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三錢”中最後一位大科學家錢偉長辭世。以“三錢”為代表的那一代大師先後凋零，引出了輿論對大師產生環境的熱烈討論。大師的產生，當然需要和平的環境以及必要的物質條件，可今日中國綜合國力、社會財富總量超過了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為什麼卻難出“大師”？這或許是天問。

談起錢偉長，不能不提到他的叔父、被學界稱為“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國學大師錢穆。1990年錢穆去世後，錢偉長寫了一篇悼詞，內有：“燕山蒼蒼，東海茫茫。嗚呼我叔，思之斷腸。幼失父怙，多賴提攜。眷育深思，無時或忘。”

瞭解錢穆叔侄的人生經歷，才能深刻地理解錢偉長悼詞中所表達的真摯情感，從而也能窺見在傳統中國社會，家族對一個人成才的重要性。

錢偉長的祖父即錢穆的父親，一生不得志，但為人仁義，在無錫七房橋主持了錢氏家族的“懷海義莊”-----這是古代中國以家族為單元而設立的公益性機構，用來解決族內孤寡老人生活和貧寒才俊上學的困難。他不幸盛年而亡，錢穆和兄長即錢偉長的父親錢摯不得不考入師範學堂，以求早入社會工作。而在1928年，錢摯又于盛年而逝，當時錢偉長才16歲，錢穆便把侄子帶在身邊，供養其讀書，先蘇州中學，再清華大學，後遠赴加、美留學。可以說，若沒有叔父的提攜幫助，少年錢偉長的人生將會是另一個樣子。

錢偉長------也包括錢學森、錢三強那一代學人是幸運的。他們的成長正趕上了清朝覆亡後的“勢”，所謂形勢比人強，若時勢乖離荒謬，會誤盡無數天資聰穎的好苗子。錢偉長的幸運在於他即趕上了新時代培育人才的大潮，又有傳統家族的庇護。如果說錢偉長的父輩錢摯、錢穆還是半舊半新的人物，少年時接受的教育尚有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影子，那麼生於1912年錢偉長則完全在從西方移植過來的近現代教育體系下成長的。在他入校後，民國建立了，八股制藝之類的教育體系早就進了博物館，無論在小學還是中學、大學，包括課程設置、人才遴選、培養方向等方面的教育制度已和西方發達國家打通，這也是錢偉長大學畢業後順理成章去西方留學的原因。但必須承認，因為當時中國國力孱弱，列強環伺，政府很難在教育的普惠性方面有太大的作為，那麼家庭乃至家族對子弟的教育，承受著更大的責任。對小家庭而言，其抗風險能力是相當的有限，那麼家族這一共同體對每個人而言，其庇護作用就尤為突出。家族尤其是歷史長久、人才輩出的大家族，其可動用的資源較為充足，那麼培育本族子弟能力的更強，動力也更足。錢偉長祖父主持“懷海義莊”，錢穆供養侄兒讀書便是很典型的例子。

當然，家族在社會生活中扮演過於強勢的角色，其副作用也是不可小覷的。一方面其庇護作用很不穩定，和家族內重要人物的榮辱成敗關係過於密切，賈元妃一旦失去了皇帝的恩寵蹊蹺而死，賈府的子弟就無人照顧了；魯迅那位進士出身做官的祖父一旦因科場舞弊案被抓進大牢，周家立刻從小康墮入破產。另一方面強化了族權，強大的族權必然扼殺子弟們的自由心性，看看巴金的《家》就知道了。而以家長制、族權為核心的禮法制度，恰恰是專制的政治制度之基礎。

但是，研究歷史顯然不能抱有以今日之眼光去苛求古人的“現時觀念”，中國的家族這種共同性之重要，是中國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不得已”現象。我們設想一下，那個時候的官府徵稅後，用來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很少的。沒有九年制或者十二年制義務教育，沒有每個老人都能領退休金的養老制度，沒有現代醫療保障體系。“老有所養，幼有所教”僅僅是聖賢設想的藍圖，所謂和諧的“三代之治”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如此，個人當然會過於依賴於家族的庇護與援助，反過來個人又要盡到回饋家族的責任。

只有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發生劇變，社會得到充分的發育， “打江山坐江山”的專制朝廷變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政府和社會給每個人的成長和生活提供更公平的機會和更強大的保障，那麼，家族這一小共同體的作用就可有可無了。

最值得擔憂的現象是：社會的功能已然失衡，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劣質或者是不公平的，而大家族及依附其上的家族文化又沒有了，那可真是“扁擔無紮，兩頭失塌”。這樣的環境下，很可能許多“錢偉長”在剛冒頭時就被拋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