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5 14:26】
無聊透了的三條魚，
完稿。

【04/15 14:30 補充】
『男耕女織的詛咒：均貧滅富的小農經濟』，
你會想到甚麼？
算了，
三條魚很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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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浩蕩兩千年：一本書讀透中國政商關係‧第14章》

〈P.256〉對於一個專制型政權而言，影響「穩定」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患，一是內憂。控制前者最可行的辦法是杜絕對外的一切交流，與各國老死不相往來；實現後者的辦法，則是讓人民滿足其溫飽，而民間財富維持在均貧的水準上。

明代治國分別找到了兩個辦法，那就是對外實施閉關鎖國的「大陸孤立主義」；對內追求男耕女織的平鋪型社會模式。

〈P.262〉……對內政策上，明代統治者嚮往和追求的境界是男耕女織。

〈P.262〉朱元璋平生讀書無多，最喜歡《道德經》，尤其關於「小國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個完美的帝國應該是無貧無富、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男力耕於外，女力織於內，遂至家給人足」，……為了建設這個人間桃花源，朱元璋剪滅了天下豪族，然後在「耕」和「織」兩個產業上進行重大的變革：他進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階層被消滅，形成了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農耕經濟。據戶部的報告，1397年全國有田七百畝以上的只有一萬四三四一戶。〈三條魚：參見3-1、2-27、2-26、2-24、2-19、2-14。〉

〈P.263〉同時，朱元璋大力推廣種棉技術。

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棉是一種外來植物，原產於印度，漢字中第一次出現在南朝的《宋書》；宋末元初，它已經在南方地區得到一定面積的普及。元代元貞年間〈西元1295~1296年〉，松江府烏泥涇〈今上海華涇鎮〉的婦女黃道婆在海南學到了一種新的紡織技術，回到家鄉教人製棉，改革研製出一套趕、彈、紡、織的工具──去籽攪車、彈棉椎弓、三錠腳踏紡紗車等，使得棉紡織技術得到重大的突破。

朱元璋建國以後大力推廣棉花種植，他下令，農民有田五至十畝的，俱令種桑、麻、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處罰。

這些政策的推行，不僅使荒廢的土地盡量被利用，糧食產量大增，也為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明史‧食貨志》記載，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全國共有田地八百五十萬頃，比元末增長了四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

〈P.264〉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中國人以絲綢和麻布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製造業。據吳承明的研究，明清兩代的中國每年生產約六億匹棉布，商品價值近一億兩白銀，其中52.8%是以商品形式在市場出售，總產量是英國在工業革命早期的六倍。黃道婆的家鄉松江是棉布生產最集中的地區，……

明代的這場「棉花革命」，就像先前的「水稻革命」，再次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正如現代經濟學理論所提示的那樣，只有當單位投入的產出增加時，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和人均收入才會持續增長。

很顯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這一定律。……

明代棉紡織業的發展如果放在全球經濟史中進行觀察，將看到一個頗可參照的現象：歐洲的工業革命其實也是以紡織業為啟動點，最終引爆了機械技術的革命性創新，同時帶來社會組織的顛覆性變化、誕生了資本主義，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方向。至此，所有讀者都會產生一個重大的疑問：

為什麼同一個產業的創新，在中國卻沒有引發與英國相同的革命性效應？

更讓人吃驚的是，根據中外學者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顯示從十四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八零年代以前、在中國有過一家綿手工業紡織廠！

趙岡和陳鐘毅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十分確鑿地寫道：

「中國傳統手工業的各大部門，都曾有過工廠僱傭人工作業生產的記載，唯獨棉紡織業沒有任何手工工廠的確切報導。」

〈P.265〉一個小小的松江府，每年二千多萬到三千萬匹的棉布到底怎樣製造的？比英國產量大出六倍之巨的產能規模，為什麼沒有形成集約式的企業化生產？

〈P.265〉小小的棉花裡，藏著巨大的「明代秘密」：

每年六億匹的棉布居然絕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戶的農村家庭所織就的。

明代眾多的地方史志中，我們一再讀到這樣的記錄──

「四鄉之人，自農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車蹋弓、紡線織機，率家有之。村民入市買棉，歸諸婦女，日業於此，且篝燈相從夜作。」﹝《南潯鎮志》﹞

〈三條魚：“篝”，音同“溝”，薰衣的竹籠；“篝燈”，置燈在籠裡。〉

「女紅不事剪繡、勤於紡織，雖六七十歲老亦然。舊傳有夜完紗而且成布者，謂之雞鳴布。」﹝《溫州府志》﹞

「當農事甫畢，男婦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燈紡織、旦夕不休，或機聲軋軋、比屋相聞。」﹝《漢川縣志》﹞

這些記錄呈現了十四世紀中國鄉村的生產景象：每個農家都有織機一部，耕作之餘，無論婦幼老小都從事紡織，全家動手、機聲不休、通宵達旦。每戶所織之布雖然數量甚微，因為戶數眾多，聚合以後卻成驚人的億萬之數。

〈P.266〉棉紡織業的家庭化與當時人口過剩的現象有關：

自明之後，中國人口迅速膨脹，建國之初的人口約為六千五百萬，到1600年時已在一‧五億左右，人地比率日漸惡化，即便在水稻技術最為普及和發達的江南地區，農戶一年耕作也僅僅能滿足八個月的口糧。棉花的大面積推廣及棉紡織技術的成熟，恰好為過剩勞力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適於栽培棉花的長江中下游一帶正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

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廠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員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老幼婦女都可從事，而且，時間也是幾乎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閒暇時間單獨操作。

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生產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

這就是擁有六億匹產能的棉紡織產業竟然沒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紡織場的原因，也是引發了西方工業革命的紡織業在中國沒有產生同樣變革的根源。

現代經濟研究中，早期的鄉村工業常常被稱為「工業化原型」，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中國的鄉村工業變成了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的抗拒力來阻止工業的興起與工業化的進程。

正因為綿紡織業在製造環節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技術上無法向工廠化和機械化進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P.267〉這種戲劇化的情況，又是中央集權的體制最為渴求和推崇的：

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織」的社會理想，每一個社會細胞都被打散，在經濟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穩定結構」。

王亞南就曾很敏感地指出：

「西歐在近代初期，織造業原本有許多就是由手工業或商人轉化來的。但在中國這條“上達”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權的專制主義的障礙。」

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經濟制度的變革與政治制度有最密切的關係：

均貧滅富的小農經濟和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有著天然的契合性，當一項技術革命發生之際，後者會本能地將之「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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