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詞敘錄》乃偽書的旁證證人-------寫《曲律》的徐渭鄰居王驥德

吾人於《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內〈《南詞敘錄》係清初何焯偽造 ──及《猥談》成於陸延枝考辨〉、〈《南詞敘錄》的四大聲腔流播地區係清初何焯偽造〉及〈讀汪琪先生：《湘劇歷史起源問題初探》（《戲劇之家》，2014年第十期）之感言〉三文內考證所謂天池道人所序的《南詞敘錄》是清初何焯所偽造。本篇及次篇更補申論之，以見《南詞敘錄》為偽書是昭然若揭的。

徐渭一生，從任胡宗憲的幕府，到胡宗憲被陷害而累及徐渭，導致其精神失常因懷疑殺妻而入獄，出獄後於萬曆五年（1577）始回到故鄉的浙江山陰，其鄰居有一青年，即日後寫作《曲律》的王驥德。兩人比鄰而居，而王驥德十分仰慕徐渭，以弟子師事之，而徐渭也視這位後生如親，甚至其《四聲猿》的〈女狀元〉一劇的題材，也是王驥德提出的。而雖徐渭日後仍有出遊，不過，回鄉後仍居王驥德比鄰，到了萬曆二十一年（1593），徐渭去世，而王驥德與徐渭鄰居及師生關係也有十多年了。而且，徐渭常和王驥德談詞曲，而王驥德也於《曲律》及其《王注本西廂記》的自序及〈凡例〉及評語裡都有提到他和王驥德之間的過從。

在王驥德的《曲律‧雜論》裡就談到：

『先生居，與餘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歌一過，津津意得。餘拈所警絕以複，則舉大白以釂，賞為知音。』

『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為板漢。』

按，以王驥德與其師關係之親密，而且王驥德又必常親聆徐渭老是在談『詞曲』，所以寫下了徐渭『好談詞曲』。但是在《南詞敘錄》裡，那位天池道人那樣地對於南戲的清晰的瞭解，其源流出自『宋光宗時』，而且對於南戲是『里巷歌謠』、『村坊小曲』、『隨心令』般的出自民間歌舞那樣的瞭解，《南詞敘錄》裡通篇把南戲自南宋發跡到達了嘉靖三十八年自序的《南詞敘錄》間南戲的源流、本末、宋元舊篇都瞭若指掌，如數家珍，竟然在日後的十多年，與弟子王驥德談『詞曲』時，都沒有談到，以致於王驥德在後來于徐渭去世十多年以後才寫作的《曲律》（萬曆三十八年自序，1610）裡，談到從詞到曲的歷史，竟然不知道有南戲存在，而直接從宋詞談諸宮調而談元曲是為曲之始，而有關於南曲，則談到的已是明初的海鹽腔當成了南曲之始（『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為南曲』），不亦怪哉。

王驥德竟完全沒有聽到徐渭對他說起曲的源流是在南曲先起於南宋宋光宗時，當時元朝還沒有興，北曲更是八半沒有一撇，如果有聽到其師說起，應該是依徐渭其師之說，則一定不會寫下以下整段完全不合師說的臆度的文字了：

『入宋而詞始大振，署曰詩余，於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單詞只韻，歌止一闋，又不盡其變。而金章宗時，漸更為北詞，如世所傳董解元西廂記者，其聲猶未純也。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櫛調比聲，北曲遂擅盛一代；顧未免滯于弦索，且多染胡語，其聲近嘵以殺，南人不習也。迨季世入我明，又變而為南曲，婉麗嫵媚，一唱三歎，於是美善兼至，極聲調之致。』（《曲律‧論曲源第一》）

因此，反而由此可證，以王驥德是徐渭的私淑弟子，竟然與其師相交十多年，其師每每好在他面前談詞曲，竟然對於徐渭自己所洋洋自得的對南戲的洞見，竟然沒有聽到分文，不亦太不合情理了。凡是事物之不合情理，則必有不可告人之內情。而此一內情，不就是王驥德根本就沒有從徐渭口中聽到那本到了清初何焯時，才出世而掛名嘉靖三十八年天池道人自序，而由何焯（義門）所評的《南詞敘錄》的任何內容。

因此，不但王驥德不知道在宋光宗時出現了所謂的永嘉雜劇的南曲，也不知道竟然從南宋到元朝還存在了那麼多的『宋元舊篇』的南戲劇作。以致於他在《曲律》裡所談到的曲源，都荒腔走板，離史實如此遙遠。

更進一步而論，即已百分百的成立了的就是：《南詞敘錄》根本就不是徐渭的著作，故書內的主張都不是徐渭的見解，因此，徐渭談的『詞曲』至多所談的曲源，也就是王驥德在《曲律‧論曲源第一》裡的從老師徐渭口中得來的知識的實錄而已。

於是，此一《南詞敘錄》的並非徐渭的著作，從其隔壁芳鄰及私淑弟子的王驥德的著作裡，即可以旁證出，徐渭沒有對王驥德表示過《南詞敘錄》的任何內容，因為，那本後世在清初由何焯偽造的書，徐渭在萬曆五年到二十一年間與王驥德為師生關係之時，討論詞曲時一點都沒有告知王驥德。連王驥德都不知其師有此《南詞敘錄》的著作，故而王驥德沒有在其任何著作裡提到過，及書內的說法的，就是《南詞敘錄》並非徐渭所著的鐵證了。（劉有恒，《古代戲劇史說考辨》，2019，台北；原作於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