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著你前天說的“自我改造”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沒有被俘，而是到了台灣，那肯定是另一番光景了。說到底，還是命運的安排造成的吧？」霖兒感嘆地說。「你說的是啊，光我們兄弟的命運就不同了，想法跟著不同是自然的。像棟兒吧，他肯定毛主席；我較欣賞小平同志；你呢，跟了老蔣去台灣。我們仨有矛盾卻不妨礙是一家人，這叫“矛盾統一律”吧！哈哈…」霖兒覺得眼前的大哥已不像四十年前那樣神秘、詭異，而變得開朗許多。「哥，你們的想法沒動搖過嗎？」「動搖？唉！客觀形勢的一時消長是難免的，個人的得失悲喜誰又能免呢？但問題總得看透啊！我看，跟去台灣的幾個軍政大員有幾人是矢志不渝的呢？誰不是把子女以留學的名義擺到外國去作為後路？只是苦了那些盲目跟去效忠的老兵們吧！」「不，政府還是照顧了他們的…」「看看你們反共多年，阻止了台灣解放，可是臺灣社會怎麼看待你們呢？那些軍政大員管得了你們嗎？一張空頭的“戰士授田證”誑了你們四十年的青春哪！」「…共產黨建政後，留在大陸的許多人沒被整肅嗎？父親不是在“鎮反”運動中被迫害的嗎？…」「是呀！我前頭說了，這許是個人與民族的雙重悲劇吧？誰給這雙方面帶來深重的災難呢？答案怕是一個漫長的梳理過程吧！」…

    「台灣在美援體系下的代工經濟還是搞得不錯的，人民生計和政治氣氛普遍比內陸要好吧？」郭振華探問著。「那是！兩邊走了幾十年不同的道路，條件不同，標準自然也不同的。內陸自改革開放以後，消費型經濟也漸漸成長了。台灣固然走在前面，但你別忘了，四十年前老蔣把內陸的黃金、白銀搬去了台灣，大陸一窮二白，台灣卻贏在起跑點了！」霖兒聽著羅吉的搶答。「況且！…」一向忠厚寡言的羅棟開口了，大夥全瞅著他：「祖國是在毛主席的帶領下自己站起來的，我們戰過美帝、抗過蘇霸，自己贏得生存的地位和尊嚴！」…「好了，好了，我說二哥啊！看你激動的，又不是回答長官問話？這是在家裡圍爐！」「哈哈…」春兒適時的言語解放了現場僵硬的氣氛。「往回看遠些，其實當年全中國都窮，幾千年積累的財富與文明、自信與尊嚴瞬間被列強瓦解。現在，我們的未來總算是可觀的了！」春兒的先生郭振華說。

    一九八八年，「改革開放」邁入第十年，大陸解放了自己的解放教條，新價值的試驗正等著無以估算的社會代價。這年六月，中央電視台製播了《河殤》紀錄片，以六集節目反思批判中華傳統文明，同時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嚮往。一時間，內陸掀起了校園青年的「河殤熱」，微妙地引動了人們的思想變化，隱然蘊蓄了挑戰固有禁忌的暗潮。

    「霖兒，蔣經國死了，台灣大概沒有說話能算數的人物了吧？」「唉！變天是難免的，怕是格局依舊吧！」「其實，蔣經國曾是共產黨員，他批判過老蔣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是資產階級的劊子手。…」「這我略有所聞。」「可你不知道，小蔣提拔的李登輝也曾是共產黨員吧？」曾任情報工作的羅吉對即將回台的霖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