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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2 23:34:11瀏覽438｜回應0｜推薦2 | |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結論之評述〉
四月八日上午到南海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參加《純純文創》主辦的〈二二八事件74週年受難者追思音樂會暨座談交流〉，之後順便購買《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於去（109）年2月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上、下册）。
上述《報告稿》係《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和《國史館》館長陳儀深主編，由陳儀深、許文堂、蘇瑤崇、吳俊瑩、林正惠、歐素瑛、劉恆姣、何義麟、薛化元、黎中光等學者專家執筆，分為五篇17章，加上〈導論〉和〈結論〉二篇。
昨晚抽空閲讀陳儀深和薛化元二人共同撰寫的〈結論〉篇，兹先就〈結論〉乙篇評述如次：
一、唯有遵行憲法，才有憲法正義；唯有事實真相，才是歷史正義，才能貫徹刑事正義、行政正義和補償正義：「憲法是國家之構成法，人民之保障書也」（孫逸仙）、「憲法為國家的基本法，指示政府結構如何建立，並規定主權運用路線與方式」（白維爾）、「憲法是一種根本大法，根據它以建立政府，以調和個人與社會之關係，憲法可以是成文的，由制憲者制定具體條文，它也可以是歷史的結晶，由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國會法，行政命令，判例，政治傳統及政治慣例所組成。」（瑞士憲法學權威-波果特 ）因此，憲法雖於必要時可加以修改，但是除非領土、主權或人民發生重大變化，則不宜「重新建構憲法」；唯有遵行憲法，才有「憲法正義」，也才是「憲法正義」！此外，唯有以不私不偏的公正態度，去釐清「真相與是非」，才是「歷史正義」，才能貫徹「刑事正義」（對涉案人士究責與懲罰）、「行政正義」（對加害者整肅清理）和「補償正義」（對受難者或其家屬發放補償金）。
二、歷史是因果循環不已的事實：有因必有果，其「果」必定變成「新因」，並結出「新果」；「新果」必又變成「更新的因」，再結出「更新的果」。釐清歷史真相確實非常不易；存有偏私不公成見，正如帶上有色眼鏡，絕對不能看清真相，不能釐清真相！二二八事件是因人民不滿政治現實，採取「武裝抗爭」而產生的「殺人放火」活動。之後，政府派兵來臺「綏靖清鄕」過程中，意外傷及無辜百姓，固然必須鄭重道歉和賠償，但是在「綏靖清鄕」和「武裝抗爭」過程中，軍警人員和「武裝抗爭」民眾的傷亡，確實很難避免，究竟誰是誰非，誰對誰錯，「法律」應該是據以辨別與判定之最佳和最客觀的準繩。
三、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共黨滲入政府機關、學校和報界，之後又藉機煽動並製造事端，確是不爭之事實：「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初，陳儀、柯遠芬、李翼中等台省黨政軍首長即認定事件的起因是奸匪策動」乙節中所稱「奸匪」乙語，以及後來所稱「奸黨」和「奸偽」二語，都只是對事件策動者或參與者之通稱或泛稱，並非專指「共黨分子」！縱然二二八事件不是「共黨策動」，但是對策動或參與之奸匪、奸黨或奸偽，都應該嚴加究責。因此，對奸匪、奸黨和奸偽等三詞，咬文嚼字加以追究，並無絲毫意義，而且對真相之釐清亦無助益。
四、「戰爭」是戰後經濟衰敗症候群的主要兇手：大戰末期，日本掏空台灣物資，並徵調台灣青年，支援侵略戰爭之前線，美軍轟炸台灣軍事設施和工廠，民眾逃避空襲，工農因而疏於生產和耕種；戰後日僑遣返，台灣嚴重缺乏技術和資金，工廠修復緩慢，生產不足，大批台灣同胞和軍人返鄉，更使失業問題益加嚴重，並觸發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和生活困苦等情形。其實，「戰爭」才是戰後經濟衰敗症後群現象的真兇，將生產不足、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和生活困難等情形，完全歸咎於長官公署官員貪污舞弊或財經政策錯誤，確實有失公正公平。不僅無知，更是惡意扭曲！
