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5 09:35:34】
『……金正恩多次的目無尊長……』
哈，
~~~^_^~~~
~~~編輯中~~~

【04/15 13:13】
總覺得某人的聲音沒變，
哈哈，
但是，
外表變了很多。

【04/14 13:39】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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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浩蕩兩千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第14章》

〈P.295〉十六世紀的嘉靖年間，無錫人鄒望是一位全國聞名的鉅賈，他擁有三十萬畝田地，記錄錢財的會計簿竟有六百本之多，糧倉裡的米榖以百萬計，家中的珠寶多到數不勝數，連床鋪下面都是裝錢的櫃子。

有關鄒望的名字，出現在兩本明清筆記中：

一是在花村看行侍者撰寫的《花村談往》中，講了一則鄒望與一位退休尚書鬥法的故事，情節頗為生動。

有一年，鄒望跟同鄉的大官──退休尚書顧榮僖因事發生訴訟，鄒望下令無錫城內外十里之中的所有商鋪全數關門歇業，以至於堂堂顧尚書在家裡竟無法買到魚肉下飯。

顧榮僖有一枚非常喜歡的玉質圖章，日夜繫在腰間，從來不曾摘下。一日，他想要給無錫當地官員寫信，取出圖章，居然變成了一塊瓦礫，大驚之下，不敢告訴別人。第二天早晨起來，向腰間一摸，圖章赫然又在了，取出一看，外面包了一張棉紙，上面寫了「鄒望封」三個字。顧榮僖大駭，驚呼說：

「這樣弄下去，我的腦袋可能丟掉了。」於是馬上與鄒望講和

〈P.296〉鄒望這個名字，另外一次出現是在王世貞的《國朝叢記》，在那段筆記中，他被列入全國十七位大富豪的名單，王世貞的記載如下：

1560年前後〈三條魚：明世宗嘉靖朝1522年到1567年〉，權臣嚴嵩之子嚴世蕃夜宴賓客，席間突然興致大發，評點天下富豪，他屈指細數，共列出十七位「首等富豪」，這相當是一張「嘉靖富豪榜」。

據嚴世蕃的計算，他自己積累的家產超過百萬兩白銀，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標準是家產五十萬兩白銀，其中包括蜀王、黔公、貴州土司安宣慰、太監黃忠、黃錦，以及成公、魏公、都督陸炳，還有京師一位叫張二的錦衣衛官員、他是太監黃永的侄子。

除了這些人以外，還包括三個晉商、兩個徽商，以及無錫的兩個商人，其中，鄒望的財產將近一百萬兩白銀、安國則超過五十萬兩白銀，他的財富也都來自土地──「以居積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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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2〉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個很特別的皇帝，治國策略只有兩個字，一是「儉」，二是「嚴」。

所謂儉，他痛恨商人，視之如國賊，曾下令「如果有不從事農耕、而專門做買賣生意的，全部看成遊民，統統抓起來。」就在當上皇帝的洪武初年，他頒布法令，規定商賈之家不許穿戴綢紗，民間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過三間、五個間架，不准用彩繪的斗拱。〈原註：《明太祖實錄》：『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明太祖詔：『商賈之家止穿絹布。』《明史‧輿服志》『庶民廬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過三間、五架，不許用斗拱、飾彩色。』〉

所謂嚴，就是實行了很嚴酷的法律……。

〈P.297〉一個最具諷刺性的事實：歷代治吏以明朝最為嚴酷──《明律》明確規定四品以上的官員禁止經商，貪污六十兩白銀就要扒皮示眾。可是，歷代官員經商之盛、家財之富，又以明代為最。弘治年間〈西元1488~1505年〉，皇室宗族、功勳之家已紛紛插手經商，到了嘉靖以後〈西元1521~1567年〉，此風終不可遏。

