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吟書劍雨中行，發願紅塵訴不平。 

廿載匆匆人世舊，幾何年壽俟河清。 

最近很多媒體都報導有關紀念解嚴二十年的消息，相信在我這一個世代的人，對戒嚴三十多年，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感覺。 

年過半百，往往會回憶一些東西，由於年紀越大，記憶力將越差。趁記憶還清楚的時候，我也來寫一點雜感，就當作紀念解嚴二十年的日記好了。 

我沒有受過白色恐怖的迫害，由於家庭不是什麼書香世家，上一代還不夠資格受到白色恐怖的迫害。不過在稍一點懂事的時候，就聽只唸到小學三年級，因經濟差輟學的父親，諄諄告誡說：「一生不要去搞政治，太可怕了。」 

他描述二二八的時候，嘉義市有一車車的學生被騙到學校去參加談判，結果被躲在三樓的軍人用機關槍掃射，無人活命。新營的圓環，一個個「政治犯」被用鐵鍊鍊起來成一排，一個一個被槍殺。

當時還懵懵懂懂，只感到像是在看小說、聽廣播故事一樣，感覺這是別人的事，一生也不可能降臨到自己身上。我們在看報紙，非洲不是有多少飢民，因無東西可吃而餓死，然而我們不會有什麼感覺。 

直到升了高中，開始看起思想書和禁書，在日記上寫感想，就開始恐懼起來，是否可能什麼時候，日記會外流，成為「思想犯」而坐牢，到火燒島搬石頭，或用鐵鍊鍊起來，永不見天日？這種心靈的無形小警總，在年輕的飛躍心靈，有著極大的陰影和沈重的壓力。 

在大學時，聽說成大有學生被抓走，當時學生中流傳著「台灣政論」以及其他一些黨外禁書，不過都是只限於幾個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才能拿得到。大一的時候，聽康寧祥競選的演說，開始感到校園有一股惴惴不安的氣氛在流動著。 

在讀研究所時，一位教行政法的教授，很有台灣意識，當時修他的課的學生有四位，其中一位是韓國的留學生。他說，可惜其中有一位是韓國人，不然就可以用台語來上課。 

由於學生少，他有時在上課會講政治，他說每一個班級一般都會有一個教官安排的「職業學生」，會紀錄學生和老師的言行。有一次，院長就警告他，為什麼上課會說袁世凱比國父偉大？

研究所畢業後，隨後是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在美麗島事件前，我剛好認識一位政論雜誌的老闆，他要我兼主編。當時要徵編輯，有幾位很優秀的年輕人，後來都因為不堪內心的小警總的壓力，而不願擔任編輯。 

我問老闆，我們的尺度怎樣？他說，其實只要不為匪宣傳，不罵蔣經國，不主張台獨，其他要講什麼都可以，怎麼罵政府和國民黨都沒有關係。不過我心裏的小警總，還是給我自己極大的心理壓力。因為我知道，只要給警總作了紀錄，我這一輩子不要再想當法官了，而像我這種沒有什麼人事背景的人，什麼時候會被抓走，也很難說。聽說林義雄律師的助理，在司法考試，筆試考上法官，在口試上就被刷掉。 

當時不知怎麼搞的，老闆任用了一個行政人員，他的工作是到各報攤舖貨。我有一次與他聊天，他說美麗島雜誌將停刊。我問為什麼他知道。他說他父親在警總，是擔任雜誌審查的。

我目瞪口呆，難怪老闆這麼有把握，他只要遵守三個原則，雜誌絕不會被停刊。我編了幾期，就辭掉主編工作了。 

記得有一次，因為編輯校稿沒有校出來，把「中央政府」打字成「中共政府」，雜誌到市面那一天，就被警總電話通知，全面回收，一本一本再把它貼好，才能再上市。

民國七十年，我到國營事業機關上班，剛進去是七等六級。可能因為我那個單位是一個封閉的專業單位，缺乏競爭對手。我一年升一等，到第三年，已經是九等二級，權理十等，而又有十一等的缺空著在等我。等到我是十一等的時候，大概可以順利接十二等的組長。 

