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9  龍澤武

1.人文書出版的危機狀況
最近日本也開始出現了加快電子書普及的動向。2012年4月，由一些大型出版社與大日本印刷公司（DNP）、日本凸版印刷公司（TOPPAN Printing，世界最大、第二大的印刷公司）共同投資，加上產業革新機構這一官民合資的巨大投資基金的參與，成立了「出版數位機構」。數位機構的目標是，支援擴大電子出版行業的市場以及出版物的數位化。與此同期，經濟產業省也公布了將要設立名為「資訊內容緊急電子化專案」（簡稱「緊電子」）的特別預算、提供製作電子書的贊助經費計畫。為了對應這一潮流，相關的配送和物流業者也都在展開準備工作。

那麼，包括新刊、已刊書籍在內，日本出版界的書籍電子化是否會一鼓作氣獲得大發展？也許會，但是什麼樣的書籍會被電子化呢？唯一的基準當然是「能賣得好的書」（包含已刊書籍）。

在這一潮流之中，我完全看不到人文學術書籍的電子書「市場」。

在電子化潮流之前，人文學術書籍的「市場」如何？也就是說，在紙質書籍市場裡，人文學術書籍還有未來嗎？直截了當地說，沒了。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主要靠出版人文學術書籍維生的出版社，一家連一家地陷入了經營困難。之前維持著人文書部門的出版社，要不退出該領域，要不被迫轉向出版「能賣得好」的一般書籍。換言之，日本的人文書，在紙質（codex）形態裡，已經陷入了百分之二百的危機狀況。而且，現在還走進了也許會被電子書籍取代的末日（dead end）。

為了理解這種狀況，有必要事先掌握日本出版界的整體狀況。日本每年的新刊書籍，在1977年是25,000種，2009年是81,000種，2010年是75,000種。我再舉一個資料：1989年的新刊書籍是39,000種，包含已刊、新刊書籍，銷售總額是7969億日元，而2010 年，包含新刊書籍一共75,000種，銷售總額是8,200億日元。新刊種數增加了將近2倍，但是銷售總額卻幾乎沒有變化。這就是日本書籍出版的整體狀況，人文書的出版也毫不例外。那麼，這些資料意味著什麼呢？

1)30年來，新刊書籍一直在增加，已刊書籍的銷售在劇減。
2)出版社陷入了依靠增加新刊書籍種數來彌補已刊書籍滯銷的結構。
3)2000年，單種新刊書籍的發行量劇減，於是出版社只好繼續出版其他新刊書籍來彌補，遂陷入「粗製濫造」的結構。

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的藏書當然都是「已刊書籍」。但是必須注意，這些「已刊書籍」，至少在過去的十年裡，乃是在「新刊書熱潮」裡誕生的。這就讓人擔心，在這些書籍裡，值得東大新圖書館必須馬上電子化的書，到底有多少？

話說回來，這種出版狀態給人文書出版社帶來了什麼影響？長期以來，「新刊書籍銷售額3-4成，已刊書籍銷售額6-7成」的盈利模式，支撐著人文書出版社的健全經營。已刊書籍是利益源泉，長期而穩定的銷售量可以保障出版事業的持續性。這就是為何出版社的財產也就是自己的圖書目錄（新刊書籍＝上市後3-6個月的委託期限，已刊書籍＝委託期限之後，轉為長期委託）。這種經營結構，在1980年代逐漸動搖，到90年代就幾乎完全崩潰了。日本人文書出版社的現狀是，已刊書籍銷售額僅占到2-3成的比例（長期暢銷書占到1成以下）。這就是「書籍的短命化」。更直接地說，這意味著本可以不斷產生智性影響的人文學本身的衰退。

