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由越南胡志明市回來，是工作行程，第一次去越南，與上次的柬埔寨行程一樣，見到許多刻苦耐勞的台灣青年，心中澎湃不已 – 同樣是台灣年輕人，有好命的「尼特族」（不工作，不接受職業訓練，靠父母供養）、「追夢族」（由父母提供資源追逐夢想），也有遠赴海外謀生的「刻苦族」。希望稍後能有文思將所見所感更完整地描述，讓那些以「孩子，快樂就好！」、「孩子，爸媽幫你完成夢想」為信仰的父母們知道，有另一群不同的父母，他們的子女自立自強，不追逐以自我為中心的夢想，卻有充實的人生，也光耀門楣。

這次越南行讓我憶起照顧母親的兩位外籍看護，其中一位越南籍的為我家服務了七年。我與家人十分感激外籍看護的服務，也憐惜她們為了改善家庭生活而犧牲自己的青春歲月到異鄉工作，我們的勞雇關係融洽，因為外籍看護們都體會我們的關懷與信任，所以相處如家人。

新聞常報導台灣雇主與外勞之間的許多問題，也常聽聞雇主對外勞的不信任與不滿，以我自身的經驗，問題根源在雇主身上的居多，因為遠渡重洋來到陌生國度謀生的勞工能（敢）壞到哪裡去呢？五年多前我在聯合報看過一篇《老外看台灣》的報導，這位「老外」是越南籍的阮文雄神父，他對於台灣人的觀察讓我汗顏，由越南回來我重讀那篇報導，依然心有戚戚焉，以下就是我當時的隨筆與該則報導：

2008.01.12

在飛往青島的飛機上閱報，一篇《老外看台灣》進入眼簾，雖然類似的報導或專訪經常可見，但這位老外是越南人，來自較我們貧窮的國家，所以更吸引我仔細閱讀，果然，見解與觀察不同於其他被台灣人諂媚的老外。

這篇聯合報的報導敘述：「這位越南籍神父阮文雄在越南赤化後乘著小船逃出，曾經在日本的聯合國難民營住過三年，連挖墳墓的苦工都做過，但辛苦一天的工資，比不上白種人教英文一小時的報酬。對國籍、階級、語言等隔閡可能造成的不平等，他有深刻體會。」

談到「台灣人很友善、很有愛心，但虐待外籍勞工的事情還是很多」時，阮神父的回答令身為台灣人的我汗顏。

他說：『我也在思考這件事，或許是有愛心的人也有階級觀念，覺得「我是主人，你是僕人，我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或覺得東南亞窮國的人民較低下，忘了尊重與人權。

另一個可能是：捐錢的好事，大家都看得到；但性侵女傭、虐待外勞，是關起門來的壞事。有沒有人看見，差別很大。

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如果你覺得另一個人比你低一等，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違反人性的事就會發生。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台灣雇主也可能做出不文明的事。』

他又說：『台灣有許多很拚的中小企業老闆，有能力雇用五、六個外勞，應該是很有錢了，但是我看到老闆全家住在工廠裡，比我們庇護中心的辦公室還小；老闆讓自己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難怪他會把化學原料都堆在勞工的床底下！那時我就明白了：「（用英語）人無法給予他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要給予，他自己必須先經歷過。」』

許多自以為高東南亞國家人一等的台灣人讀到這篇報導應該感到慚愧，人心的「高貴」不在於富或窮，而在於愛與自省。

另外，阮神父那句「人無法給予他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要給予，他自己必須先經歷過。」讓我深自反省。元月一日上午十一時，光天化日之下，妻子在路邊市場被搶，我當時在他後方三十公尺處，她一臉驚恐向我狂奔而來的畫面在我腦中揮之不去。事後，她餘悸猶存地說：「人民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我想，從那一刻起，她才真正對被搶劫者的恐懼「感同身受」。

人要能對他人真正同理、對別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必須下十分的功夫，這是我每日的功課。（寫於2008.01.12）

《老外看台灣》老闆一家睡工廠 難怪苛外勞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2007.12.18

越南籍神父阮文雄是在台外勞的依靠。他為在台受虐勞工打官司，與台灣人權團體並肩作戰修法，看見台灣社會的善與惡，曾是難民的阮文雄說，世界總有強凌弱的問題，這是人性的墮落，台灣亦然。

在越南赤化後，乘著小船逃出的阮文雄，曾經在日本的聯合國難民營住過三年，連挖墳墓的苦工都做過，但辛苦一天的工資，比不上白種人教英文一小時的報酬。對國籍、階級、語言等隔閡可能造成的不平等，他有深刻體會。

善款捐不少 脾氣卻火爆

問：你會怎麼形容台灣人？

答：台灣人非常友善，我從沒有問路卻被拒絕的經驗，一次也沒有。大部分的台灣人很有愛心，我看到幾次台灣有大災難，地震或是水災，社會有很多的捐款，這非常了不起。台灣人民值得尊敬。

我覺得有些台灣人很衝動、容易生氣，只要事情不順他的意，馬上翻臉，拍桌子、大聲講話，原本是要理性溝通的協調會議，弄得非常火爆。剛剛有個仲介來，聲音很大，員工很害怕。我出去告訴他：有話好好說，才能把問題解決。

有時候，我想：是不是這個小島一直要在國際上爭取認同，怕別人排擠，怕別人忽略，又有個強敵在旁邊，所以人變得防衛性很強，像刺蝟，一下子就懷疑別人：「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愛心分階級 神父也看輕

問：台灣人很友善、很有愛心，但為什麼虐待外籍勞工的事情還是很多？

答：我也在思考這件事，或許是有愛心的人也有階級的觀念，覺得「我是主人，你是僕人，我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或覺得東南亞窮國的人民比較差，忘了尊重、人權這些事。

即使我是神父，也會被看輕。有一次我陪越籍配偶報案，警察不接，我只好當場撥「一一三」專線，警察才受理，令人非常無奈。

另個可能是：捐錢的好事，大家都看得到；但性侵女傭、虐待外勞，是關起門來的壞事。有沒有人看見，差別很大。

人性是軟弱的，如果你覺得另一個人比你低一等，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違反人性的事就會發生。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台灣雇主也可能做出不文明的事。

庇護中心裡有位女孩子，她半夜被雇主趕出來，來到庇護中心的時候，她還在發抖，縮著身子，都不像個人了！她原本只說，女主人用有排洩物的尿布打她的頭；後來她才敢說出她被男主人性侵。也有雇主不想聽到外傭講話，要她整天都戴著口罩！

很多無法想像的事都會發生。我只能祈求天主，讓我們不要遇見同樣的人性試探。

立法護外傭 還要分顏色

問：台灣人還有哪些特點，讓你印象深刻？

答：政治上的藍綠對立吧。台灣有十三萬名家庭幫傭沒有法律保護，我們和台灣社運界的朋友推動「家事服務法」，要找立委幫忙。別人會告訴我們：這個立委是藍的，那個立委是綠的，不能一起合作。外勞沒有投票權，願意幫忙的立委已經不多，還要考慮顏色，實在很傷腦筋。

台灣有許多很拚的中小企業老闆，有能力雇用五、六個外勞了，應該是很有錢了，但是我看到老闆全家住在工廠辦公室裡，比我們庇護中心的辦公室還小；老闆讓自己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難怪他會把化學原料都堆在勞工的床底下！

那時我就明白了：「（用英語）人無法給予他自己所沒有的東西，要給予，他自己必須先經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