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王夢鷗先生的論《樂記》及《漢書》裡有關《樂記》的偽史

學術研究的重點，在於對於所取之研究材枓，即所謂的文獻，不可直抄。所有人文類的研究，從古到今，從事的研究者，聲名如何實無可據。因為，聲名往往因為人云亦云及後學無能無材，只會照本宣科。於是口碑成了口傳的墓碑。個個人云亦云的古往至今的學者大師都需攤在陽光下，被嚴格檢驗，這是學術求真必須的沙汰渣滓的過程。吾人於此點一生為求真，守之而不渝，故對於老是直抄文獻而做不到為學求真而一味人云亦云的前人不免於學術探討中直揭其誤，不留情面。或謂吾人太狂傲，目中無人。不過，於學術探討中對於學問求真，不屑學術之論見裡有毫寸之偽，而揭之不留餘地，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國語‧楚語》）。而不得不出之於苦口，希讀者其諒之。

吾人所研究的範圍廣泛，而在人文的經史子文藝等皆究心於學，所讀所聞古今學風及真相多矣。閱歷古今學界著作雖無法盡讀，但一本學術著作或一篇學術論文，於經史子文藝方面，優劣與否，及因而為此文之人的學術本相如何，見其文則心已有個譜了。因而，自有評價，而往往與世俗學界以當文抄公、人云亦云為名利法門者的評價自有不同。因而，往往所謂的大師專家，得其學術底蘊之不堪上台面學界研究者之手。原來小蝦米往往反而是專家大師等級的，此吾人對學界體會的三昧。

吾人以上的引子，不過是談到一位學者————王夢鷗之時的『學』騷罷了。屈原有離騷之作，而吾人因著學術而牢騷，殆可謂『學』騷了。

王夢鷗這位學者，吾所欽佩之少數學者之一。欽佩之，不是因其學術著作之內容，百分百一皆可欽，而是指其為學的方法上，能盡心盡力，從細處著眼，於是始能有查見學術事實的真章的途徑。而這却是車載斗量的所謂專家大師們最缺乏的。一些所謂的學術大師，以沽名釣譽，奔波名利為終身目的，學術著作掛名居多，靠屬下徒眾當其成名的工具，為其寫文，等於學術造假及學術詐騙集團分子成員。

今就其《禮記校證》（最早為手稿影印本，1965；1976年藝文印書館排印本）一書裡如何談出《樂記》的作者，吾人不贊同他的某些看法，但也贊同他在研究推斷過程裡某些結論。但他的論文實在範圍太廣，本文亦非專書去一一詳剖。而約而談其研推過程的一些結論，或兼其吾人的看法。

他從《漢書》兩段記載出發：

《漢書‧禮樂志》：『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可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大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鑑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嘱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不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漢書‧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認為這兩段文字，內容有問題。用《漢書‧禮樂志》去檢驗《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裡『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只有『河間獻王好儒，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才符合《漢書‧禮樂志》內容。而指出『若河間獻王獻雅樂之事果有正式記載，公卿何至於抹煞平當之考語而謂久遠難分明乎』，因而他下了結論：

『河間獻王獻八佾舞之事，可信其出於成帝時樂家傳說』。

他再推斷出『再就此傳說而細按之，其中本無河間獻王與毛生等作樂記之事，即班固平當之考語中亦毫無「采周官及諸子以作樂記」之事。然則河間獻王作樂記之事，可謂傳說之外之傳說。』

王夢鷗先生此項研究，已青出於藍所有其前人，而後之來者或因不學情況之下，仍是幾乎所有學界著作都在直抄以上兩段《漢書‧禮樂志》、《漢書‧藝文志》文字而不加思辨，王夢鷗先生數十年前的舊作，已出乎今日抄《漢書》偽史以為寶的眾人之上。

他再考所謂《漢書‧藝文志》裡的『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這段文字，並不是事實。他認為，這是劉歆在《七略》裡的臆造。吾人可以稍述其此考《樂記》之結論：