我剛才也像日本現在的出版人經常做的那樣，使用了「人文書籍市場」這一說法，但是有必要對此加以修正：不是「市場」，而是「讀者」。如果正在日本進行的這一事態，不是指向人文書「市場」的衰退、消失，而是指向「讀者」的消失的話，那麼日本的人文書出版人對此就是回天乏術了。然後，如果人文書的「讀者」消失，那也就意味著大學人文學的消失。這是否表示，艱辛翻譯出來的華特．班雅明、蜜雪兒．傅柯、漢娜．阿倫特的日譯本、丸山真男那些嚴謹的日本思想史講義錄，未來都會失去自己的讀者？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面看人文書出版的危機狀況。我這裡有一張關於日本出版業之流通結構的圖表。無論是發行數十萬冊的雜誌，還是1,500冊的人文學術書，全都順著這個馬蹄圖形，在日本全國各地「流通」。這一結構，曾經承載著日本人文書、學術書以及其他書籍出版的繁盛。中間這個灰色的馬蹄圖形，顯示了書籍製作、運輸、宣傳、上市、出售、或者運氣不佳沒法到達讀者手中又返回出版社的路線。書籍這種商品，如果借用《資本論》那句有名的話，就只有透過這一馬蹄圖形，才能抵達「必須拚命躍過的深淵」旁邊，邁向深淵另一側的讀者亦即購買者那裡。而經常有將近五成的書籍「跳躍」失敗，沿路返回。新刊書籍與退貨書籍在原則上是抵消結算，如果不出版超過退貨數量的新刊書籍，出版社就會虧損。除了少數例外，作為資本存在的小型出版社和零售書店，都位於這個馬蹄圖形的兩端。然後在出版社這邊存在作者群體，零售店背後存在讀者群體。據稱日本出版社大約有4,000家，零售店大約是10,000家，但能夠持續維持一定規模的刊行種數的出版社大約僅占1/4-1/5，零售書店則只有數千家左右。一般而言，出版社策畫、編輯出書稿，交給印刷公司，與其進行各種協商之後開始印刷，書籍印好之後，從印刷公司運到物流公司，然後再從物流公司配送到全國各地零售書店。同時，還主要在報紙媒體上告知、宣傳該書的出版。僅就這一流程本身而言，各國的出版業應該沒什麼不同，但日本出版業的特徵是，這個馬蹄圖形極其強固，整體上除了極個別例外情況，在這個馬蹄圖形之外進行出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這個馬蹄形結構的功能性中心，乃是占據壟斷地位的中間商（物流、金融公司）。但是從流量來看，維持該「結構」的成本，100%由出版社負擔。出版社在考慮如圖所示的各種利益分配的基礎上決定書籍定價，但是有四成多會返貨回到出版社，而廣告媒體、印刷公司卻不分擔任何成本。這種結構的形成、功能和影響等等，是日本近代出版史、書籍史最基本的問題，但今天無法就此展開。如果要從會議主題的角度，指出這個結構的問題的話，以下兩點是很重要的。

1.出版社無法直接掌握「讀者」情況。
2.電子書籍迫使我們重新定義馬蹄形結構的所有構成因素。

即使是藏書量超過100萬冊的東大綜合圖書館，從出版社來看，也不過是購買1冊書或最多加2、3冊副本的「讀者」。圖書館背後存在的眾多讀者，從剛才的馬蹄形結構裡完全看不出來。此外，在這個結構裡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的銷售公司、書店，面臨電子書籍時，會擔任什麼角色？或者說是否還有他們的角色？電子書籍將會消解這個馬蹄形結構。我認為，不僅是東大圖書館，所有大學圖書館都可以勝任人文電子書籍的流通角色。因為大學圖書館乃是跨世代地不斷會出現人文書讀者、潛在讀者的場所，乃是距離讀者最近的場所。人文書出版社不應該錯過這個透過書籍數位化來重新定義馬蹄形結構的良機。我覺得，東京大學新圖書館構想裡已經出現了這種跡象。

