印在官方貨幣上？不是亞當‧史斯密，也不是馬克思或凱恩斯，而是19世紀末的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巴維克，他曾三度出任奧地利財政部部長，他的照片被印在奧地利100先令紙幣上，成為唯一享此殊榮的經濟學家。大經濟學家馬歇爾有著維多利亞時代的虛榮，他隱瞞了出生於倫敦貧民窟的事實，在私人文件中毀掉了家庭資料，害得一貫精於細節的凱恩斯在為這位老師寫的小傳中關於他的身世錯誤百出。但馬歇爾與史斯密一樣，非常關注整個人類的進步，而不只是富人。他最喜歡的主題是工人，在20世紀70年代，他花了幾個先令買了一幅小油畫《一個工人的肖像》，並把它掛在學校宿舍裡，今天，這幅畫著一位有著一副憔悴而渴望表情的工人的油畫被保存在劍橋大學馬歇爾圖書館中。  《1929年大崩盤》、《沸騰的歲月》和《華爾街的肉》 《1929年大崩盤》和《沸騰的歲月》是描寫華爾街歷史的經典之作，且有強烈的批判性。正如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nth）所言：「按照出版標準來衡量，我所出的書中最成功的要數《1929年大崩盤》（The Great Crash 1929）。這本描寫1929年發生的災難及其慘痛影響的書於1955年首版，至今仍在重印。有幾次，這本書的銷量比我的其他書合在一起的總銷量還要大。《1929年大崩盤》經久不衰的原因很簡單：每當有辨別能力的公民深深陷入圍繞技術升溫的投機熱情不能自拔時，就會有人勸告他說：「你應該讀讀加爾布雷斯關於1929年的書。」 當時引發主要投機事件的是投資信託，如今大名鼎鼎的高盛公司就是投資信託的主要發起人之一。投資信託公司盛行於20世紀20年代，猶如世紀之交時的網路泡沫公司，它們的法寶就是利用杠杆投資股票，而已有的信託忙於發起新的投資信託，這樣持有的股票市值在原來50%成長率的基礎上再成長了700%-800%。當然，杠杆是雙向的，當大蕭條來臨時，許多投資信託會變得一文不值。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調查了高盛公司成立的信託投資，公司最初只投入1,000萬美元，占全部發行股票的10%，其餘的90%以每股104美元的價格賣給了公眾，後來一股拆成了兩股，但到調查時每股只值1.75美元。 加爾布雷斯的文采極好，他描寫的信託投資動用自己可支配的全部現金、不顧一切地支持自己的股票的場景，讓我們想起了剛過去的中國內地股市大熊市時的「莊家」所為：「如果某人是一個金融天才，對他的天賦的信心一時半刻不會馬上消失。對於被打垮但沒有屈服的天才來說，支持自家公司的股票仍然是一項大膽、富有想像力和有效的事業，但實際上僅僅是一種延期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的替代方案。因此，在現金資源允許的情況下，投資信託管理層會選擇見效更快但同樣必死無疑的方法，他們購進自己的已經一錢不值的股票。人們常常被別人欺騙，而1929年秋天也許是破天荒第一次終於成功地大肆欺騙了自己。」 上海財大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的《加爾布雷斯文集》也選了《大崩盤》中的三個章節，其餘的文章也可讀。（編按：台灣時報出版發行加爾布雷斯的兩本著作：《自滿年代》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與《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  是一部描寫20世紀60年代美國股市興衰的信史，作者布魯克斯（John Brooks）有意識地將這段歷史與20世紀20年代的市場作了比較。由於布魯克斯的文筆思想俱佳，這部寫於1973年的著作一再被人引用和重提。 金融市場的愚行十分可笑但並非罕見，《沸騰的歲月》的主角由信託投資變成了基金。本書的英文名字是《The Go-Go Years》，「go-go」特指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一種基金操作方式，特點是迅速買進或賣出大宗股票，快速賺取利潤，而這些基金以前從來沒有如此自由、快速、靈活地操作過。 「go-go」的流行是對基金的傳統原則的背叛。作為為其他人代管資金的信託基金的初衷是保住資本，其本質是保守的。早在1830年，麻塞諸塞州高級法院的撒母耳‧普特南法官寫道：「人們唯一能要求受託人的是，他能夠保證行為的忠誠和良好的判斷力。他應該觀察那些謹慎、思慮周詳和富有智慧的人是如何管理事務的，不是看他們是如何投機的，而是看他們如何永久地保住資金，學會考慮收入的可能來源以及投資資本的安全。」 二戰後，開創富達基金管理公司的詹森儘管一身受託人氣質，卻明顯有著愛冒險的背景和脾性，他對富達非傳統的投資方法進行了生動的描述：「當我們買一支股票的時候，我們不想弄得好像我們是要娶它。你可以說，我們更喜歡把我們和它的關係看成『試婚』。但這還不夠。有時候我們也想要『私通』，甚至在極少的情況下，想要『一夜情』」。 到了20世紀60年代，出生於上海的華人蔡在富達基金粉墨登場，將「一夜情」的基金「go-go」發揮得淋漓盡致。後來因為蔡與詹森在公司繼承權方面發生衝突，離開了富達，但蔡賭博式的投機冒險卻在基金業傳染開來，直至今天──當然也包括中國內地。 布魯克斯在《沸騰的歲月》中時有一些漂亮的警句，常可玩味，比如他說投機機構是「靠借來的時間生存的，當華爾街的時間耗盡時，它的時間也將耗盡」。  《華爾街的肉：我從股市絞肉機裡死裡逃生》（Wall Street Meat: My Narrow Escape from the Stock Market Grinder） 是一本描寫20世紀90年代美國股市內幕的書，區別是作者凱斯勒（Andy Kessler）不是個旁觀者，而是個參與者。凱斯勒的文風也不像前兩位那般莊重，不時插科打諢，這會給讀者造成玩世不恭之感。但如果你仔細閱讀的話，會發現凱斯勒對華爾街的批判不亞於加爾布雷斯。 《華爾街的肉》的主角也發生了變化，不是信託投資和基金公司，而是投行。投行只要接到生意，就穩賠不賺，因為它收取的費用是新上市公司融資額的7%。投行看上去挺高貴的，其實只是個公共關係的營生，技術成分並不高，要得到生意，必須讓將來的新上市公司的股價步步高升。在華爾街，投行不可能依靠資金操縱和推高股價，只能依靠自己的分析員的鐵嘴帶動人氣。於是，分析員成了各家投行打動新上市公司高管的王牌。但是，華爾街早就有「中國牆」的規定，即投行不能與分析師串通一氣。很明顯，如果分析師自吹自擂自己公司承銷的股票，失去了客觀性，其客戶的利益就無法得到保證。遺憾的是，由於經紀業務的利潤單薄，不足以「養肥」分析師，加上華爾街固有的貪婪，20世紀90年代，「中國牆」終於倒塌，分析師與投行人員狼狽為奸，事情變得不可收拾。像花旗集團的CEO桑迪‧魏爾（Sandy Weill，山帝‧威爾）這樣的人物，為了AT&T的無線事業上市的大生意，竟親自唆使著名的電信分析師格魯伯曼改變對AT&T的評級，推薦買進這只股票。最後，兩人統統完蛋。 凱斯勒曾是一位比較著名的分析師，與格魯伯曼和瑪麗‧密克（Mary Meeker）都共過事，書中所揭露的事情讓人對華爾街極為失望。瑪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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