五、言論自由，絕對不可打折，但是「武裝抗爭」之違法行為，則非天地所能容：人民生活困苦，不滿施政，起而抗爭，仍應以理性態度，尋求解決之方。提出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加上十項要求，畢竟尚屬「言論自由」範疇，絕非政府派兵「綏靖清鄕」之正當理由，但是毆打無辜同胞及公務員（不分本省或外省），攻擊佔領公署、警察局和倉庫、攻打機場、軍事要塞和彈藥庫，以及搶奪軍警槍械等行為，都是嚴重違法，並已涉嫌叛亂，應該才是政府出兵的真正原因。尤其是，政府派兵來臺後，繼續「武裝抗爭」，不僅失去理智，更已嚴重觸犯法律。
六、「戰爭」是戰後經濟衰敗症候群的主要兇手：至稱「所謂文化差距只是背景因素，實乃經過『政治歧視』以及叢生之經社問題（治理失能）催化，文化差距才變成族群矛盾，同時與官民矛盾糾纏不清，這才是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乙節，姑且不論「政治歧視」、「經社問題」、「族群矛盾」或「官民矛盾」，是何等嚴重惡化，同是中華兒女，應該理性對話，尋求化解之道，不應該怒目相向，更不應該動用「干戈」！
七、「戰爭」是戰後經濟衰敗症候群的主要兇手：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是少數臺灣同胞發動「武裝抗爭」在先，政府迫於情勢派兵來臺「綏靖清鄉」於後。所稱：「由於蔣介石無視於監察委員丘念台建議的『依法嚴懲』，以及台省『處理委員會』主張的查辦陳儀，只看事後一片記功嘉奬，還將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升任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這種魯莽專斷的善後處置，埋下日後台灣人民長期反抗的種子」乙節，確實予人「倒置時間」和「扭曲事實」之憾，尤其是強調「這種魯莽專斷的善後處置，埋下日後台灣人民長期反抗的種子」乙語，更是匪夷所思！
八、當時在台兵力多寡，干係「綏靖清鄕」成敗：不論所稱「二二八當時在台兵力至少有1萬5千名以上，應無兵力不足問題」乙節是否屬實，政府增派兵力來臺，目的是為「綏靖清鄕」，掃蕩取締「武裝抗爭分子」，以恢復治安並維持秩序，絕非蓄意前來殺害無辜的臺灣同胞。因此，當時在台兵力是否「1萬5千名以上」，以及是否派兵來臺，都無對錯的問題。倘若當時沒有繼續「武裝抗爭」的分子，就不會有所謂的「1947年台灣發生的『三月屠殺』或是大規模的『鎮壓與反抗』事件〉，也不會有「遇害受難」情事的發生。何況所謂之「1947年台灣發生的『三月屠殺』或是大規模的『鎮壓與反抗』事件〉，都是政府當局被迫的回應，而非主動採行措施！
九、報社主管與新聞記者被捕或被殺，真相至今未明：「二二八發生之後有不少報社主管與新聞記者被捕或被殺，⋯⋯從而這些報社的主要負責人玊添灯、宋斐如、林茂生、艾璐生都告失蹤」，因當時若干共黨分子已滲入報界或社團（如宋斐如、蘇新、潘欽信、林日高、王萬得、區麗華、陳文彬、蔡孝乾、廖瑞發等），加上那時人權與法治觀念闕如，黨政派系林立，民間團體立場又各異，因此除了「戒嚴司令」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可能基於職責下令逮捕之外，其他情治單位（如臺灣省黨部調查室、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和國防部保密局）人員，亦有可能因爭功而出手；此外，共產黨是否趁機謀殺賈禍政府，抑或其他有心分子藉機製造混亂，皆難排除其可能！真相尚未明之前，妄加臆測指責，不僅不能釐清真相，反將使真相更加混濁。
十、逮捕者及被捕者下落尚且不明，誰能給交待：至稱：「國府帶走七人（吳鴻麒法官、王育霖檢察官以及林連宗、李瑞漢、李瑞峰、林桂端、湯德章）之後，未經審判即予加害，迄今未有任何交待」乙節，除了湯德章確經審判槍決外，其餘吳鴻麒法官、王育霖檢察官以及林連宗、李瑞漢、李瑞峰、林桂端等四位律師，究係哪一單位或何人下手逮捕，至今下手逮捕者及被捕者下落尚且不明，試問誰能給予「任何交待」？