當時組長問我：「你有沒有入黨？」 

我說：「沒有。」

他問我，要不要加入？如果不加入國民黨，在國營事業機關，很難當到主管。 

我笑著說，等我可以升主管的時候再說吧，不過我在國營事業機關待了三年就辭職了。 

民國七十三年，我開始在大學兼課。因為那時黨外勢力漸漸崛起，我在上課的兩個小時內，往往會用半個小時批評時政。

由於憲法第一六四條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記得一次，立法委員朱高正為了國家總預算的教育、科學、文化經費，只有百分之十三點多，少於百分之十五，因此反對國家總預算通過。為了阻止主席立法院副院長劉闊才的表決，他跳到主席台的桌上，扯住劉闊才的手，並扯斷麥克風。

結果被一群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把它拉下來，他跌倒被很多立法委員壓在地上。在電視上，只見立法委員趙少康眼鏡不見了，對著電視鏡頭大罵立法院暴力，他要譴責暴力，他說要護法，他絕不容許這種暴力再繼續下去。另外朱高正更狼狽，他滿身灰塵，眼鏡也不見了。他說他要「護憲」。 

結果，第二天報紙攤開，輿論一面倒，都在譴責朱高正的暴力。隔天我正好去學校上課。我看同學們竊竊私語。在講台下，很多同學正好攤開報紙在看。 

我等大家稍微靜下來，我問：「我們今天要用一點時間來談護法和護憲，還是要直接講課？」很多同學都說要談時事。 

我問：「談時事，有沒有同學有異議？」

沒有同學有異議。 

我接下來問：「請問認為趙少康的行為較對的舉手？」約有一半人舉手。

我又問：「請問認為朱高正行為較對的舉手？」同學中，你看我，我看你，沒有人舉手。

我宣布說：「我上課從未點名，我不知各位的名字，各位在課堂發表任何意見，絕對不會影響各位的學期分數。我們既然念了大學，而且學了法律，就要學習用各種角度思考，就要學習發表自己的看法。就這件事情，我請同學發表看法。」

我問：「有誰願意說明，為什麼認為朱高正不對？」

A同學：「我認為立法院是講究多數決，是少數服從多數，是一個講理的機關，不是講暴力的機關。所以無論如何，用暴力阻止表決是不對的。如果要用暴力，在街頭衝撞就好了，何必到國會殿堂？所以我認為朱高正不對。」

我問：「你講得很對。不過請問你，如果朱高正不跳到桌子上，拉住劉闊才的手，表決會不會通過？」

A同學：「會。」 

我問：「立法院是憲法的立法、預算機關，立法院有權力做違憲的表決嗎？」

A同學：「沒有。」 

我問：「立法院做違憲的表決，表決有效嗎？」 

A同學：「…。」 

我問：「請問你認為趙少康支持違憲的表決是對嗎？」 

A同學：「…。」

另有一位B同學舉手發言：「我認為違憲與否，應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來決定，而不是由朱高正來決定。朱高正如果認為這是違憲的，應該在表決後，請求大法官解釋表決是否違憲。因此我認為朱高正的行為還是不對的，立法院無論如何，都是禁止暴力的。」 

我笑著說：「謝謝B同學的發言。我也覺得很有道理。法律人在讀法律，往往會覺得真理往往是多方面思考的結果，您能多方面思考真好。」

我接著問：「請問你知道當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是為了什麼嗎？」我知道同學們都非常敬佩孫中山先生。 

B同學：「是因為袁世凱想要當皇帝。」 

我問：「既然中國歷代有那麼多皇帝，憑什麼理由袁世凱不能當皇帝？」 

B同學：「因為袁世凱當皇帝違反臨時約法。」

我問：「當時臨時約法是相當於法律，還是相當於憲法？」

B同學：「是相當於憲法。」

我問：「請問孫中山為了護憲而發動戰爭這個行為正當嗎？」

B同學：「當然正當，袁世凱怎麼可以違反臨時約法？」

我問：「為什麼說當皇帝就違反臨時約法，這不是由大理院決定，而是由孫中山個人決定。」 

B同學：「這是很明顯的違憲行為，怎麼還需大理院決定？」

我問：「我們的憲法第一六四條已經非常明顯規定，教育、科學、文化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凡是少於百分之十五，就是違憲，這不是非常明顯嗎？為什麼還要大法官決定？」 

