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世紀宋美齡》如此講述宋美齡1943年那次轟動美國的訪問：“這時的宋美齡體弱多病，曾經車禍嚴重受傷，並且患有鼻竇炎、皮膚病、精神耗弱等。一度甚至懷疑自己得了胃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她躺在擔架上，從成都機場上了飛機，抵達美國之後，立刻住進了療養院。羅斯福夫人前去探望她時，也不禁感到愛憐疼惜……”

宋美齡在美國的療養院一待就是幾個月。病怏怏似林黛玉的這位“Madam Chiang Kai-shek”（蔣介石夫人），為了中美之間“兄弟般的友誼”不惜拖著抱恙之軀渡海來到美國做巡迴演講，在美利堅人民看來，這份舉動又是何等的“美麗”而“堅韌”。於是，當年的《洛杉磯時報》對這位中國第一夫人也就毫不吝惜溢美之辭：“蔣夫人身上彙聚了女性所有的魅力——美麗、優雅、甜美、儀態迷人、服飾得體，她還有一流的、令很多身居高位的男人都嫉妒的男性頭腦。”美聯社更是用肉麻的腔調連篇累牘讚頌這位“富有魅力的第一夫人”。

幾近“神話”的語言裝扮，簡直把宋美齡從“女人”打扮到了“女神”的地位。固然，這當中可能有些西方人對東方女性的審美偏好，也部分地因為國民黨政府的文宣戰搞得繪聲繪色，令美國人著迷。但是在美國學者克里斯多夫·傑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看來，宋美齡訪美大費周章的宣傳，以及美國人對宋美齡堪比電影明星一般的癡迷，傳達出來的其實並不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熱愛，也不是對宋美齡的熱愛，而是對美國自身形象的熱愛。

傑斯普森在《美國的中國形象（1931-1949）》一書中解釋了這個觀點，他認為宋美齡不過是把中美關係人格化、具體化的一個憑藉。接受過美式教育、會說流利英文的宋美齡有著典型的“黃皮白心”的美式價值觀，這無疑讓她成為了美國在東亞最大盟友的絕佳代言。華盛頓和南京政府間的關係，透過宋美齡舉手投足的點點滴滴，化為一個個可視的形象。

“美聯社還敍述宋美齡到達西安營救蔣介石時，是怎樣帶著《聖經》、蔣介石喜歡吃的東西和一副假牙的。”傑斯普森的言語間帶著幾分反諷，但話裏的意思卻一點也不含糊：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美之間的關係好比男女相親，之前雙方只是照片傳情、尺素傳意，含情脈脈之下尚透著靦腆與羞澀；而宋美齡的美國之行恰如雙方醞釀許久之後初次見面，印象良好之餘，二人的關係也正式步入熱戀期。

用“熱戀”的關係來比擬這一時期的中國和美國，真是毫釐不差。中國在美國媒體的光影中從過去那個貧窮愚昧的老大帝國，一躍成為了東方“民主的哥倫布”，蔣介石則成為了“踐行著基督教教義”的“寧波的拿破崙”，並多次登上全美國發行量最大的《時代》雜誌封面。更有甚者，在《時代》的報導中，北京成了“中國的波士頓”、上海則是“中國的紐約”、南京是“中國的華盛頓”、漢口和廣東分別成了“中國的芝加哥”和“新奧爾良”，對日作戰時中國軍隊向西部的大撤退被比喻為美國歷史上的西部墾荒……這些句子讓人覺得中國簡直稱得上是美國的一個山寨附屬國，既然二者有如此多的共同點，自然也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了。

但紙上得來終覺淺，實際的情況恐怕還是有些出入。傑斯普森說，雖然美國竭力要把中國打扮成一個與美國有諸多共同點的國家，但這實際上不過是《時代》的掌門人亨利·盧斯的一廂情願。盧斯好比19世紀從美國來到清朝的傳教士，希望憑藉現代傳媒的“聖器”進行他傳播基督教義的工作。因此，時代公司所有關於中國的讚美都以這樣的假設為前提。那便是，中國的絕大部分民眾首先要成為基督徒，也因此，他勸說宋美齡來到了美國。

但盧斯的這個前提有點不顧事實，甚至可以說帶有強迫症的傾向。因為蔣介石本人就不是一個純正的基督徒，他治理軍隊和人民的方法也不是依靠“基督的交易”而是“岳武穆的教義”。“用無數無名的岳武穆造就一個中華民族的岳武穆”，這是蔣介石當年的豪言。他做夢都想成為的只是南宋的嶽飛，終究不是美國的基督。絕大部分中國人對於美國的認識也僅限於按字面意思理解，像宋美齡在講演中所說的“美麗的國度”。

就在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的演講進行之時，美國卻還沒有廢除《1882年排華法案》，那段時期華工赴美被明令禁止，並規定在美國的華工不得具有參政議政的權利。中國人的真實地位，儼然還是居於美國白人之下的“二等公民”。我們知道，上等人和二等人談戀愛從來就難有所謂平等，那麼推而廣之，兩個地位不對等國家之間的“戀愛”，也就無所謂平等，很多事情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可惜，以宋美齡的柔弱形象示人的中國在這場“戀愛”中註定成不了大男人，於是只好做小女人，接受美國給予的這份不顧事實、近乎偏執的“愛”。美國聯合援華會的捐贈和美國政府對中國軍事、政治上的支持，好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沉甸甸的嫁妝，維繫著中美之間“一廂情願”的聯姻關係。這便是美國對外關係的“大男子主義”：他要你嫁給他，是因為他認為自己能夠改變你，所謂“嫁雞隨雞”，至於你原本是什麼樣子，已不再重要。

在傑斯普森看來，我們完全可以把美國的這種“大男子主義”理解為漢學家史景遷所說的，存在於美國精神中的“以個人的力量去影響歷史”的願望，從而“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回顧20世紀上半葉，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無非是一個不顧中國實際、由傳教士式的激情和媒體誤導的虛幻形象，美國的對華政策則在很大程度上立足於這一形象。然而，當這一形象隨著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而走向了美式價值觀的反面時，美國公眾和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就徹底來了個顛倒，反共的聲音和麥卡錫主義迅速取代了那個賽珍珠筆下那個浪漫的中國。美國與中國的這段“婚姻”，隨即戛然而止。

一位元美國記者曾說：“中國在每一個美國人心裏沒有經過多少反復，就由20世紀40年代的英雄，變成20世紀50年代的惡魔。”1949年後的中國，就像是離婚後的前妻，在被急於撇清關係的同時，也少不了來自美國這位“前夫”的謾駡與指責。“從來薄幸男兒輩，多負了佳人意”，但又是誰令佳人脫下那襲華美的旗袍，“不愛紅妝愛武裝”呢。在歷史的俯仰之間，中國的外在形象可謂詭譎多變，而這個形象的參照物，原來始終都是美國本身。

《1931-1949 美國的中國形象》

(美) 傑斯普爾森 / 2010年7月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28.00 / 姜智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