2.人文學與閱讀
那麼，出版社或圖書編輯應該如何參與新圖書館的構想？我想從三個側面來談。一個是要如何推進人文書的數位化。人文書數位化進展不快的原因，在於出版社看不到「讀者」。但是，圖書館裡有讀者。如果東大新圖書館能建立起從出版社購買電子藏書的閱讀許可或登錄權的方式，便可直接接觸到讀者。例如，可以按年分、東大討論班的最小單位人數，從岩波書店購買丸山真男集的閱讀許可。在東大校內或經過東大認證的電腦、電子書籍閱讀器上，在該人數範圍內都可以自由聯結閱讀。透過向東大這個封閉的場域內部的讀者群銷售閱讀許可，出版社也可以解決版權問題。如果這種方式，包含DRM方式在內，在版權法、圖書館法等法律、技術上都有可能的話，那麼便可以打出「東大新圖書館首創」的旗號，宣導全國各大學圖書館採用。例如，討論班最小單位是30人，如果有50個大學同意採納，一年便可以銷售1,500部閱讀許可。為了討論這種方式的實踐可能性，東大已經向人文學術書籍出版業績突出的6家出版社提出建議，成立了相關研究會。這6家出版社是岩波書店、筑摩書房、MISUZU書房、中央公論新社、平凡社、東京大學出版社。研究會的定位是，召集版權專家或數位技術專家討論與人文學術書籍電子化相關的所有課題（物流、價格、電子化水準、連結管理、安全等），朝著實現方向，制定人文學術書的電子化方案，包括向上述數位機構要求協助等。毋庸贅言，僅靠這6家出版社，無法窮盡東大綜合圖書館的所有藏書。不過，綜合圖書館超過100萬冊的藏書中，這6家出版社刊行的書籍其實占了將近6%。算上日本幾千家出版社在過去出版的書籍，那將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但東大綜合圖書館急需馬上電子化的藏書，實際上是有限的。那麼，應該從什麼樣的書籍開始電子化？我認為，召集這些少數的人文書出版社，認真討論相關課題，然後再號召其他人文學術出版社的參與，才是人文學術書籍電子化的捷徑。

接下來我想談第二個方面。東大新圖書館構想包含了借此藏書電子化的契機，創建「開放的讀書空間」的設想。但是上午的三分一先生也指出，這還停留在「設想」階段。這一設想，事關人文圖書館和人文學的未來，有著生死攸關的重大意義。但是東大方面似乎對此還沒有充分的認識。顯然，從三分一先生的報告裡可以看出，東大新圖書館構想包含了對數位人文學（Digital Humanities）的強烈關注，但問題是，數位人文學是否是人文學（Humanities）的真正繼承者？檢索的便利性、多媒體的綜合且有效的使用，無疑可以透過電子化獲得更大的發展，但是僅僅如此的話，依然還停留在「高效人文學」這種從語義上稍有矛盾的階段。我認為，對此的試金石藏在「閱讀」或「讀書」這種行為裡。而且，這也是吸引出版人、編輯者參與該計畫的決定性因素。「閱讀」是否會透過電子化而得到深化？「開放的讀書空間」、「集體閱讀」是否可能？