十一、「戰爭」是戰後經濟衰敗症候群的主要兇手：基於事實需要，當時政府訂頒〈台灣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關於「二二八」事件自我表白日記須知〉、〈台灣省各省立中等以上學校「二二八」事件後訓導實施上應行注意事項〉和〈二二八事變各校參加暴動之學生懲戒標準〉等，以當時內外情勢，並較諸當前修正之「國安三法」，應尚無可厚非；何況，前述「須知」、「注意事項」和「懲戒標準」等法令，不僅是給予「自新」學生「改過機會」的根據，也是防範未然之參考辦法，對當年治安之維護確有莫大幫助。
十二、加強國語文、中國史地教學，乃至灌輸三民主義，實施軍事教育：戰後，臺灣回歸祖國，「加強國語文、中國史地教學，乃至灌輸三民主義，實施軍事教育」，乃是絕對必要，或是階段性必要之工作。不加強中國語文，不知中國史地，如何成為中國人？台灣只有語言，沒有文字，難道應該繼續教授日本語文或史地？難道應該改教歐美語文或史地？中華民國是「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身為中國人，怎能不知三民主義的內涵？再者，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退據台灣以來，一直遭受中共武力威脅，「實施軍事教育」，加強青年學生自衛智能，應是有利無害！
根據事件受難者家屬廖德雄先生受訪口述，二二八事件是當年《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一批所謂「政治野心家」發起的「遊行抗議」，而引發的一場「殺人放火」暴動。此外，從受難者臺灣政治建設協會理事廖進平先生之三子廖德雄君【註二】和郭琇琮醫師之夫人林至潔女士的口述【註三】，都可以證明當時部分台灣青年，確實企圖武裝推翻政府並已著手，並非只是「要求政治改革」而已。另從受難者前行政長官公署副教育廰長宋斐如之長子宋洪濤君，以及郭琇琮醫師之夫人林至潔女士的口述，也可以證明當年事件發生之前，共黨分子已滲入政府機關學校【註四】（按：宋斐如的三姨太區嚴華任職長官公署法制室，陳文彬擔任建國中學校長。），事件發生後又迅即趁機煽惑學生製造事端【註五】。綜合以上可知，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輪廓已漸臻清晰明朗，絕對不容繼續扭曲矇騙。此外，「綏靖清郷」期間和之後的戒嚴時期，確曾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並鑄成不少無辜案件，畢竟也帶給了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定。七十多年來，臺灣經歷中央和地方各項選舉、實施九年義務教育、解除戒嚴和報禁、修憲和總統直選、開放觀光和兩岸往來，以及本、外省人通婚交流等，省籍情結和族群矛盾早已消失無踪，最近二十年來的三次「政黨輪替」，就是最佳的說明。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和財團法人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二人，無視於上述事實，竟然重彈「族群矛盾」和「官民矛盾」等老調，企圖繼續製造省籍仇恨，藉以謀取個人或政黨利益，此作法正象徵「黔驢技窮」，「老狗變不出新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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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當時發兵來臺，不但確實有其必要，而且收到省黨部主委李翼中所言「臨之以威、綏之以德」及「駆散」與「鎮懾」等效果，由下鬣各節即可得到印證：
1、陳儀認為：「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
〈當3月13日晚上，整編21師的146旅部隊1到達新竹，436團進入臺中「暴民大部被驅散」，陳儀在這一天以工整小楷寫一封呈函給蔣介石，其中說到：「軍事當無問題請釋念。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61頁第行)
2、閩臺監察使楊亮功也認為那批憲兵之及時趕到臺北，「對於事變之免於擴大，實為一大關鍵。】
