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曾經寫過文章為台灣作家駱以軍抱不平，支持他有寫作時吸菸的權利，不能讓他背著包包，滿台北市跑卻找不到一家擁有抽菸空間的咖啡廳或餐廳。

我的看法是，絕不容許董氏基金會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公益團體，任意壓制、剝奪吸菸者享有空間自由的憲法權利。果然讓這批偽善者輕易得逞了，總有一天他們更會立法管制我們的思想自由，這才是真正的白色恐怖。

然則，讓我想不到的是，身為小說書寫者的駱以軍，竟然也在5月28日參與了所謂「藝文界」的反核行動。

這60個人的抗議行動是這樣的，由媒體封為「電影導演」的柯一正帶頭，用變裝的方式跑到交通繁忙凱道上去，齊聲高喊五次：

「我是人，我反核！」

喊完後，立刻快閃，跑給交通警察追。

好笑的是，警方不追，當場拍照存證後，以事涉公共危險罪為由，發函給柯一正等滋事群眾，請他們到台北市警察局說明。

老實講，這種事情倘若發生在美國白宮前，台灣這批「藝文界」可別想全身而退，當地的警方老早警棍齊揮，打得他們屁滾尿流了。不是？

更好笑的是，咱們偉大的吳念真導演〈導過兩部大爛片〉，居然把警方取締危害交通的合法行為，牽拖給馬英九，怒聲嗆道：「這個政府沒幽默感，下一回我要辦上一場更大一點的說明會，請警察來取締。」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我這個人素來沒學問，實在聽不懂吳念真的「幽默感」是什麼含意。莫非台北市警方只能眼睜睜看著，這60人在凱道上呼嘯來去，再鼓掌叫好，才叫作有「幽默感」？

我看，不如這樣吧，吳念真既然放話要來上一場更大的抗議活動，也不用辦「說明會」了，膽子太小了嘛，不是？要玩大就玩大一點，自己先簽下〈切結書〉：

「凡參加者同意在凱道上快閃時，被車輛撞個正著，自身不但承擔死亡或受傷後果，也必須負起賠償對方身體、交通工具的損害責任。」

吳念真，帶種一點，既然要玩民粹嘛，就要這樣玩，幹嘛如此小家子氣，讓人看扁？

諸位看懂了沒有，這就是台灣這批「藝文界」最無恥、最幼稚和最莫名其妙的地方。

說實在的，我真的很沒學問，也實在不知道台灣的「藝文界」究竟有多大。光只這60人就是「藝文界」嗎？那也太悽悽慘慘戚戚了吧，我還以為台灣的「藝文界」少說也有幾百萬人呢。吳大導演，我這樣講，幽不幽默？

但可笑的，還不在於此，而是這60個自詡高人一等、高居法律之上的導演、作家、敢情也有不少本土詩人，所喊的那一句口號。

「我是人，我反核！」

咦，放眼全台灣，有誰敢不承認他們不是人的？他們一個個不都是長著人模人樣的，還懂得如何變裝呢，不是？

所以，為了滿足吳念真所謂「幽默感」的必要和充分條件，我們必須很嚴肅的，不得不認同他們暗藏在內心中的看法，正因為他們是不守法的畜牲，又害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畜牲，才必須上凱道爭取他們的權利，向台灣社會嗆聲：

「我是人！」

這在修辭學上，謂之「反面的、惡意的吸引別人注意」。請注意，我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請參見安伯托‧艾可交由「皇冠」印行的中文繁體字譯本，《倒退的年代》第83頁〈野狼和羔羊──貪贓枉法者的修辭術〉一文。

別人不知道，沒關係，柯一正不知道也不打緊，但要是駱以軍或吳念真沒讀過，那就太遜、太不長進了，不要以為艾可只會寫小說，他可是非常關心政治和文化發展的當代哲學大師啊。

講反核嘛，就一定要高調宣稱自己是「人」不可？你們這批「藝文界」是不是「創作無能」、「思想無感」了，只好以「我行動，故我存在」來向大家表態？會不會太沒文化了一點？

當知談創作搞行動，「創意」是必要條件，「人數」是充分條件，可這批自稱藝文界的居然上凱道玩快閃，是哪門子的創意？

從口號到行動，不要說是抄襲1980年代的歐美民眾了，還可一路追溯到3000多年前古希臘時代的犬儒主義者，不但一輩子只吃素食，還經常在雅典鬧市快閃、裸奔。這都是立過案，可供稽查的，台灣的藝文界比得上嗎，丟不丟人？

吳念真、柯一正，少來這一套，反核反到越活越回頭，不叫「幽默」，是丟盡台灣人臉面的沒出息。懂嗎？

至於駱以軍，果真追求反核、反體制的理想，乾脆這樣吧，以後寫小說時，請點蠟燭，抽菸也甭用打火機了，鑽木取火吧。

難怪幾年前，駱以軍的好朋友唐諾屢屢大嘆「台北人，沒故事可寫」。當然沒故事，怎麼可能有？這不，台灣的「藝文界」不都忙著向全世界強調「我是人」，落魄到只剩下「我反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