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為「媒」的出版業是一個深度介入人類社會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行業。它的存在關乎人類的文化賡續與知識傳承，決定社會的現在與未來。一個社會的出版口徑有多大，它的知識庫容量就有多大。

如今的出版業，正處在一個大轉型的彎道上，受到資本、權力以及技術的多重擠壓，出版業變得愈來愈功利、空心化、泡沫化，表面的喧嘩與騷動，掩蓋不住被掏空的內心。

佛雷德里克‧巴爾比耶、卡特琳娜‧貝爾托‧拉維尼爾在《從狄德羅到網際網路》一書說過這樣的話：「知識結構與構造從根本上由所用傳媒定義、總量及其相應的實踐來確定。」一個時代的知識生產往往會受到媒介河床的制約，有什麼樣的傳播媒介，就有什麼樣的知識生產。以書為「媒」的出版業是一個深度介入人類社會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行業。它的存在關乎人類的文化賡續與知識傳承，決定社會的現在與未來。一個社會的出版口徑有多大，它的知識庫容量就有多大。一個出版「歉收」的社會就容易出現文化赤字。同時，出版的高度決定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高度。由此可見，傳播媒介對於人類知識生產與傳播的支點意義。

出版的背後站著一個人：出版人。沒有出版人的勞作，不可能有出版的收成。一種媒介的能量哪怕再大，若沒有人的能動作用，就會失去方向感，缺少主體性。出版人的差事就是替作者與讀者牽線搭橋：為讀者找對書，替作者找對讀者。不過，出版人要促成作者與讀者之間的美好姻緣，真的不是一件易事。出版是一門遺憾的藝術。一個出版人不可能做到「零遺憾」，但要盡可能少留遺憾。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以及技術條件下，一個出版人若能把出版的遺憾降低到最低限度，那就是優秀的出版人了。

出版家的品質決定出版的品質，有什麼樣的出版家，就有什麼樣的出版。出版家的高度即是一個時代出版業的高度；出版家的限度，也是一個時代思想文化的限度。出版人是一個時代知識文化生產與傳播的操盤手。他們經常把作者推在了前面，自己卻躲在「後臺」，扮演「影子」角色，致使其作用隱而不彰。有時候，人們會有這樣錯覺：沒有出版人這個助產婆，孩子照樣能夠生出來。殊不知，很多時候，沒有他們的催生、助產，好多優秀的東西真的難以臨盆，甚至會夭折。更何況，優秀的出版人掌控的是一個知識文化生產基地。在這裡，規模化作業，流水線生產，大排量傳播。這種知識文化的生產與傳播方式對現代社會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個體精英的單幹作業。優秀出版人擅長將一個個原子化的知識文化精英彙聚到他的麾下，網羅天下英雄好漢，為其出版業「打工」。從這個意義上說，出版人的角色價值被我們嚴重低估了。一個時代的知識流量和品質往往受制於出版業這一知識河床的結構能力。不過，我們的視線更多時候是被河面上的風景吸引了，一般不會想到，風景背後的河床才是支撐性、結構性的「硬體」。

最近看了賀聖遂、姜華兩位先生主編的《出版的品質》一書，讓我們進入中外出版業的高端地帶，領略一個個頂尖出版家的智慧、風采。諸如：貝內特‧瑟夫、艾倫‧萊恩、岩波茂雄、翁澤爾德、加斯東‧伽利瑪、綏青、張元濟、王雲五、鄒韜奮、巴金、陳原、范用、劉振強等等。他們的出版傳奇遠在一般人的視野之外，即便有人知道一些，也多是粗線條的。因此，人們對他們的仰視多是遠距離、廉價的敬意。很多時候，我們習慣在作者、書、讀者三角關係中尋找故事，忽視了作者、書、讀者三角關係的幕後角色。實際上，出版人才是出版故事的真正推手。請當下中國出版界的精英來寫出版家，讓出版界的同行去研究前輩。這一創意的好處是，由出版家寫自己專業領域的頂級大家，不至於隔山打牛，隔靴搔癢。這些一線摸爬滾打出來的業界精英，最能體察同行出版家的甘苦。同行之間近距離的觀照，易於產生同情式的理解，也有助於發掘前輩的智慧與品質。

出版家應有哪些品質才能成就一流的出版業？縱觀中外大出版家，他們豐富多元的出版品質之間，會存在一些「交集」。這些「交集」，大概包含以下諸項：

其一，高遠的文化眼光與責任擔當。出版格局之大，不在出版社大樓之大，而在於出版家眼光之大、胸襟之大。張元濟辦商務印書館，迻譯西方名著，出版新式教科書，出《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整理、校印古籍等，其理想在於：為中國開發急務，昌明教育，開發民智，賡續中華文化。巴金把他的編輯出版工作視為「個人生命的開花結果」。他說，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寫稿、看稿、編輯、校對，甚至補書，不是為了報酬，只是為了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作一點文化積累的事情。可見，出版家的心有多大，舞臺才有多大。

其二，不拿出版當賺錢工具。出版是「紳士的生意」。在文言商，不是真正出版家的路數。俄國大出版家綏青出版《列夫‧托爾斯泰全集》，創造了10萬冊平裝本銷量，但沒有從中盈利。因為他的圖書定價非常低廉，以便更多的人買得起。臺灣出版家劉振強為了編纂「三民」版《大辭典》，歷時14載，聘請專家及參與的工作人員逾200人，鑄字6萬餘個，用鉛超過70噸，創造了當代出版史的奇蹟。花去數億元，按照當時市場價，這筆費用可以在臺北的重慶南路購買兩幢大樓。誠如賀聖遂所言，編撰出版《大辭典》體現了劉振強「文化至上的出版追求」。「嘉惠學林，傳之久遠，對中華文化的傳播作出獨有的貢獻，這是多少幢大樓也換不來的。」

其三，敏銳的嗅覺，果敢的行動。做出版，就是為讀者找對書，為作者對讀者，需要有敏銳的文化嗅覺，鷹隼般的捕獲力。加俐瑪出版社老闆加斯東是個心氣很高的出版家，但他為了得到作家塞利納，在塞利納開出18%的版稅、500萬法郎的預付金、現金支付、保留附屬權利、重版他以前的所有小說等等離譜條件的情況下，毫不猶豫，馬上拿下。

其四，尊重作者，贏得作者信任。有日本出版界「暢銷書之神」之稱的見城徹在其名著《編輯這種病》中說過這樣的話：編輯是一種「病」，作者則是滿懷傷痛需要宣洩的人。彼此之間，會「有病相憐」。如此形容作者與出版人之間的關係，似乎有點誇張，但這的確是見城徹的成功祕笈。

如今的出版業，正處在一個大轉型的彎道上，受到資本、權力以及技術的多重擠壓，出版業變得愈來愈功利、空心化、泡沫化，表面的喧嘩與騷動，掩蓋不住被掏空的內心。當下出版業何去何從？關鍵要看出版精英們如何表現了。為此，重申出版人的文化使命與責任擔當，強調出版人的品質建塑，就顯得特別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