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照於2005.11.15《中國時報‧人間》寫了一篇評論史景遷的文章〈中國心靈的轉譯家〉，引人深思的有如下幾個段落：

1.一個「進入狀況」的研究者，會將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許多條件，視為當然，不再驚訝，也不再需要解說。研究者與研究者間彼此溝通用的專題論文，站在這種「進入狀況」的基礎上。彼此假定有很多事是不值得，不需要說明的，很多事是既成既予的背景、前提，於是論文只討論背景之上需要深究的細節問題。

「進入狀況」的研究者，一定忽略那個時代那個社會最普遍的現象。對於歷史情境下最能夠為現代人所領受、了解的部分，「進入狀況」的史學家傾向於視其為「太簡單」、「太無聊」的題材，他們每天都浸淫呼吸在這些普遍條件下，有什麼好多說多研究的。要有挑戰性，一定是特殊的「突出」的問題，才值得投注心力去追索。

史景遷時時刻刻活在當下，意識到當下。一個歷史研究者，必定要「進入」他研究的對象，可是史景遷更感興趣於如何「出來」，如何把他研究的那些中國人、中國生活、中國心靈，帶出來變成當代美國學生、美國讀者能夠理解的東西。

進入又出來，真是談何容易。

2.史景遷是個「風格家」，不只在文字上，也在學術性格上。他對自己的風格充滿自信，也始終堅持。將近四十年的教學著書生涯，史景遷幾乎不曾被史學界來來去去的潮流動搖過。這又是一樁表面上看不出來，骨子裡了不起的奇特成就。史景遷似乎從來不焦慮，既不焦慮自己選擇的研究對象太冷門，不焦慮自己的作品沒有堆積夠多的「深度」，也不焦慮自己寫作歷史的方式跟得上跟不上潮流。

實證史學勢力還很龐大的時代，他就敢於嘗試用第一人稱寫康熙的獨白。早在「底層歷史」、「小人物歷史」等術語名稱出現前，他就不客氣地以一個甚至沒有名字的婦女當主角，寫《王氏之死》。後現代史學鬧得不可開交時，他不動聲色寫《胡的問題》，大大方方游走在客觀材料與主觀猜測之間。

是怎麼樣的胸襟，使史景遷可以超越常規，不落入俗套？（史景遷連我們津津樂道的典範轉移都不以為意。）又是怎麼樣的學術環境，容許史景遷如此地無視於「學術紀律」？

3.史景遷和學院中國史研究，一直保持距離。雖然在常春藤名校耶魯大學長期任教，史景遷對於大學部學生的影響，顯然遠超過指導博士生。這種結果應該不令人意外，畢竟在史景遷的史學中，有一種「前方法論」，甚至「反方法論」的傾向，他做研究寫史著的態度，很難整理成可被吸收、襲用的一套套「方法」，或者該說，就算他有「方法」，他也沒有「方法論」，他的史學風格，本來就是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然而不幸地，這個時代學術傳承，講究的偏偏是「可以言傳」的部份。

這是為什麼史景遷是作為「大師」存在的道理，「大師」是無從學習、無從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