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司法程序和正義課題(judicial process)

第一家庭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東年

    總統的女婿宣稱自己無罪，而有社會大眾認為他有罪；假使本島的法院也設有陪審團制度，這人或許傾向被判有罪。就總統女婿自己的辯解和表現，他是以達爾文進化論那樣的意識，認為社會大眾不能因為自己弱勢而嫉恨他的特權。無論為何他的辯護律師願意為他辯護，對於法院中不能有預設「正確的」法律答案這種現代司法制度的「務實性」，以及對於自己事務所(團隊)能夠在法律條文、判例的嫻熟，可能勝於檢察官和法官，一定是沾沾自喜和躍躍欲試的。 

    第一家庭的成員，特別是總統，相關司法程序和正義所涉及的範圍更加壯闊，所涉及的核心也極度聳動；憲法究竟是何物，立法、行政、政黨對於司法的動向左右，社會大眾對於司法表現的認識和可否認同，為此的社會興奮、動盪和動員，等等，完整的呈現「司法」這一課題的歷史和發展，甚至於是全部的可能內容。 

自由民主制的社會中，司法程序包含正式和非正式活動；法院就是透過這些活動，根據它推定是當權政府認可的法規，對所提出的要求作出反應。法院與這個政體的其他機構相區別，也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通常不主動採取行動，而在當事人提出要求時，從對立的兩方提出的論述和證明作出裁決。 

 古代和中世紀的政治哲學家，把司法功能從其他的政府功能分開；這種區別的基本原則是：立法和政治分開。立法，對於古代人是一件慎重的事，只能偶爾修訂；政治，則包括立法機構內的審議和活動。 

 上帝在中世紀，被視為終極的立法者；因此，法律被視為是永恆的，所有的政府功能，都被看作是司法功能的各方面表現。但是，實際上，需用法律來處事的情況卻變化多端，司法功能就包括以實際經驗參酌過於刻板的法律條文調整。因此，在當代，司法功能相關的規定變得更加仔細，限制也更加嚴密，而由一個專門機構執行；法律應由擁有最高權力的立法者制訂，這種思想的出現，社會不再完全聽信威權，轉向依憑憲法的發展。 

 由於立法權被授予一個有資格改變法律以適應新形勢的機構，因此古代和中世紀那種司法功能中的立法性質，就有擾亂立法權威的危險，就會侵犯個人的權利。 

    司法判決必須服從立法，司法機關也必須獨立於立法機關之外；這樣，法院才能公正對待當事人雙方，並且按照立法機關制定法律原意，來解釋法律而不受相反的壓力。隨著這些概念和制度的發展，也就出現了理想化的現代司法功能。這種功能被如此想像：行使充分自主權的法院中，會有正確的法律答案；法院在解決爭訟時，也一定會分辨這些答案是否正確的被執行；法官只不過是宣布法律條文的人，對於法律的威力他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減緩。 

    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法學思想，受到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不主張法院中有正確答案，這樣理想化的功能；他們堅持，不可能有正確的答案，法官們的見解也不可能有共同的標準，法官的心理特點也是法律答案構成的一部分。因此，不應扼止司法功能的創造性，也必須在更大的政治背景和社會背景下考慮法律和法院。 

 現代司法程序的內容和研究進展，就是自由民主國家理論和制度所固有的司法理想，和對此理想所作的務實批判，相互結合。法院配備人員的程序、法官任期的條件，他們對司法裁決的影響；正式和非正式的程序規則如何影響法律爭論、解釋和處理；個別法官作出判決的模式、陪審團和上訴法院中集體作出判決的動力、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之間互動作用的模式；司法裁決的影響和執行；司法部門和非司法部門影響社會變革的能力比較，等等，都是研究和探討的現象和內容。 

 憲法法規的解釋方式、司法能動性和約束力是否適當，這些解釋法律的方式當是最重要的。比較不同體系自由民主國家的司法程序，也是正在展開的。

 本島愚、賢以及不愚不賢的社會大眾，歷經目前這種全島性的「劇場表演」參與之後，或許對於民主政治的真假、善惡以及各種程度的民主政治，能有更進一步的體驗和認識。就此而言，提供這種課程的第一家庭，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