愛德華．薩伊德在晚年的講義《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sism）裡，談及歐爾巴赫（Erich Auerbach）的《模仿論》，用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說法形容歐爾巴赫的作品解讀：「大家風範」（virtuosic）。薩伊德在此書中，涉及歐爾巴赫與列奧．施皮策（Leo Spitzer）這兩位人文學巨匠，提出「批判性的人文學，就是閱讀、精讀」。我們也共同編輯了「東亞人文100」系列，這100位原作者，可以說幾乎都具有人文讀解的大家風範。但是，這種大家風範，也只有在他們各自的語境裡才能體味閱讀。這種閱讀起點，本來就在各種讀解語境相互交叉、相互疊合的地方形成。人文式閱讀的過程無疑是這樣的：從各種複數的閱讀相交點出發，發現新的語境，與其他語境相遇，然後不斷修正過去的讀解。另外，對一部作品的閱讀，也當然是在與其他眾多文本的相遇或再現之中展開的。我相信編輯們都會有這種經驗，也就是說，「閱讀」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單獨的、孤立的個人行為，但實際上卻是置身於各種他者的「閱讀」廣場之中，某種相遇與共用的感覺塑造著讀書的樂趣。本來，「閱讀」這一行為就是一種共同的樂趣，有大家風範的作者們，應該也是被這種樂趣所吸引，才積極投身於書籍世界的吧。在數位技術條件下，複數的書籍、複數的閱讀參照變得更加容易，人們可以透過回溯複數閱讀的軌跡，讓其視覺化，並且瞬間共用。數位技術應該可以提供這種支援工具。如果不能開發讓人們共同參與這種閱讀樂趣的工具，數位人文學便會停留在前述階段。所謂「開放的讀書空間」，換言之，就是使用這種支持工具，以年輕學生──他們曾經是在日本推動了大範圍閱讀批判性人文書的原動力──為主體，在數位時代嘗試重建自發的無名「讀書會」運動。我向東京大學提了一個建議，就是發起一個同時接納以閱讀為職業的年輕編輯的小研究會（當然也歡迎加藤敬事先生這樣的成熟老練的讀者來參加），進行「閱讀實驗」。這個研究會打算明年儘早開始。

最後再補充一點。東京大學新圖書館構想，號稱要構築亞洲學術圖書館。數位時代的圖書館，要努力成為向世界開放的公共性存在，可以說是必然的。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對自己的藏書或書庫的局限，應該有明確而嚴格的反思批評。例如應該如何評價書籍？這種評價除了在國內，是否也是亞洲應該共用的標準？如果有所保留，那是什麼樣的保留？新圖書館構想關注東亞出版人會議的一個契機，乃是「當代東亞人文經典100」系列對書的挑選。東京大學可能也覺得這些書籍還是不能捨棄的。至少，在新圖書館構想之中，保持了認為僅在大學內部並無法評價書籍或書庫的自覺，也認識到廣泛的、相互評價書籍的專家網路的必要性，這種認識儘管還不太強烈，但我依然覺得值得贊許。我們正在創建的「東亞文化地圖」，會被列入大學的研究課題，便是這種自覺與認識的體現。至少這種網路，對於數位化時代的大學圖書館而言，實際上非常有必要。從這點來看，出版人參與東大新圖書館構想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

圖〈日本出版的歷史與現狀〉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日譯是《人文學與批評的使命》，岩波書店，2006）關於奧爾巴赫、施皮策的作品，筑摩書房和MISUZU書房都刊行了優秀的日譯本。

龍澤武（Ryusawa Takeshi）
1945年出生於東京，1968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部，同年進入平凡社，曾任平凡社選書編輯長、取締役事典書籍部長、取締役編輯局長。70年代以平凡社選書為中心，使藤田省三《精神史考察》、網野善彥《無緣．公界．樂》、西鄉信綱《古事記注譯》（全4卷）等日本精神史、歷史學方面的革新性著作不斷面世，給年輕研究者和編輯留下深刻印象。80年代任內部編輯長，輔佐加藤周一編輯長完成《世界大百科事典》（全35卷）的發行。之後任編輯局長，負責統籌東洋文庫、平凡社圖書館、觀想（Theoria）叢書、《世界民族問題事典》等的企畫編輯。1990年代後期完成百科事典的數位化，2000年從平凡社退休。之後經任《季刊書籍與電腦》編輯委員、豐田財團理事（擔任研究助手）等等，2004年與大塚信一、加藤敬事一起號召韓國、中國、香港和臺灣的出版人結成東亞出版人會議。現任東京大學研究生院資訊學圈特聘教授、法政大學講師、東亞出版人會議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