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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入尋常百姓家』是詞、曲的起源
2013/10/11 09:18:00瀏覽320|回應0|推薦1
『散入尋常百姓家』是詞、曲的起源


我們後人論學,常蔽於用現代的觀點或現代目見的現象,來度古時之社會,所以造成論點往往不符古人的社會現狀.


如論詞、曲的起源.


按,詞是起源於宮廷,及附庸於宮廷的詩人,而散入於民間,後人有推詞起於南朝的”宮體”,如五代歐陽炯的《花間集》序,或以起自唐玄宗時的李白的【菩薩蠻】及【憶秦娥】,此就歌詞而言,而未及於此一音樂文學的成樂者.如南唐李後主的詞就,則有宮廷樂人為之作曲,而唐朝的朝廷有教坊,有專業樂人,亦可以配樂.而教坊之曲,其曲詞不出之宮廷的文人,即出之於附庸於朝廷的文人,而玄宗之時,教坊大盛,崔令欽的《教坊記》即記其盛事,內有錄當時的教坊曲的詞牌之名三百二十四種,今人有統計其中有七十多種唐至宋的詞牌,而亦知,於玄宗時,教坊的詞牌的豐富,其時,詞己盛而無詞一文體之立而已.從唐玄宗時代開始,也己可以看出,今存不少的唐代詞,其詞人有李白、張志和、戴叔倫、韋應物、王建、劉禹鍚、白居易、溫庭筠等等,而以玄宗的天寶年間的安祿山之亂,我們可以斷為詞的起源的斷代觀,一如以北宋末的宣和年間的大晟樂府的解散,造成大晟樂工的流落民間,而溫州南戲以起,開創戲曲的直接起源,等同視之.


因為,玄宗時的安祿山之亂,宮廷的教坊樂工形同解散,一如北宋末金人入侵時,大晟樂府樂人的解散,而樂工的四散,造成散入尋常百姓家,從此,詩之進於詞,詞之進於曲,一代的文學之起及其遞擅,涉及音樂者,無不能脫離從宮廷影響至於民間,而造成的原因,其重要的,就是樂戶樂工此一原先為朝廷或官家服務的此一賤民階層,因著世亂,與其依附的朝廷及官家的主從闗係的破壞,故而生計受到影響,必須以其自朝廷及官家習得或供奉的樂藝,到社會上以路歧人的角色的變換,以求生計,故而把教坊曲推向民間,及詞體推向到南戲的發展,創造出新的音樂文學的體式,此即,有挑戰即有以回應,文體的進化,也是一種挑戰與回應的現象.一如英國史學家湯因比(1889-1975)《歷史研究》.


在這中間重要因素的,即是,教坊曲的由朝廷及官家的向民間的散播,是際於世亂之際,社會秩序解體之際,於是教坊曲的散播於民間,由教坊樂工之力,其重要的證據,就是發現於敦煌的曲子詞,其中的使用的詞牌有六十九個,見於《教坊記》一書的有四十五個,而且,教坊樂工解散之後,流落四方,一部份及其子弟流落到西域敦煌一帶,傳唱故曲,也配合當日西域的官家,或當地的文人,而有增出的曲子及曲辭,此所以後人發見的敦煌曲子詞也有新增於《教坊記》所載的詞牌以外的詞牌.而且連同如其中的《泛龍舟》《甘草子》皆是隋煬帝時宮廷裡樂正白明達所配樂,而為煬帝所自寫的詞,見於《隋書‧音樂志》所載,則敦煌曲子詞的詞牌也有唐宮廷樂官保有隋煬帝時的樂譜,教唱於樂工,於世亂流落民間時,其唱腔而可以再由文人配新詞以重新演唱於西域,故更可以知,此敦煌曲子詞的身份和一般學者所以為,是民間的曲子,實真相大為逕庭,仍是教坊樂工之曲,只不過是流落於尋常百姓家之後,而又添加了一些成份,及更在西域廣為傳播了.而此時,這些樂工的身份,也不一定是民,或仍為服務於西域官家的樂工,亦未可知,但也不能排除有自立門戶,因其時政治力的不及,社會自主性也高,對樂戶及樂工的控管不再嚴格,也是衡之於當日社會亦有成立之處.


而樂戶及樂工,就是音樂文學的詞體及曲體的所由立的最大原因.於南戲及崑曲都己於《天祿閣曲談》另有專叙,只撮其要於下:南戲起於大晟樂府解散於北宋末,由樂工於民間創立於溫州,即宋高宗一度南逃駐驛之住,後高宗至臨安建都,而這些留在溫州的樂工,就就地生根,同時,將北宋大晟樂府的教習之藝,相關宋詞牌的演唱,轉為曲牌,亦不叶宮調,這是因為南戲一直到崑曲,都以不以樂器伴唱為主,一如沈寵綏於《度曲須知》指出的.所以如民間不入樂的謠,再加上當地民間小調,則宮調的取消,也是勢所必至.本為至俚,但後來漸有文人的參與,配合知樂的樂工而有了書會之立,則產生了樂工制聲,文人倚聲,相輔相成,以立南戲,而且,南戲一如詞牌的“一定不易之譜”(南宋張炎《詞論》,及北曲曲牌的”依腔填詞”(明代黃佐《樂典》),都是倚聲制曲,每“一曲牌,只一唱法,初無別樣腔情”(沈寵綏),詞及北曲及南曲,全都是倚聲而填詞,直至南戲至於崑曲之出,始更於固定唱腔外,加上於每個字位上,更依陰陽五聲而調腔,不然,不論詞,或北曲,或崑曲以外的南戲的弦索官腔或海鹽腔,皆是詞牌或曲牌的唱腔完全固定,即形同一隻隻歌曲,曲牌或詞牌名即是歌曲之名.而不論南戲或元曲,都是書會為主為倚聲填詞的出品之所為主,而至於崑曲,則明白的是由逃到崑山的樂戶的魏良輔及出身為樂戶裡的長官的戶侯過雲適等人為之主,又有好新聲的文人如張鳯翼及梁辰魚的參與而造就的.故南戲及元曲及崑曲,皆賴樂工樂戶之力.


而詞體的確立,成於安史之亂的教坊梨園的樂工的四散,而於是形成詞的一科,因為眾多的原守於教坊的曲調的流出,則歌人或樂伎有需要新詞配樂,則詩人則除詩之外,亦有入於寫詞以合樂.雖詩於時亦可入樂,但詩主要是先有詩後配樂,如果是針對先有樂的曲子,則配樂時,必須就其樂調,配上歌詞,而樂調每句的音或不一,則配樂一字配一音(按,此為唐宋俗樂配詞的法則,觀姜白石的歌曲即知,皆一字去配一音),於是長短句的生是因為服從音樂各句的用音的多少不一而生為主,後人文人,不知樂,而以和聲、散聲等論長短句,多與大部份的詞牌的成因不合,此故知,不知樂,則音樂文學之論鮮有所當,在於此,故戲曲界有所謂“土腔說”,有所謂“腔調說”,或“依字聲行腔”的“詞樂曲唱”說(如洛地等人),即為連史載的白紙黑字亦不觀,故而不知詞與曲的詞樂合一的史料,而亦不察明史料所載的曲牌是”依腔填詞”(明代黃佐《樂典》),都是倚聲制曲,每一曲牌,“一曲牌,只一唱法,初無別樣腔情”(沈寵綏),只是用臆想在做學問了.(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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