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逸松和他的時代座談會，對空氣的發言。。。

今天去台大附近參加了關於陳逸松先生的座談會；由上午八點半到下午三點，真是很吃重的活動啊，不過那樣的場地，真是一個很尊貴的場地，可是我這個鄉巴佬沒有見過的高檔，哇，這樣的官方設備；我真是太固陋閉塞了，以後該多見見世面才是。

這次出席的講者大多是些熟面孔，我主要就是想聽當代名學者陳翠蓮的高見，那是老友陳雪梨多次提及的，在活動中是排在壓軸的地位──最後一場，由陳教授當年的指導教授、年高德劭的許介鱗親自引言，真是高規格的場面。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好不容易等到了最後，沒想到陳女士的學術地位是這樣的──真是失望啊，讓我深深的悲哀。可惜由於該會中沒有留下足夠的討論時間，我只好在這裡留下自己的歷史紀錄。

該一我所重視的講演內容，著重在質疑陳老伯在光復初期與國府的關係；尤其，她強調陳逸松怎有資格擔當當年三青團台灣區的負責人；大約至少兩次提及，為何不能請林獻堂出來負責？在他的文稿中則把林獻堂與林呈祿並提，稱「為什麼不是具有全台知名度的林獻堂、林呈祿？」

個人研究台灣史數十年，這是我早就認知處理過的問題；怎麼當成一個至今才要提出的重要問題？

這一問題的答案，在於史實中；可惜我們很少研究者就事論事，往往研究時就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國府的阿貓阿狗固然很混帳，對於這種大事也不可能私相授受；依此，國府當然打聽過各個有聲望者，都應該被考慮到，以免出了皮漏是有責任的；陳逸松當年在社會中的評價如何，就個人的研究，確實很少負面評價；而日本法政大學校長中村哲所評，應有其準確性，那所稱的：

「陳逸松是繼清廷以來的豪族林獻堂之後年輕一代受總督府敵視的一方之雄‧‧‧‧成為台灣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總督府視他為異端的原因，是因為不得晉身官場而想投奔大陸就職於中國政府。戰時中，台灣人的聞名者不管是誰，都被編入『翼贊體制』，但只有陳氏被排擠‧‧‧‧‧」

名學者陳翠蓮強調陳逸松與陳達元的關係，雖然確有鄉誼其事，但是真是決定性的關係嗎？就個人過去的研究，我們不難知道其真正的原因應該有三；

一是中村哲所說，林獻堂與林呈祿都被編入了「翼贊體制」裡，當年獻堂先生被編為台中皇民奉公會的支部長，林呈祿成了文化部長，甚至還改成了「林貞六」的名字；雖然它們可能都非志願的，但相對於被排擠未入其列的陳逸松，是否可能是當時選用陳老伯的更重要的原因？

另一是史實中，獻堂先生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八月底已經奉國府之召赴南京接洽台灣問題；當時由於獻堂先生德高望重，也是蔡培火在戰爭末期曾經親赴重慶推薦，國府當南京受降時，特請獻堂先生擔任台灣代表出席受降典禮；沒想到林先生竟然沒有回絕，也沒有出席，這一史實，可見於林忠勝先生的「楊基銓回憶錄」,楊氏對此事稱「深感遺憾」〈頁170〉，在葉榮鐘先生的林獻堂先生年譜中也有記載；這事將心比心，如果您是國府主事者，是否可能影響其判斷？

再另一、可能最不重要，但是與前述兩者結合時，可能有加重判斷的效果；那就是日軍投降初期，坊間盛傳的台灣自治運動中，被指為魁儡自治國或獨立國領袖的就是不幸的獻堂先生；試問，是否加重了獻堂先生的不幸？

最最後，另有一項，就一起參考後來還有那些可能影響國府判斷的因素吧──那是獻堂先生與陳炘面見何應欽，何請陳炘幫助穩定島上物價，炘等自然答應；然而，1945年九月二十日，在獻堂先生沒有參加九月九日受降典禮之後，於該日回到台中，在台中樂舞台歡迎會上，獻堂先生等講了上海經濟狀況；據林獻堂先生年譜中稱，隔日就引發了我們島上的一波物價震動；這在南京方面，會是怎樣的一記打擊？我們想國府既便向好的方面想，知道有可能是日人的把戲，也很難重用獻堂先生吧？〈個人認為極可能是日人在此時趁機把它們九月九日由日本運來的整飛機鉅額鈔票大批倒出來了〉

在以上的複雜背景下，獻堂先生給予國府的印象是否頗有缺陷？相對的，陳被視為新生代的領袖，一位人權律師，國府可能也知道他的祖父是中法戰時協防獅球嶺有功，獲有二品頂戴的協鎮，陳教授真的沒有這樣透徹地比較史實的究竟，就一味地想用陳達元的鄉誼就否定陳逸松的堅強條件麼？如此台大的名教授？！

本文之作，是個人相信史實的價值；由於當時沒有時間，當場發表，故貼文在此。由於今天大名鼎鼎的陳教授，在回答不同意見時，竟然不僅說出，別人的觀點沒有「常識」，並且還說「各自由自己的立場說就好」；所以本文貼出我所研究到的「常識」，並不寄望於她會惠賜什麼高見，只是我相信這世上還是會有實事求是的人，會有真正愛台灣的，珍視台灣悲劇而願意考察與省思的人吧，因而，仍然貼出於此。歡迎指教

並企盼天佑台灣

 郭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