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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初，兩岸服貿爭議陡生，綠營排斥固不在話下，哪知反彈最激烈的，在出版界以郝明義為首，在藝文界則紙風車劇團、屏風表演班、牯嶺街小劇場等期期以為不可，理由不外質疑台灣市場規模太小，投資劇場等文創不可能獲利，如此大陸還有人出資，除非腦袋有問題，動機與目的不問自明。因此痛批：

「大陸民間劇院，背後都有政府資金與管控機制。真來台灣，情況難以預測。若讓陸資經營台灣劇院，那軟體是否給了人？且大陸擅於控制文化，是否台灣的腦子也會被控制？」

自此，動機論、陰謀論甚囂塵上，把個「賣台論」這頂大帽子猛往馬英九頭上扣。

然則眾所周知李國修在世時，屏風曾數度赴大陸演出，不僅從未耳聞大陸官方打壓，亦且深受上海、北京觀眾熱烈歡迎。與之相較，在兩岸文化交流上，我們這幫知識分子豈非抱持「只問台灣輸出，不准大陸輸入」的本位主義心態？

果然如此，倘以全球化的經濟合作而言，則台灣文化界和藝文界，委實仍然存有「鎖國」的怯懦和逃避思惟──因害怕挑戰而一味迴避，恐陽光炙熱而寧可躲在黑暗中，自我滿足於醬缸內的陰涼。

可悲的是，這種文化認知上的醬缸心態，多年來普遍瀰漫社會各角落，「恐共畏共」固其意識形態，以此衍生的岐視言行，實際出自台灣當代知識分子的毫無自信心，非但不深思本土的真實意義，更昧於全球文化潮流的一日千里。

以是即便面對兩岸服貿這種非做不可，今天不做明日必然後悔的經濟、文化議題，都會搞成為反對而反對的地步，在得失之間舉步唯艱，導致浪費許多寶貴時間與國家資源之外，更讓台灣在日益蓬勃的軟實力競爭中掉隊。

舉例言之，今年是智利小說家羅貝托‧波拉尼奧逝世十周年，歐美社會無不蔚為盛事。西班牙「巴塞隆那當代藝術中心」，甚至舉辦為期3個月的「波拉尼奧文獻展」，推崇這位繼馬奎斯之後，拉美當代最偉大作家對世界文壇的貢獻。但在台灣出版界和文化界，何嘗聽過過這位浪跡一生而孤寂寫作，自嘆「死後享盛名」的「智利曹雪芹」？

必須該自問，何以在台灣讀不到波拉尼奧的《荒野偵探》、《2666》、《地球上的最後夜晚》以及《護身符》等正體字譯本？事實是，台灣掉隊掉得很嚴重。反觀這一龐大翻譯工程，大陸四年前已陸續推動，每書推出即告轟動，鼓盪起沛然莫之能禦的「波拉尼奧熱」。

但這種針對國際當代文學大師而發的閱讀運動，又不止於波拉尼奧。比如馬奎斯，台灣兀自迷戀《百年孤寂》，勉強涉及《愛在瘟疫蔓延時》或者《迷宮中的將軍》，彷彿這位大文豪一輩子只寫了三部作品。實則他的《枯枝敗葉》、《惡時辰》、《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案》、《我不是來演講的》等諸書，此地絕不可能付梓，幸虧對岸南海出版社逐一翻譯全集，方使中文讀者有機會探觸「爆炸文學大師」的魔幻技藝與襟懷。 

務實而論，這僅是大陸拓展世界文化工程藍圖之一角，論其宏觀視野又不以文學為限，例如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的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在台北書店也不可能買得到，而英國物理學家約翰‧D‧巴羅的《宇宙之書：從托勒密、愛因斯坦到多重宇宙》，出版商一樣興趣缺缺。

由此說明當台灣各界一味耽溺於本土化，愚癡程度實不下於鴕鳥，活在原鄉幻夢中，卻讓民眾喪失現代不可或缺的國際觀。

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少見有學者，或敢於抗衡「政治正確逆流」的知識分子，出面痛斥這種美其名為「愛台灣」的醬缸文化，反映彼等甘受被馴化和體制化之醜陋面貌，恰好呼應大詩人波赫士在1974年回顧與反思阿根廷命運與處境時所作斷言：「在純屬想像的本土文化尋找自己的傳統，既不可能更非常荒謬。」

倘謂「知識即權力」，誰擁有知識之鑰，誰就擁有競爭優勢，則我們必須反思是否應該去除醬缸封蓋，視兩岸服貿協議為橋樑，在經濟和文化上接軌全球，讓社會擺脫窒息多年的「本土化緊箍咒」，暢吸一大口新鮮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