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路上》不但在國內獲獎，更榮獲東京國際動畫節最佳長片獎（大賞）等多項國際獎項，可謂台灣之光，但在台灣民間不但正反兩面爭議不斷，票房也未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它的內容主旨和藝術表現終究有甚麼問題，以致不能和同是政治片的韓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以及同為揭發台灣政治醜陋面的《血觀音》獲得國內普遍的共識與好評？

本片藉由女主角小琪的成長、求學、至美、結婚、離婚到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意識覺醒，來涵蓋台灣從1975年蔣介石去世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期間，專制時代下政治、經濟、社會的重大事件與環境氛圍。編導宋欣穎是站在擁護後現代議題的立場展演，在族群方面，小琪的阿嬤是阿美族人、同學都是新莊這樣一個非都會也非偏鄉的底層勞工階級、還有一位中美混血兒女同學莊貝蒂（她的媽媽是酒家女、育養她的姑姑是檳榔熟女西施），所以故事背景是多元族群與底層階級，而統治階級則是透過學校和警察進行思想教育和箝制的威權獨裁者。

在女性意識方面，小琪從單純的孩童漸漸有了自我意識、政治判斷和女性覺醒是本片的主軸，在本片中有三位獨力撫養小孩的單身女性，除了因為與洋丈夫理念不同而堅持離婚的小琪外，還有莊貝蒂的媽媽，她與一位美軍暗結珠胎後大兵便不知去向，這在美軍駐台期間並非罕見。莊貝蒂最後也與富商產生無法修成正果的戀情，獨自撫養一對雙胞胎，從小因為沒有媽媽保護而懦弱愛哭的貝蒂，後來反而成為三位中最能堅強開朗面對單親生活的女性（這或許與她本身就是來自單親家庭的背景有關）。

這樣充滿女性與後殖民議題的作品，向來在國際競賽中受到歡迎（尤其是亞、非國家的作品），在台灣如果不涉及族群議題，這些概念也可以成立，但當涉及族群議題時，這些概念則變成對立。本片在戲院上演時，網路上正反兩派的互槓也同步上演，支持的一方立刻奔相走告這是一部難得的「覺醒電影」，反對的一方立即以「政治不正確」、「左獨」來打槍，最後，這樣掀起的論戰浪濤並沒有造成口碑行銷效應，原因在於，台灣的政治意識是二元分裂的，而近半的「中間選民」則是冷感，1987年解嚴至今三十年來，老百姓不只在電視上，甚至在生活上每天都看到這樣的論戰、肢體戰、街頭戰，說不冷感也難。因此，本片如果可視為一個政治風向球的話，票房不佳並不完全代表國民持反對立場，而是政治意識二元分裂和冷感。

至於女性主義引發的爭議較小（應該說是較沒引起注意），但小琪的躁鬱卻是一個話題，自從她的女性意識覺醒後，她就一直不快樂，在家裡不快樂，去上班不快樂，在台灣不快樂，去美國也不快樂，跟老公在一起不快樂，跟親戚在一起也不快樂，就只有幻想著和死去的阿嬤交談時才會鬆脫，因為這樣的情境已經成為她逃避現實的避風港。當她為人斯文、善解人意的洋老公很有誠意的從美國跑來台灣探望她，並且誠心的表示可以慎重考慮有孩子，期盼兩人可以共同努力改善婚姻關係時，她卻刻意隱瞞已經懷孕的事實，堅持和老公離婚，成為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該思想認為，無論任何理由，女性走入婚姻、擔任主婦就是錯的，同時片中也以貝蒂單身但滿足的經驗來驗證，為母則強，女性並不需要男性就能給孩子幸福，這和台灣早期的女性主義平權主張頗有不同（註一）。

再來談本片的藝術表現。本片一直有個意念在迴繞：從後殖民中覺醒，回歸母土，並回歸平凡、回歸童年無憂無慮的生活。因此，本片採用台語發音、走台式草根風格，選擇樸實到近乎樸拙（有時連說話跟嘴型都對不太起來）的兒童畫風來呈現。這是主旨與形式的相襯（表現的形式方式更能彰顯主旨的精神），但卻面臨幾個問題，首先是已經習慣迪士尼（Disney）、日本動漫豪華精緻畫風的台灣觀眾，似乎無法體會導演的本土藝術思慮，而小琪一口流利漂亮、充滿戲劇表情的北京話貫穿全場，不但破壞了原本全片的台式設定而顯得突兀，更令片中小琪的鄉土造型與說話方式無法連結，產生嚴重的違和感。最重要的是，本片的敘事有些許複雜，多處使用倒敘、插敘、跳接，還有一些幻想、象徵（有人說本片是魔幻寫實跟意識流，顯然都不是），因而被專家認為有足夠的表現性，但這樣的樸實（拙）畫風不走平實反走複雜敘事，路線有顯然的矛盾。

本片雖是覺醒電影，但因為強調平凡的幸福，所以採用淡筆的方式來呈現對議題的控訴，對於重大社會和政治事件也都輕輕帶過，但反而因此充滿隱喻性。小琪在繞了一圈之後懷著孩子回到原生家庭，在父母的歡喜接納下展開新的生命歷程，表面上是女性經歷一番過程後回歸原生家庭，象徵上則是後殖民經歷一番過程後回到原鄉，家庭和原鄉才是最溫暖安全的根本。女性和後殖民在經歷一番波折和奮鬥後，終究要走到哪裡？變成新崛起的霸權？變成他們當初要打倒的威權？都不是，片中所謂的回到平凡的幸福、回到童年的無憂無慮，象徵的就是單純、和諧、相愛與歡喜心，不再相互爭鋒鬥爭，這也是幸福路上的歸宿。

最後要談的是本片的行銷策略，海報文案：「小時候我們都希望成為閃亮亮的大人，長大後，卻只要平凡的幸福。」劇情簡介也環繞在小琪追求幸福的過程與回歸，儼然是一部講小確幸的勵志電影，但這明確與主旨不符，現場有一半觀眾是家長帶著小朋友前來，途中陸續有人離席，我聽到他們罵了一句：「幹，這不是卡通，是政治電影啊！」而小朋友則看得霧煞煞。片商不敢明講這就是意識覺醒電影？他們早就料到即將面臨的意識形態問題爭論？海報文案與內容主旨不相符，長久以來都是個問題（註二），但這次顯然走經的有點嚴重！

在一個意識形態高度分歧的國度，無法拍出一部人人都滿意的作品，但本片編導站上時代的潮流，以看似有趣、柔性的劇情去包含爭議的議題，將對立儘量降低，並盼望過往的紛擾從今可以轉為幸福，這個用心獲得國內外評審的肯定，也期待國內觀眾領略。

註一：台灣早期女性主義書寫且拍成電影的有李昂的《殺夫》、廖輝英的《油麻菜籽》、《今夜微雨》。李昂作品屬純文學，廖輝英則偏向通俗和商業化。

註二：2018年義大利片《給自己的情書》（Where Ive Never Live）台灣版文案：「戴著婚戒　寫下從沒寄出的愛情。」但結局時女主角有塞了一短信給男主角表明心聲，並非如文案所言，而片名也譯的與劇情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