『《樂記》材料來源，其中三分之一強，殆出於《荀子‧樂論》。此外並見於呂氏春秋、淮南子者亦後不少…………舉凡流傳於西漢之古籍以及西漢人之著述，皆為其取材所自。……倘欲從中抽繹其思想體系，實為儒與道之混合體。其一則為本於天地，寓於陰陽，循乎四時，合五行與八卦。率神居鬼之禮樂論；其一則根於人心，主於感物，施於政教，以倫理和氣為尚之禮樂論。………無論從其材料來源、思想體系以及構辭方式等各方面考之，《樂記》當是雜輯秦漢諸子遺文，而其文或早出於戰國時代，或晚在劉歆時代。』

按，《樂記》裡有抄自劉歆《鍾律書》之語，故王夢鷗先生認為《樂記》成於劉歆時代之陽城子張，即《桓譯新論》及《論衡》裡提到寫《樂經》及王莽時代與桓譚任『講樂祭酒』的人物，陽城子張的《樂經》，即所謂的完足的《樂記》二十三篇，而今《樂記》只餘十一篇。不過，吾人認為，陽城子居的《樂記》不一定為含今本《樂記》在內，但一定有《周官．大司樂》，即，劉歆成立班子替王莽偽造《周禮》時，《周官．大司樂》本不在內。後來，才將《周官．大司樂》擺入《周禮》，此吾人另已別有文章〈從王莽居攝三年的下書談《周禮》發見後又再添偽〉考《周官．大司樂》後來因王莽要求澄清樂律及樂制時擺入《周禮》了。

其實，此篇文字裡，王夢鷗先生，還有考《樂記》決不是傳到今日還在盛行學界的所謂公孫尼子為作者之妄語。因為最早講公孫尼子寫《樂記》的是南朝的沈約，不過，王夢鷗指東漢末鄭玄時代比沈約早，鄭玄怎不知公孫尼子著《樂記》，東漢人不知之事，到了南朝偽書出世之時的沈約反而知道，沈約所見乃屬偽書，而且，現存於《初學記》及《意林》裡的《公孫尼子》佚文，雖見於今本《樂記》，但也見於淮南子、呂氏春秋仲夏記及《荀子‧樂論》，故而反而和其姓氏或為孫或為公孫的荀子大有關係，今存《公孫尼子》佚文，應判歸亦是孫姓或公孫姓的荀子所有物。

王夢鷗先生於文中，也有考所謂《樂記》二十三篇，並非如《漢書‧藝文志》謊稱在劉向時代已有二十三篇（按，此點吾人存疑。因為，所謂今本收入十一篇外的十二篇內，有所謂《季札》一篇，季札的與音樂扯上了關係，就是那惟一的季札觀樂的有名段子，今收在《左傳》裡，正見到劉歆把《左傳》裡加工的痕跡，把原本的《左傳》，於襄公二十九年，有一段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賞周樂的詩經音樂演奏，本在《樂記》裡，被劉歆置入《左傳》裡之後，毀掉了《樂記》裡的原有的《季札》篇，其他十一篇的被消失，也當是劉歆的豐功偉業了，故吾人認為，從以上此事，即知西漢原劉向時代《樂記》是有二十三篇的）。其他之考，如判定《禮記》在東漢白虎通成書時，樂記尚未編入禮記，西漢劉向怎會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說的，會預知禮記有四十九篇？樂記會居於第十九篇？並指出張守節《史記正義》多不實之諭。並而判定四十九篇目次，可謂定於『鄭玄注本』流行之後。

按，王夢鷗先生慧眼及禀學術之道，析之如亳毛，滴水不漏的為學態度是吾人敬仰的，不是直抄《漢書》當成聖旨，把《漢書‧禮樂志》、《漢書‧藝文志》的偽造的史料也糾出來。也不會輕信沈約講《樂記》是公孫尼子寫的，於是當成信仰，成了三人成虎的無知受騙人及偽說散播人，不自覺地就違背了學術初衷而成了為害學術之學蠹。（劉有恒，2017.11.05作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