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台灣還在為世界棒球經典賽沸騰之際，媒體上出現了另一則同樣讓台灣社會感動與驕傲的新聞。根據報導指出，經由罕見疾病基金會創辦人的證實，當年不幸罹患罕見「腎上腺腦白質退化症」的張氏三兄弟，在赴美就醫返台之後，張家已低調的將所有募集的剩餘善款都捐給了罕見疾病基金會，包括赴美前捐給台大醫院做為罕見疾病家庭急難救助之用的三千多萬元，總計捐出了約七千萬元。

　被稱為「台版羅倫佐」的張家在兩年前將民眾踴躍捐輸的愛心餘款，自律且毫無保留的回饋社會，不僅立下了良善的典範，同時也讓民眾對於張家善款流向的種種質疑獲得進一步的解答。過去擺盪在父母害怕失去子女的恐懼，以及社會大眾要求財務公開、透明之間的拉扯，相信對於張家和整個社會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惟令人感動的是，儘管家中仍有兩個病人需要照顧，張家還是選擇在次子過世後默默的將餘款全部捐出，不但化解了親情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兩難，同時也讓台灣社會上了一堂寶貴的課。

　過去政府為了將民間勸募活動法制化，避免資源因傳播效應、行銷策略等而過度集中，或甚至衍生出財務不透明等爭議。因此，立法院在「台版羅倫佐」張家募款的隔年就已通過《公益勸募條例》，禁止任何個人性的公益勸募活動。基本上，政府的立意是希望藉由非營利組織做為募款的平台及擔任資源分配角色，以彌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並透過非營利組織的介入與專業評估，讓募款資源能更公平、合理的配置給需要的人，進而減少募、捐關係中供給與需求的落差。

　然而，在《公益勸募條例》實施之後，隨著非營利組織的不斷增加，各種募款活動也愈來愈頻繁，縱使展現了社會的多元性與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但由於勸募的資源有限，各非營利組織間所分配到的資源也愈不平均，甚至較為弱勢的非營利組織還有賴政府的介入才能維持基本運作。因此，非營利機構如何在募款後維持其獨立性、遂行其組織目標，並能存續下去，就成為政府、非營利組織及捐款人三方必須共同正視的重要議題。

　另一個重要議題是關於非營利組織的責信度（accountability），包括募款財務的透明度等，而這也是捐款者對任一組織最主要的評估標準。當責信度愈高，就愈有利於非營利組織對人力與財力的募集；而非營利組織要提升其責信度，除了仰賴外在的他律約束力外（例如政府相關法令與監督機制），也必須具備內在可被信任的自律機制。因此，一旦非營利組織的責信度偏低，不僅有損組織的競爭力，同時也會影響到未來勸募的績效。

　再者，即使我國已完成了《公益勸募條例》的立法，而若干公益團體也自發性的加入自律聯盟，但仍有學者指出，我國非營利組織的責信度、透明度還有待提升。換言之，就連非營利組織的勸募都很難取得所有捐款人的完全信任，更遑論張家式的個人性募捐。因此，儘管「台版羅倫佐」張家當初透過媒體募款時，並未受限於《公益勸募條例》的相關規定，但張家最後還是選擇低調的將所有剩餘善款都捐贈出去，顯然大眾輿論對於善款的流向發揮了實際監督的力量，而張家的無私與自律精神，也確實值得台灣社會引以為傲。

　最後，雖然我國已經禁止任何個人性的公益勸募活動，然而在《公益勸募條例》施行之後，仍有許多令非營利組織窒礙難行之處。特別是關於非營利組織責信度不足的問題，不僅捐款人的權益無法受到應有的保障，更由於透明度不夠，也間接影響非營利組織的募款成效。而除了非營利組織自我強化內控與自律外，政府或許可透過修法、加強管理等措施積極予以協助，尤其是對於一些競爭力較薄弱的非營利組織，政府亦可在尊重其獨立性的前提下，儘量協助爭取較多的資源；又或者是透過新機制的設計，讓各組織間勸募資源的配置落差逐漸縮小，如此才能落實《公益勸募條例》當初立法的真正精神與意涵。

偏鄉牛校長 助弱勢逆轉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