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筆記】

瞿宛文, 2015, <台灣戰後農村土地改革的前因後果>,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8期：11-67頁

台灣戰後土地改革主要包括1949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年的公地放領以及1953年實施的耕者有其田。這些政策可說是劃時代的變革，因為它以國家的強制性力量，大舉改變了社會經濟結構，結束了傳統的地主經濟，也削弱了原有農村地主階級的社會經濟基礎。由於農村地主階級一向是傳統農業社會的領導階層，在它被削弱後，必須另謀出路，這將導致後續革命性的社會變革。

作者以二個面向來說明，何以在當時時空背景下，國府會在台灣推動農村土地改革：

1.土地改革是後進國家被迫回應西方勢力入侵，所採取的一種革命性「強制現代化」的過程，所以自上世紀初蘇共革命進行了土地改革後，土地改革即成為落後國家現代革命的日程表。

2.所謂的「國共競爭說」，即認為國共競奪中國現代化的領導權，是兩條不同路線的鬥爭，中共農民革命的路線持續給予國民黨壓力，使得後者持續宣稱擬進行溫和的土地改革 ，但一直未能貫徹實施。國府在大陸最終慘敗的教訓，使得它終於在兵荒馬亂之中，開始在台灣進行其溫和版的土地改革。國府在台推動土地改革的最大動力，雖然是來自要將中共與其農民軍隊拒於門外，但也是繼續著國共領導中國革命的競爭路線藍圖。

而國府能夠在台灣成功實施土地改革，是因部份客觀條件較為優異，包括台灣規模較小，國府有限的現代行政能力較可應付，並且日本殖民統治留下了良好的農業及農政基礎，美援帶來經費與技術援助，並支持著聚集了一流人才的農復會，以及大陸地政人才及其他日殖時期本地人才的匯集等客觀因素。

就成果而言，台灣土地改革在促進農業生產、供應足夠糧食的目標上可說都達成任務，同時更建立將農業剩餘轉出來支持工業化的機制。此外，土地改革更是帶來重大社會變遷，社會菁英不再能以投資耕地收租維生，必須另尋出路，使得傳統的由鄉紳地主主導的鄉村社會逐漸消失，促成工業化及現代化社會的來臨。

當初國府推動土地改革時以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作為政治宣傳口號，其所引用理由包括：農村土地分配不均，地租過高且佃權無保障，農民難以維生且農業生產難以改進等。近來有不少企圖否定當年土地改革的評論出現，並成為台灣現今社會的支配性論述，其對土地改革的翻案說法，主要是批駁原先革命論述表面上追求公平的理由，據而否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但並未曾正視土地改革在「後進國家推動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關鍵

角色的現實。當初的革命論述是出於政治目的，而翻案論述把問題限制在這層次，也會形成只是「以反對（曾施行土地改革的）當今政權為目標」的問題意識，無視於這歷史性過程中的現代化與工業化的大轉變。這翻案論述藉由否定土地改革而否定了國府的政績，不單忽略後進國家現代化的需要，並回到了「支持傳統農村地主」的立場，此種論點，實無法回應「後進國家如何自救與現代化」這關鍵歷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