B同學：「…。」

我又問：「同樣是阻止違憲行為，請問發動戰爭而使生靈塗炭嚴重，還是一個立法委員跳到桌上阻止立法院表決嚴重？」

B同學：「…。」

我又問：「如果一個違憲的行動，而輿論一致支持，是否也是另一種暴力？」

B同學：「…。」

另有一位C同學舉手發言：「老師，我還是認為朱高正不對。立法院所以會通過這樣的預算，政府一定有它特殊的考量，不會無緣無故。我們目前是非常時期，所以憲法有臨時條款，在非常時期中，一切應以國家的安全為最高前提。如果我們的教育、科學、文化的預算超過百分之十五，那麼我們的國防經費就要受到限縮，國防經費受到限縮，國家的安全就面臨大問題，我們就無法防止中共的入侵。基於國家安全的原則，我認為國防應超越一切，因為國家完了，什麼都沒有了。」

我說：「C同學又提出一個國家安全原則的考量，這又是另一個新的思考方向，很好。不過我想請問，當年日本在二次大戰的時候，被美軍炸得比台灣更殘破不堪，社會破產，甚至沒有男人，沒有生產力，而現在日本的國民所得是我們的三倍，在亞洲經濟最發達，這是為什麼？」

C同學：「是因為日本長年沒有國防預算。」 

我問：「那麼請問我們既無天然資源，又地小人稠，然而目前的經濟比東南亞的其他國家好，是因為什麼？」 

C同學：「是因為我們有好的教育和技術。」

我說：「日本與美國有美日安保條約，美國有義務要協防日本。美國曾經要求日本恢復國防武力，被當時的日本首相佐滕榮作拒絕。我們過去與美國有『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共同防禦條約』，這個條約是經立法院議決通過的，為什麼我們在民國四十年代，還需要國家總預算百分之八十的國防預算？如果當時國防經費減少而增加教育預算，或增加基礎工業或基礎經濟的預算，那麼今天的經濟是否更好？」 

C同學：「對，然而我們還要反攻大陸啊，這與日本不能比。」 

我說：「以武力反攻大陸本身是違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美國本身就可以阻止我們的違反條約的行為，我們怎麼反攻？你覺得政府的政策一定是對的嗎？」 

C同學：「可是目前我們已經沒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了啊。」

我說：「可是我們還有台灣關係法。」

C同學：「然而我們還是要靠自己，不能老是靠別人啊，更何況依台灣關係法，美國是否會出兵還不一定呢。」 

我說：「好，請問以色列的國防經費，有超過所有的阿拉伯國家嗎？以阿戰爭以色列打贏了，國防經費可以當作國家安全的標準嗎？」

C同學：「…。」 

另有一位D同學又舉手發言：「我認為阿拉伯國家和中共不能比，中共比阿拉伯國家強多了，我們不能拿以阿戰爭來談我們的國防。」

我說：「好，那請問，我們的國防經費要多少才夠抵抗中共？百分之百夠嗎？」

D同學：「…。」

我說：「我們為還要為了這不到百分之二的國家總預算而長期違憲嗎？這些長期不能改選的老民意代表，所以堅決不改選，說是為了護衛憲法，然而我們長期遵守憲法了嗎？憲法是政府與人民的基本合約，政府可以違憲，那麼人民為什麼不能違法？」

D同學：「…。」

這樣一來一往，直到沒有同學發言為止。 

下完課後，一群同學圍住我，說：「老師，我們覺得你講的比教官客觀多了。」 

那時候已經宣佈解嚴了，然而校園的思想還沒有解嚴。 

如今形式上已經解嚴二十年了，然而我們似乎沒有更理性，我們的見解好像只有立場，沒有更多的思辨。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