〈楊亮功與福州過來的兩營憲兵同船，3月7日下午5時上船，3月8日早晨7時抵達基隆港口，卻一直等到夜間10時才進港上岸，這批憲兵共六連，留一連在基隆，餘五連陸續開來臺北，陳儀才放心宣佈(第二次)戒嚴楊亮功認為這批憲兵之及時趕到臺北，「對於事變之免於擴大，實為一大關鍵」。〉(《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18頁第8行)
3、「遠在臺東的民眾接獲軍隊登陸基隆的消息，3月10日民軍方面的陸海隊、海南隊代表即主動到卑南鄕向『避難』中的縣長、議長輸誠，表示願接受政府指揮「設法監視奸黨份子。」
〈整編第21師部隊之陸續抵達對局勢影響很大，甚至不需要(如上述之)鎮壓，遠在臺東的民眾接獲軍隊登陸基隆的消息，3月10日民軍方面的陸海隊、海南隊代表即主動到卑南鄕向「避難」中的縣長、議長輸誠，表示願接受政府指揮「設法監視奸黨份子。」〉《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58頁第1行)
4、國防部長白崇禧「建議今各要塞篇制不應縮減，應該維持基隆、高雄兩要塞官兵各6,000人，馬公要塞3,800人云云，以增強臺省及各要塞力量。】
〈白崇禧所建議的五位「敍奬」名單之中，有3位是要塞司令，因為先前3月25日的呈蔣電文中他已說到，此次臺變鎮壓，得力於基隆丶高雄、馬公要塞司令之「處置適宜」；同時他建議今各要塞篇制不應縮減，應該維持基隆、高雄兩要塞官兵各6,000人，馬公要塞3,800人云云，以增強臺省及各要塞力量。〉《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40頁第12行)
5、「3月13日晚上，整編21師的146旅部隊1到達新竹，436團進入臺中『暴民大部被驅散』。」
〈當3月13日晚上，整編21師的146旅部隊1到達新竹，436團進入臺中「暴民大部被驅散」，陳儀在這一天以工整小楷寫一封呈函給蔣介石，其中說到：「軍事當無問題請䆁念。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61頁第行)
【註二】：廖德雄口述內容：
1、〈三月五日，以戰後歸來之臺灣籍日本兵為主的五千多個年輕人，聚集在太平國小，計劃以武裝推倒陳儀政府。此事的負責人，就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白成枝。最後決定取消武裝抗爭，第一、我們根本沒有武器，沒有軍糧，空手如何武裝起義？第二，蔣渭川反對，他說，我們已經和陳儀談妥條件，不需要武裝革命。⋯⋯因此，聚焦於太平國小的青年，三月六日解散。〉（《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八頁第6行）
2、〈當時我們學生隊都是主張武力應戰，海外歸來者和二七部隊也主張如此。我們擁有一些武器，不多，但是我們知道哪裡有武器，六張犂和圓山的海軍倉庫都有，而且看守的兵力很少，我們打算去搶，被父親等長輩阻止。〉（《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〇四頁第6行）
【註三】：郭琇琮太太林至潔口述：〈郭琇琮年紀輕，卻個性穩重，常說：「我們真可憐，都沒有發言權，這種情勢只有用很激烈的革命才能打破，改造不行，一定要革命才可以。」關於革命，他強調了好幾次。⋯⋯。我們去義診的時候，和當地（烏來）的原住民朋友談及國民黨的貪污惡質，而且用機槍掃射學生，死了很多人，這樣的政府一定要想辦法打倒。很多泰雅族朋友，都是剛剛從南洋回來的軍伕和志願兵，大家用日語交談，口氣都很勇猛，想要一起下山行動。可惜後來他們下山途中，被新店駐警攔阻。〉（《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一六頁第2行）
【註四】：宋斐如之長公子口述內容：
1、〈一九四七年三月，父親於二二八事件中被捕，一去不返。一九四九年，三媽區麗華因為幫助建國中學校長、《人民報導》主筆陳文彬全家離開臺灣，同年九月被捕，次年以「匪諜罪」槍斃。〉（《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三五頁第12行）
