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何焯偽造《南詞敘錄》訂偽序寫於嘉靖三十八年夏六月的出處

《煙霞小說》今有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所藏萬曆十八年（1590）原刻本。書前有『嘉靖已未春日四明范欽題』的《煙霞小說題辭》一篇，提到：『頃過吳訪陸詒孫，視余抄本小說十餘種，總名煙霞。余方欲集異聞，以是名編，孰知其意已先我矣，遂書于首，識所見略同也。』

《煙霞小說》內有《猥談》一書是列於祝允明《語怪四編》之後，並有『南城吳氏刋附』字眼，顯示此《猥談》一書是《煙霞小說》出版時，是加附進的著作。而陸延枝是陸粲之子，陸采之姪，祝允明又和陸家有來往。吾人於《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內〈《南詞敘錄》係清初何焯偽造 ──及《猥談》成於陸延枝考辨〉一文裡指出：

『陸延枝又是何人，乃當時鼎鼎大名的蘇州陸氏家族裡的陸粲之子。陸粲和其兄陸煥及其弟陸采被時人稱為『三鳯』。陸粲，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言其『嗜學無不通，尤悉本朝典章，叩之若引繩貫珠，纚纚不可窮也』。於嘉靖十三年，脫離官場。而『事母極孝，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盡出其歌姬十餘人』（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而其子陸延枝，清乾隆《長洲縣志》曰：『博雅清謹，能不墮其家聲』。而陸家和祝允明是有來往的，陸采於《冶城客論》裡有『胡銓身後』條，指出：『聞之祝允明，又云初聞祝子之言，以為祝好奇，必記此，不暇詳扣，因近閱祝氏《語怪》兩編無之，追書於此』。而陸粲《陸子餘集》卷三亦收入《祝先生墓志銘》，即，祝允明去世後的墓誌銘即為陸延枝之父陸粲所作。陸延枝於家族先人，可聞見與祝允明交往及祝允明的言談，於是可以取資以成《猥談》一書，並為取信於人，又加上小序一篇。按：序實未必必須作也，尤其是像《猥談》不過雜錄幾十則禆官的小書，故如《南詞敘錄》前有『天池道人』自序，反而有偽跡，《猥談》亦然，一如偽書往往託言於『校正』，皆所謂欲蓋彌章是也。』

兩家既有來往，如果陸延枝真正確定其收入之《猥談》，確為祝允明原稿，那麼何必要寫上出處的『南城吳氏刋附』，寫出出處反而表示了陸延枝以其家和祝允明的來往，也並未能證明此真為祝允明之作，於是不能堂而皇之的當作自己收羅來足資信服的書冊原件，只得做為《煙霞小說》的附件來附入，而且《煙霞小說》所收書，亦只有此《猥談》有標注是『附』入的。抑即吾人於《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內斷定，就是陸延枝故弄玄虛偽作的，而托名是『南城吳氏刋附』的一份他所得到的南城吳氏所刋的刋本。該刋本今亦無存世，即使當世也無該刋本，純為陸延枝個人的虛構。為何如此確定，那就有關於此《猥談》內容有批駁萬曆十八年出版的李春熙《道聽錄》所記之論如後敘。如果此《猥談》真有一個南城吳氏的刋本，必得在萬曆十八年刋刻而被陸延枝看到後收入，而又得在萬曆十八年刋刻《煙霞小說》時附入，則時辰上豈不太趕，而無法辨到。故可以確定，此所謂南城吳氏的刋本必子虛烏有。

《南詞敘錄》的偽序訂為寫於嘉靖三十八年以喻天池道人一讀《猥談》的當年即大怒而寫作《南詞敘錄》批駁《猥談》

因為《煙霞小說》是於萬曆十八年始出版，但書前的范欽的《煙霞小說題辭》却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寫成。陸延枝為何晚二十多年才出版，原因或如下述之一：一是陸延枝狹帶《猥談》於其出版物《煙霞小說》內，遲到萬曆十八年才刋刻此書，依吾人於〈《南詞敘錄》係清初何焯偽造 ──及《猥談》成於陸延枝考辨〉一文內提到了《猥談》亦駁萬曆十八年出版的李春熙《道聽錄》所記之論，在附入了駁《道聽錄》而完成了《猥談》全書，於是始刋刻了《煙霞小說》，真是用心良苦，對《猥談》期望值甚高。

而另一可能的原因，是陸延枝其實並沒有范欽替他寫過這一篇《煙霞小說題辭》，而是他自已假造的。他知道范欽已在萬曆十三年過世了，於是在萬曆十八年出版《猥談》時，故意假托范欽此一當時的名人作過《煙霞小說題辭》，以增加此書的知名度，反正死無對證。

如是第一種推測成立，則何焯讀《煙霞小說》，則以其常識判斷，《題辭》既完成於嘉靖三十八年，而其文中又表示了該年所見《煙霞小說》包含『抄本小說十餘種，總名煙霞』，以為刋本的《煙霞小說》各書皆於嘉靖三十八年被《題辭》內的『抄本小說十餘種』涵蓋，不料《猥談》是出版時所『附』入的，非《煙霞小說》『抄本小說十餘種』原始之內。未料《猥談》是萬曆十八年出版前才批判當年出版的《道聽錄》後，始定稿而被『附』入的附屬品，並非范欽於嘉靖三十八年看到的那十多種抄本之列。

若是第二種推測成立，則根本此一《猥談》，就是陸延枝在萬曆十八年出版《煙霞小說》時，完成而一併出版的，而假托范欽已於嘉靖三十八年看到，所謂欲蓋彌彰，正此之謂。

而何焯讀了《猥談》，對於書中的大肆批評南戲，大為不滿，於是借天池道人之筆，大加撻伐，並以『嘉靖已未春日四明范欽題』的《煙霞小說題辭》的日期，『嘉靖已未』，當成他批駁《猥談》的偽作《南詞敘錄》的撰寫日期，而在其著作《南詞敘錄》前，加上一篇偽敘，與《煙霞小說題辭》的『嘉靖已未（三十八年）春日』對著幹，《煙霞小說題辭》說『嘉靖已未（三十八年）』，何焯《南詞敘錄》也題『嘉靖已未』。

而且，《煙霞小說題辭》說『春日』，何焯《南詞敘錄》即題『夏六月』，外帶一個『望』，明擺著我何焯的《南詞敘錄》就是要對幹你《煙霞小說》裡的《猥談》。時間點就是我天池道人看到了你《猥談》在內的《煙霞小說題辭》裡所敘被看到了《猥談》問世的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已未』），春天有《煙霞小說題辭》的《煙霞小說》的《猥談》，被我天池道人看到，我氣到立刻該年夏天六月望就用《南詞敘錄》批判你《猥談》。

於是，更加擺明了，吾人所證的何焯偽造了《南詞敘錄》完全正確，連作偽者何焯作偽的作偽動機及直接觸媒及為何訂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已未』）也抓了出來。

這就是為何何焯偽造《南詞敘錄》，於書前的短序裡寫下『嘉靖己未夏六月望，天池道人志』的『嘉靖己未夏六月望』的原因了。不是真有什麼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寫出了《南詞敘錄》。（劉有恒，《古代戲劇史說考辨》，2019，台北；原作於2016年，今稿增加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