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她取個看不出一點洋味的中文名字，可以窺探出蘇文麗的中文底子。在義大利學了大學四年，加研究所兩年的京片子華語後，她選擇到民主台灣，找尋鍾愛的語言裡描述的風土民情，真真切切地想和書本上禮儀之邦的臣民生活互動。

興奮的她飛了半個地球下了飛機，感覺饑腸轆轆，走出機場在桃園路邊拉了人就問：「哪兒有飯館兒？」路人看到金髮碧眼的老外問路，紛紛害羞地搖頭躲避，蘇文麗耐心地放慢聲調，逐字逐句：「哪…兒…有…飯…館兒？」好意地把舌頭捲得更高，沒想到大家越來越茫然。沮喪的她懷疑自己六年的學習不過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假想，有種馬上搭機回義大利的衝動，還好沒走成，日後才有機會知道台灣沒人說「飯館」，都是說「餐廳」的啊！

果然，在熱情友善的福爾摩沙人民的帶領下，她很快就融入台灣的生活，還跟台北的友人一起開辦了教育事業。

常常晚上下了班大夥相約唱KTV，雖然她總說：「對著一個電視箱唱歌有多奇怪？還照字幕唸歌詞？這樣的唱歌有感情嗎？為什麼不對著人唱呢？」好像從歌劇國度出來的她，認為要站在舞台上，對著群眾唱出發自肺腑的丹田之聲，才是歌唱。有一回我得空在搶輸麥克風的空檔告訴她，這是台灣人下班紓解壓力的方式。頓時領悟的她，笑笑地上前搶下了「大麥克」，站了起來，攏著我們的肩膀要大家合唱她的家鄉民謠：「夜已昏，欲何待？快回到船上來，桑塔露琪亞——桑塔露琪亞——」

她也隨我們在夜市到處品嚐小吃，從蚵仔煎、大腸頭、米粉湯到臭豆腐。儘管每次都抱怨臭豆腐太臭怎麼能入口？也還是皺起眉頭陪在我們旁邊聊天。

夜市的海產快炒店的檯子上，躺滿了連頭帶尾的生猛海鮮，乍看都挺嚇人的：蛇一般的鰻魚、張牙舞爪的章魚，竟然沒嚇著蘇文麗，她也跟著我們在海產檯上一尾一尾地品頭論足，還跟老闆討論用快炒還是清蒸的方式比較好吃，可實踐了她祖先的名諺：「在羅馬的時候，要表現得像羅馬人。」

只是我談及披薩是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的失敗版中國餡餅，她瞪起大眼，頭使勁地搖成搏浪鼓，沒有半點妥協的餘地，還直問：「到底是誰說的？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說法！」

她也喜歡加入我們台灣熱衷的全民運動──討論近期最熱門的政治話題。她主張政黨一定要輪替，當權久了就有弊病。紅衫軍在總統府前示威抗議時，她也響應我們湊錢買便當發給靜坐的群眾，搖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擠在數以萬計的人海裡遊行抗議。

剛開始，我是敬佩蘇文麗獨身遠走他鄉，實踐所學，找尋書中桃花源的勇氣。接下來又感動她入境隨俗的親切，因此才成為好朋友。她也在此陸陸續續認識了同樣熱愛中華文化的外籍朋友，並介紹給我。

有一次我載了一車的外國友人，開車上陽明山土雞城吃山菜小饅頭，當天仰德大道大塞車，後座的德國、法國、美國朋友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地用中文建議我繞哪條小路改道。當下卡在車陣的我，眼眶上轉著淺淺的淚珠：我竟然不用屈就一群外國人改說英語呢！尤其在十幾年前中文尚是國際冷門語言的當下，能碰到一群喜愛中華文化、口說華語、身穿唐服、家中掛著紙燈籠、案上有青花瓷瓶作筆筒、願意把台灣當家的外國人，必然是真心深愛我們這塊土地吧！

而後我移居美國，更能體會人在異地的寂寞，慢慢理解為什麼即使蘇文麗不能認同KTV、臭豆腐，還是陪著我們一去再去。

我嘗試在異域跟不同語言、擁有不同文化價值的朋友成為談心的手帕交，竟然發現比左手拿筷子挾菜還難！尤其語言中總蒙著霧紗般除不去、又說不明白的文化隔閡。一旦有幸求得知己，我就會想看看他們過的尋常生活、他們處世的價值觀。通常最快的方式就是跟著他們過日子，從他們日常的對話中了解在地的文化，往往多時不解的疑惑在不經意聊天中就找到了答案。

所以，討厭酒味的我，也開始跟美國當地的友人品茗起葡萄酒，聽他們在席間討論如何以紅、白酒的甘醇、焦苦、酸澀來佐菜？紐約上州和加州納帕山谷的酒差別在哪裡？納帕山谷的葡萄酒又如何屢敗屢戰地挑戰法國波爾多的酒？最後如何在持續改良後，一場以不貼酒莊與廠牌標籤的Blind Tasting（盲眼品酒）的比賽中打敗了稱霸世界的法國冠軍酒。我這才明白美國朋友不遺餘力地支持納帕山谷產的酒，除了好喝，還帶有一份不屈不撓、國家自尊的驕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