2、〈記得有一次和父親的司機閒談，劉司機說，陳儀找父親去談話，陳儀告訴我父親說：「給你兩條路走，第一，你繼續當你的教育處副處長，第二，你到報社去。」結果我父親回答說：「我教育處副處長不做了。」於是免職。《人民報導》慶祝一週年時，父親也去了。⋯⋯。因為辦報，常批評時政，得罪了陳儀、柯遠芬等人，二二八事件後，他們公報私仇。〉（《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三七頁第13行）
3、〈沒多久，陳文彬舉家逃往香港，聽說是三媽幫忙的，三媽從香港回來，就被抓了，⋯⋯。父親出事以後，香港的外公外婆來臺灣住，幫忙照顧家裏。⋯⋯，一九五〇年底，她自已也出事了，隔了幾個月，她因陳文彬案被槍決於馬場町。〉（《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四〇頁第9行）
4、〈父親曾在香港辦過報紙。戰後回臺灣，對臺灣人的不滿，很有同感，再加上那時大陸派來的軍隊不是正規軍，為非作歹，魚肉百姓，長期壓迫之後，臺灣人就反抗了。好巧不巧，緝菸事件發生在延平北路，那裏是流氓雜居之處，最容易惹是生非。〉（《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四五頁第3行）
【註五】：台灣大學醫學院學生郭琇琮的夫人林至潔女士口述內容：
1、〈二二八事件期間，郭琇琮和謝雪紅、蘇新等臺共人士沒有聯繫，因為他們年紀較長，軰份較高，郭琇琮也沒有和王添灯、陳逸松、林茂生等人密切往來，他們也都是前輩。郭琇琮只是單純的學生領袖，反對國民黨的統治。二二八事件之後，遇到廖瑞發，才是另一個開始。〉（《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二五頁第10行）
2、〈廖瑞發，新莊人，舊臺共分子，和林日高、王萬得、蘇新等人都是同志。二二八事件後，他輾轉聽到郭琇琮的事跡，自己找到我們士林家來。那天，他帶了一盒餅，說要找郭醫師談病情。我告訴他，郭醫師還沒有下班。他把餅盒放下來，騎著車子就走了。郭琇琮回家來，打開餅盒，看到一紅包，紅包裏面有二十萬元。，餅乾盒子後面寫著廖瑞發新莊的地址。郭琇琮連飯都不吃，立刻騎上腳踏車趕赴新莊，依著地址去找他，要把紅包退還。結果半夜兩點才回家。後來我在牢裏想及，廖瑞發他們知道郭琇琮是學生聯盟領袖，一定是那天晚上就開始拉攏他。如果沒有這個狀況，以後也不一樣了。七、八年前我訪查，在案發後第二年他（廖瑞發）就被槍斃了，罪名是領導新莊、二重埔、三重埔的工人反抗國民黨。〉（《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二五頁第13行）
3、〈和廖瑞發接觸後，郭琇琮開始積極在校園和街頭發展組織，可惜這些都是我以後讀別人的記載才知道的。⋯⋯。案發後才知道他們的組織裏有臺大學生、郵政、電信界的人。演出《白蛇傳》時，我略略感覺到，那些電信局和臺大的學生有點特別。⋯⋯。郭琇琮曾在《光明報》投稿，用的是筆名。但他是否和基隆中學事件有關，我並不清楚。《光明報》是機關報，他從來𣎴帶回家。其實他做的事很多，都沒有告訴我。〉（《這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二六頁第11行）
4、〈七、八年前，我開始想，可能蔡孝乾和廖瑞發等人，早就注意到郭琇琮。他們送了二十萬的紅包來，就是想試試看郭琇琮會不會收。他們初認識時，郭琇琮只知道廖瑞發曾經領導過工人運動，但是不清楚他們的組織，不過我認為他們倆一定已經有了某種共識。後來，經由廖瑞發，認識了蔡孝乾。〉（《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二七頁第5行）
5、〈戰爭期間蔡孝乾轉赴上海，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吳思漢畢業於京都大學，受過河上肇和西田幾多郎的影響，從朝鮮赴中國四川，寫過一篇〈尋找祖國千里也不遠〉，戰後回到臺灣，才開始反抗國民黨。李登輝當年也受吳思漢的影響。⋯⋯。一開始，郭琇琮只知道蔡孝乾是以前文化協會的人，不曉得他還有中共蘇維埃宣傳部長的身分。漸漸熟稔後，郭琇琮和其他幾個年輕人曾赴香港，與周恩來見面。⋯。他們在香港參加了中共的集會和訓練，但那時候，郭琇琮的想法，只是要推翻國民黨，而推翻國民黨，只有靠中共的力量。〉（《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二七頁第11行）
