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諸多中國富豪在積極地學習古代帝王傳承之術，甚至將家產大量地轉移到海外，試圖實現家業長青的時候，身處帝國主義陣營的美國富豪們作出了一個挺讓自己後代傷心的決定——紛紛要將財產捐贈給社會，境界直逼雷鋒，著實令咱社會主義新富豪汗顏。
帶頭的是中國商界無比熟悉的巨富——股神巴菲特與蓋茨。為了表明誠意，2006年，巴菲特承諾把自己99%的財富捐贈給比爾&梅林達基金和其他慈善機構。蓋茨夫婦到目前為止已經給自己的慈善基金捐款超過280億美元——終極目標是裸捐——捐出530億美元全部身家。
媒體報導，今年6月，他們決定掀起一場運動——號召美國403個億萬富翁將財產捐出一半。自6月以來，為了說服美國富豪捐出財富，巴菲特、蓋茨和他的妻子梅林達已經與美國最富有者中的70多位交談過，約占總數的20%。兩個月過去，便有40名富豪簽約參加這一活動。
這不是道德綁架。巴菲特說，他們還沒有聯繫許多《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人，有些人聯繫不上，但他不願意指出哪些富翁拒絕參與，“我不會提任何具體姓名。你知道，我們沒有放棄他們。每個聖人都有過去，每個罪人都有未來。”
初戰告捷後，巴菲特與蓋茨決定胸懷祖國的同時，全面放眼世界。
也許是看到中國富豪增長速度位列世界之冠，且經常沉湎於奢侈品消費，對社會公益慈善無比吝嗇，便決定在今年九月像當年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那樣，不遠萬里來華勸捐。巴菲特表示：“我們希望其他國家也能興起這種活動，如果他們覺得我們的想法不錯，並付諸於實踐，我們會很興奮的。”
我勸他們別高興得太早。
首先，他們要找到中國富豪就很困難，哪怕經常發佈富豪榜的胡潤能提供一些幫助。這一方面是由於制度環境的不完善，富豪們都由於各類擔心必須低調；當然還有一批靠權力尋租成為巨富的人一旦暴露就有可能直接被反腐機構盯上，還沒獻愛心呢，先進局子了。
即使兩位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找到了潛伏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合法富豪，也會遭遇如下挑戰：一是受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所限，多數企業處於全球產業鏈的最低端，富豪的資金目前主要需要用於公司的發展壯大，通過技術管理管道升級獲取利潤，進而塑造跨國品牌——做好公司顯然要比做好事迫切。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文化的先天缺失，在全社會價值迷失、道德滑坡、急功近利思潮的催化下，富豪們實現自我的方式很原始——只求現世的風光無限，哪管死後洪水滔天——他們不信來世，除了自己的子孫——哪怕只會敗家。
還有一個是慈善制度本身的挑戰。由於中國身處劇烈轉型期，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沒有真正確立，與之配套的社會捐贈法規始終未獲根本完善。比如在中國做慈善首先需要找組織掛靠，在行政的庇護下社會仲介雖然有所發育，也僅僅2000多家，與美國100萬之巨有天壤之別。
相關的慈善運作管理相對滯後，富豪關心的減稅等政策不僅規定相對模糊，執行起來更是關山重重，而對於股票等新型捐贈更是缺乏明確的專門法條，習慣現金與支票的有關部門對此往往一頭霧水。去年，唐駿便克隆蓋茨模式幫助福建首富陳發樹捐股躍居中國首善，一年後便身陷詐捐漩渦。
還有一點是最致命的。由於美國社會財富是透明的，慈善的法規是健全的，運作的社會監督體系——尤其是誠信體系是完整的，足以保障慈善行為的品質和效果。而中國在這些方面存在重大差距，諸多聲勢浩大的慈善行動經常淪為欺世盜名的秀——《慈善家》雜誌社社長王立偉先生曾披露，中國善款的踐諾率只有7%。
因此，在此背景下，巴菲特與蓋茨來到中國，即便受到中國富豪熱烈響應，觥籌交錯間他們憑藉為國爭光和宣傳自己的雙重熱忱，承諾做出足以令兩位無比激動的巨額捐贈，也往往是一張很難真正兌現的空頭支票——建議巴菲特與蓋茨來華前先看看中國春晚由趙本山主演的小品《賣拐》。
即使不容樂觀，我還是樂見兩位來華。除了捐款，我更願意傾聽這樣的聲音：“我一直都覺得最正確的做法是為子孫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而不僅僅是給他們一些錢。孩子們從你的善行裏獲得的益處勝過繼承財富。”
畢竟，一個擁有巨額財富的人如果不推動國家價值觀的成長，進而樹立榜樣、影響他人，就不可能真正贏得社會承認和尊重，生命也不可能變得高貴而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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