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多證據指明『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而乃『萬曆新春之歲』

吾人於〈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筆者：《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一文亦已有所辨正。而今，更舉出以下更多的例子來佐證以見此係一因為為學態度馬虎而造成的天大學術失誤。

許多明代萬曆年間的出版品內都有『萬曆新歲』一辭，除了少數精於版本的考據學者之外，所有中外學者都一律見文會義，認為『新歲』是指萬曆皇帝改元的萬曆元年（1573）。

依吾人所見的文獻內可考見的，最早犯此一把『萬曆新歲』望文生義，而想成是『萬曆元年』的想當然耳的錯誤的，是1943年由日本文求堂書局出版的傅惜華之兄傅芸子（1902~1948）的《白川集》，在其中的〈內閣文庫讀曲續記〉一文內，以《詞林一枝》及《八能奏錦》內的『萬曆新歲』釋為『萬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而首開其端。

有文獻可考的，最早發現此一中國學術界數十年的錯誤的，是荷蘭漢學家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於戲曲方面對於閩南戲曲研究用力甚勤，而亦有〈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典考〉（《中國文學論著譯叢》（下），台北：學生書局，1984）等著述。於1992年出版其力作《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台北：南天書局），在其中的〈古代閩南戲曲與弦管〉一文裡就指出了：『趙景深……《曲論初探》，上海1980，頁149-171……將《詞林一枝》末頁中的「萬曆新歲」一詞誤解為萬曆元年（1573），這是一個常見的嚴重錯誤。……此選本的出版時間可能起碼要比萬曆元年晚上三十年。』

如，2013年第3期《圖書館雜誌》內，有王宇先生的〈稀見善本《戰國策狐白》考證〉一文，指出了，瀋陽師範大學圖書館現藏明刻本《鼎鐫金陵三元合評選注戰國策狐白》四卷，該書為湯賓尹精遴，朱之蕃詳注，龔三益摭評，萬曆新歲自新齋餘紹崖出版。內容為戰國策史文161篇及評注。此刻本目前在國內外未見有著錄或存藏，為珍稀版本，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與版本價值。在四卷末有長方形荷葉蓮花牌記，鑴“萬曆新歲孟秋月自新齋余紹崖梓”。王宇考證於下：

『我館外請專家將此書出版年鑑定為1573年出版，認為“萬曆新歲”等於“萬曆元年”恐難坐實。其疑點在於：一、書作者湯賓尹於隆慶三年（1567）出生，此書如是萬曆元年（1573）出版，那時候湯賓尹才6歲，恐難出書。朱之蕃是嘉靖丁巳年（1557）年出生，到萬曆元年16歲，恐難能詳註《戰國策》。二、此書明確冠名“三元”，即“會元、狀元、解元”，分別指湯賓尹、朱之蕃、龔三益三人。湯賓尹是萬曆二十三年（1595）奪會試第一名（會元）。朱之蕃是萬曆二十三年會試後參加殿試，取得殿試第一名（狀元）。龔三益是萬曆二十三年（1594）鄉試取得第一名（解元）。只有取得“三元”，才可以冠名“三元”。三、此書還注明是“後學豪卿父、沝世選滙編”，林世選是湯賓尹的學生，湯賓尹的學生能編書，時間肯定不在萬曆元年（1573）。四、出版此書之後，湯賓尹接着出了“狐白”系列。即《新鍥湯會元精選評釋國語狐白》四卷。萬曆二十四年（1596）余氏自新齋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日本佐野文庫存藏）。《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注史記狐白》六卷，萬曆二十八年（1600）書林余氏自新齋刻本（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陝西省博物館、日本文教大越谷存藏）。《鼎鐫金陵湯會元評釋漢書狐白》三卷，萬曆三十六年（1608）書林余紹崖刻本（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存藏）。《湯會元遴選百家評林左傳狐白》四卷，亦余紹崖自新齋刋本（2008年北京保利古籍春拍專場）。可見，此書是湯賓尹選評“狐白”系列書的第一種。五、如果”萬曆新歲”就是“萬曆元年（1573）”的話，那麼此書的“三元”就可能是假托名人，雖然假托在明代常見，但出版商怎麼也不可能提前20餘年預見這幾個人假托得如此正確？

基於上述，筆者認為此書不是萬曆元年（1573）出版，“萬曆新歲”並不等於“萬曆元年”或“萬曆初年”的意思。“萬曆新歲”是指萬曆某一年新春的意思。因此，我們認為《鼎鐫金陵三元合評選注戰國策狐白》四卷的出版時間應在萬曆二十三年至四十三年（1595~1615）之間。』（今按，《湯會元遴選百家評林左傳狐白》四卷亦是題李廷機重校。）

又按，像是萬曆新歲建安余紹崖自新宅刊本《評林歷朝捷錄》八卷也是相同例子，因其八卷末鐫“萬曆新歲孟秋月自新齋餘紹崖梓”蓮花座型牌記，而也被誤判為萬曆元年出版，此書卷首有李廷機敘。艾殊仁《禁書舉隅之三  明萬曆元年刊本《評林歷朝捷錄》》[1]一文指出：『檢《善本總目》及海外各家善本書目，現可查《歷朝捷錄大成》有明確刊刻時間者多為萬曆中後期刻本，最早為萬曆八年刻本，未見此本。』則至多是在『萬曆八年』之前，而無法確定必為萬曆元年。

周蕪《日本藏中國古版畫珍品》（江蘇美術出版社，1999）中收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曆元年建安明雅堂刊《鼎鍥四民便用翰海瓊濤》卷首插圖與此本相近。

另發現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明代《新刋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二卷，由書林忠正堂熊龍峰版，南州散人吳還初編，昌江逸士徐德孚校。此書於下卷卷尾有“萬曆新春之歲忠正堂熊氏龍峰行”。

按：因該書製版刻字『之』之筆劃似有斷，而似成『三』字，或有學者看成『萬曆新春三歲』，實不成章句，若果為萬曆三年的新春，則應謂『萬曆三歲新春』，否則新春怎會長歲數，用字實不成體格了。像是同樣的忠正堂熊氏龍峰行，今藏於日本內閣文庫及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的《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二卷，卷末有“萬曆壬辰歲孟春月忠正堂熊氏龍峰行”，即知若果有新春三歲之文義，當『歲』前於『春』，作『萬曆三歲新春』，此行文始合於文范。而《新刋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作『萬曆新春之歲』，顯非指元年新春，而是指『萬曆新歲』，即指萬曆某一年的新春，而『歲』字於此非指紀年，而係『歲時』的『歲』義，指的是節氣逢新春而已。所以所謂的『萬曆新歲』即《新刋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所載的『萬曆新春之歲』。

由是可以看出，此一誤判，對於中國戲曲學界的不少著作，由於包含有頭有臉的戲曲學者在內，涉及明代戲曲含萬曆年前後的聲腔史的論著全部都犯此錯，而無一倖免，因此，戲曲學者的著作的涉及明代戲曲史含萬曆年前後的各聲腔狀況的論著的不準度百分百。但在世的戲曲史學者尚有聲明昔日的錯誤而重頭再寫的回頭路的機會，豈不比起過往己逝的學者被蓋棺論定其相關著作等同廢紙，而甚為有幸了。（劉有恒，《古代戲劇史說考辨》，2019，台北；原作於2015年，原係分屬不同兩文，今取擷之並增寫合併而有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