6、〈我們是1948年底結婚的。一九四九年春天，郭琇琮赴香港。⋯⋯。回來後，他才告訴我受訓的事，還說看了《白毛女》的話劇演出。又說反抗國民黨，要注意文化宣傳。由此事，也才有後來在中山堂演出《白蛇傳》故事。⋯⋯，整齣戲充滿了對國民黨惡質統治的批評。臺大學生和一些郵政局的人演出《白蛇傳》是郭琇琮第一次領導反對國民黨惡政的文化鬥爭。⋯⋯，自從我們相識以來，郭琇琮一直為這些價值在「革命」，不但嘴上說說，而且實際去做，連他兄弟都笑他像唐吉訶德。〉（《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二八頁第4行）
7、〈一九五〇年，基隆中學事件和《光明報》暴露，並刊登出郭琇琮的名字之後，我們夫妻開始「跑路」。那天晚上，憲兵來包圍我們家，父親和弟弟出面應付憲兵，⋯。我們夫妻倆從後門離開，此後八、九個月的時間，我們前往宜蘭三星、南方澳方向，後來又坐車到嘉義，準備前往阿里山基地。我父母都不知道我們兩人到底做了什麼事，只知道我們在「反抗國民黨」。⋯⋯。我們當時很積極，槍械都進來了，先後成立了四個基地，分別是南方澳、太平山、霧峰和阿里山的臺灣蓬萊聯盟。阿里山的原住民因為吳鳳的緣故，與國民黨有矛盾。至於角板山、鹿窟和霧峰等地，我猜想可能是張志中領導的。蔡孝亁來來去去。太平山是郭琇琮領導的，南方澳的武器也是他弄進來的。因為我有一位叫小林的日本老師，在琉球當市長，他可以拿到美軍的武器。那些美軍武器確實進來臺灣，四處的游擊隊都能武裝反抗。臺灣青年是真的開始訓練，打算和國民黨幹起來。⋯⋯。整體來說，參加武裝反抗的人，大多是臺灣青年，以福佬人為主，部分桃竹苗的客家人也參加，再加上阿里山的鄒族和角板山的泰雅族，烏來的原住民還沒有正式成立。還有一位姓黎的外省人，在角板山一帶的客家莊活動。客家人的活動集中在新竹苗栗，後來那一帶很多人I一槍斃，被判重之後，目前服完刑期還健在的，也有不少人，都七、八十歲了。我們心裏想的，就是先翻倒國民黨再打算，至於怎麼改造臺灣政治環境，都還不曾想到。我們只覺得，共產黨可以作為打倒國民黨的靠山。〉（《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三〇頁第7行）
8、〈「跑路」嘉義時，我就發現，出門買菜時都有人跟蹤，甚至更早，我們一路走一路工作，從宜蘭到嘉義之間都是這樣，隱隱覺得有人跟蹤。⋯⋯。一九五O年五月二日，在他家（姓徐兩兄弟家），我們天妻兩人同時被抓。我們更夜被押往臺北，關在如今寶慶路遠東百貨公司後面，日治時代的憲兵樓國民黨保密局的「南所」。⋯⋯。我在「南所」兩個多月，接下來是開庭，開庭後搬到辜顏碧霞的高砂鐵工廠，…⋯。判決決後，我被送到東門附近的臺北監獄，再移到新竹監獄，後來又送回保密局。他們以為我還知道很多事情，沒有完全招供。其實不然，當時都是單缐聯絡，我什麼都不知道。反而因為這裏關兩個月，那裏關兩個月，在牢裏認識了很多人，知道了很多事。〉（《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三一頁第15行至第一三三頁第7行）
9、〈當時臺共的四個頭頭都被關。一個姓洪，一個姓黎，一個蔡孝乾，三個頭頭都跟國民黨合作，只有張志中不肯投降，他很有擔當，從來不抱怨，從來不牽連別人，後來夫妻兩人都被槍斃。⋯⋯。其他姓洪的、姓黎的和蔡孝乾三人「牽」出很多人，自己反而都沒有關多久，就放出來。蔡孝乾還去向楊逵說，他不是故意出賣大家的。但楊逵不理他。〉（《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三三頁第8行）
10、〈等我聽到自己的判決，十年有期徒刑，才確定命撿回來了。⋯⋯。郭琇琮被槍決那天，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當天一共十四個人被槍斃，包括許強和吳思漢。〉（《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三四頁第7行）
11、〈鹿窟游擊隊、南方澳游擊隊，和阿里山游擊隊被破獲後，很多臺灣學生被捕坐牢時還戴上二十分斤的腳鐐，郭琇琮也是這樣。〉（《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三四頁第1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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