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學者為己

訪問錢賓四（錢穆）先生

【編者按】：任何大學問家治學都有個內在的驅動力量，錢先生自不例外。在《師友雜憶》中，錢先生提到，幼時曾聽一位長輩說：天下分合，一冶一亂，是中國歷史的錯誤，此後當學西方，合了就不再分，治了就不再亂。錢先生回憶當時聽到這個東西文化優劣得失的問題，如巨雷轟頂，全心震撼，從此畢生學問與用心，都在這個問題上。錢先生少壯之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高張，然而錢先生反而尋之古籍，以為主張新文化運動者，於舊文化多認識不真。錢先生日後致力於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義的闡發，欲引領國人，自歷史求對自我的認識。若由此脈絡尋繹錢先生著述大旨，則思過半矣。

　　錢先生的學術不離開時代與社會，但卻非潮流中人，一生旁觀潮流、批判潮流，而其終極關懷，厥在傳統文化要義。錢先生的著作以學術思想為重心，出入四部，而不以史學為限，則有別於現代的專業化學術。究竟錢先生學術的基本精神何在？他內心的想望與職志是什麼？我們以書面訪問錢先生，錢先生婉轉說來，隨處透著極深沉的智慧。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之學，處處受制，不是真性情，真學問。只有為己之學，才能夠擺脫世俗羈絆，真誠對待學問，我們以為這正是錢先生的最佳寫照。

　　以下就是錢先生的夫子自道：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為學。自問我一生，內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從「論語」所言學做人之道，而不是從「春秋」立志，要成為一史學家。古代中國學術界，亦尚未有專門史學一名稱。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時，亦只見其尊孔之意，我之愛讀「史記」，主要亦在此。非專為有志如近人，所謂成為一史學專家，亦非專為有志如近人，所謂之治文學。只是生性所好，求為一「學而時習之」之平常人而已。

　　我生平做學問，可說最不敢愛時髦或出風頭，不敢仰慕追隨時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從其所好而已。我到今也常勸我的學生，千萬不要做一時髦人物。世局有變，時代亦在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變，時髦的亦就不時髦了。所以不學時髦的人，可不求一時群眾所謂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無所謂失敗。

　　我一生最信守「論語」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教我們一個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們做學問的最大綱領。我自七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我今年九十三歲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我腦子裡心嚮往之的，可說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孔子為人千萬中之一二而已。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願做一孔子「論語」中所謂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中國傳統上做學問要講通，我不是專研究想要學近代人所謂的一文學專家或史學專家。亦可說，我只求學在大群中做一人，如中國傳統之儒學、子學，至於其他如文學、史學亦都得相通。如我的「先秦諸子繫年」是講的子學，非專為史學，但與史學相通。我寫此書是因我在中學教書，學校規定每位國文教師，除教國文課外，另需開「論語」、「孟子」、「國學概論」三門課。那年我教孟子，「孟子」第一篇講到孟子見梁惠王，這事發生在梁惠王的那一年？自古以來成一大問題。我為考訂此事，於是啟發了我寫「先秦諸子繫年」這部書的最先動機。後來如我寫國史大綱，乃是一本上堂講過七年的教科書。那時我做學問的主要興趣，只注意在中國史方面。以後我的注意又逐漸轉移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問題上去，我的主要興趣轉到文化比較上，但亦都為解答我自己一人心中的問題。

　　就我一生讀書為學的心得，我認為根據中國歷史傳統實際發展的過程看，自古以來學術思想是居於人生一切主導地位的。上之政治領導，下之社會教養，全賴學術思想為主導。我更認為不僅中國過去如此，將來的中國，亦必然應該要依照傳統重振學術，才有正當的進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各有他的自己一套傳統文化。看重學術思想之領導，是我們傳統文化精神之精華所在，這是不能揚棄的。

　　看重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精神，必當看重儒家思想為之作主要的中心。換句話說，看重中國歷史綿延，即無有不看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內在一面有其永不可變的外貌，如修、齊、治、平皆然。另一面亦有其隨外面時代需要而變的內在思想，如孔、孟、程、朱皆是。舉個簡單的例子，孔、孟同屬儒家，但孟子思想與孔子亦有所不同，這因時代變，思想亦必然隨而變。但在追隨時代的不斷變化中，有一不可變的傳統精神，是我們最該注意的。今天的世界，交通方便，全世界如一國。我認為儒家對今天以後的中國，仍當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其對世界文化亦自有其應有之影響。至少可以說，對此下世界亦同時有其間接的貢獻。

　　簡單的說，我一生讀書只是隨性所好，以及漸漸演進到為解答在當時外面一般時代的疑問，從沒有刻意要研究，某一類近代人所謂的專門學問，如史學、文學等。這是我一生學習的大綱，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