據吳晗的考證：

「從親王到勳爵、官僚士大夫都經營商業，而且官愈大、做的買賣愈多愈大，十六世紀中期的這種現象，是過去所沒有的。」

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認為：

「帝國模式特別容易發生官商經濟，因為國家太大了、無法監督，〈三條魚：原文『因為無法監督、太大了，』不可解，略做修改。〉隨便弄一點就是大數目，……統觀歷朝貪污史錄，愈是接近近代，貪汙現象愈普遍、貪汙技巧愈周密，與懲治貪污的刑典寬嚴似無重大的關係。明代立法最嚴，但明代貪汙實較任何前朝為烈。」

與吳晗和王亞南的觀點幾乎相同，王毅在《中國皇權制度研究》一書中也說：

「權貴工商業形態雖然是漢代以後兩千年間始終沿襲不替的傳統，但是它竟然發展到如十六世紀前後這種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卻是前代的制度環境下所難以實現的。」

到底怎樣的景象才算得上「烈火烹油」？試以史料證之。

首先是自首輔以下的大小官員蜂擁經商，蔚然成風，其手段無非三種：

(1)利用職權，形成壟斷專賣；

(2)欺壓民間，賤買貴賣；

(3)大肆走私，獲取暴利。

《明史‧外戚傳》記載，弘治年間，外戚經營私利，周彧與壽寧侯張鶴齡聚眾相鬥，「都下震駭」，尚書屠漦與九卿聯名上疏〈三條魚：“漦”，音同“釐”，涎沫〉，陳述當時貴戚開店經商的巨大規模和橫行無道：「功勳、外戚們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訓，放縱家人在鬧市經商，侵奪商賈利益，京城內外，到處可見。」

他們懇請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勳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經營活動，有擾亂商賈、侵奪民間利益的，交給有關司法部門懲治。」

〈原註：《明史‧外戚傳》：『勳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賈，都城內外，所在有之……凡在店肆，悉皆停止……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

〈P.298〉嘉靖年間的翊國公、太師郭勳在京城開了一千多間店舍，規模非常驚人，他的商隊外出經商時，都高懸「翊國公」的金字招牌，招搖過市、無人敢管；而且他的叔叔郭憲又同時掌管東廠、「肆虐無辜」，成了京城商業的一霸。

嘉靖、萬曆年間多位首輔大臣，如嚴嵩、徐階、張居正、張四維等人都因經商而成一時之富：嚴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當地一府四縣的田地，嚴家獨占了七成，而且嚴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則是貧瘠地，嚴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稅收，平民則賦稅沉重。〈原註：《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二十九：『今袁州一府四縣之田，七在嚴而三在民，在嚴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嚴則概戶優免、在民則獨累不勝。』〉

〈三條魚：關於權貴的橫行不法、特權階級的逃稅，參見2-11、2-12、2-16、2-18。〉

徐階在北京主理朝政，在家鄉華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經商，擁有二十多萬畝良田，佃戶不下萬人，還開了一間大的織場，養了很多織布女工，每年生產大量織物，在市場上進行交易。

張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輔，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名相，推行「一條鞭」法，對土地制度進行大膽的改革，史稱「張居政變法」。在家庭理財上，張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斂財高手，他喜歡享樂、日常生活奢靡，頗有管仲遺風。他去世以後，萬曆查抄張家，得黃金一萬多兩、白銀十餘萬兩，也是頗為富足的。

〈三條魚：作者吳曉波先生明顯對「張居政變法」有些不認同，『萬曆查抄張家，……也是頗為富足的。』十餘萬兩已經算是很少的吧。基本上，萬曆查抄死後的張居正是一齣大鬧劇，後來萬曆皇帝為了太子的繼承人選，和朝臣鬧彆扭、怠工了幾十年，查抄張居正這齣鬧劇可能要擔負極大的責任。這個部分與三條魚對崇禎皇帝的討論沒有直接的關聯，在此略做交代，後續不再討論，請自行參考相關書籍，例如黃仁宇先生的名著《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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